“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理论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着主流学界公认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传统，将麦克卢汉、英尼斯(Harold Innis)归于一派，强调媒介处于塑造社会发展逻辑的地位，以“自身的偏向”决定社会形态的变化。①我们也很容易从麦克卢汉的一些著名“论断”中——例如，“媒介即信息”(Media ismessage)——得出其蕴含的技术决定论意味：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媒介所传达的内容，而是社会所采用的媒介技术本身，以及它所开创的交往的新形式。在此种理论视角下，麦克卢汉的理论很快被视为“粗暴、简单的”媒介一元论，批评也随之纷至沓来。媒介史学家切特罗姆就指责麦克卢汉“虽然想通过传播媒介追踪人类文化的发展，但他的历史学却难以置信地缺乏真正的人民”③。大卫·斯金纳(David Skinner)则认为麦克卢汉的史学“完全低估了人类的能力。对于他来说，人类只不过是技术这种神秘力量的对象”。④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三次“麦克卢汉热”⑤的相继出现，也有部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早先的“技术决定论”判断有所修正。特别是第三次“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研究兴起之后，有学者已经自觉地批评早先对于麦克卢汉思想的固化认识。像莱文森(Paul Levinson)就在《软利器》(The Soft Edge)中将技术决定论区分为“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与“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硬性决定论认为媒介具有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相反，软性决定论认为媒介只是使得诸种事件得以可能；当然，这些事件可能会同时被其他因素所影响，诸如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等等。⑥对于莱文森来说，麦克卢汉的理论倾向显然是“软性决定论”的。与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等人，在其编著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一书中，麦克卢汉就被视为“媒介环境学的教父”，并且强调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反对的正是“线性的因果关系”。⑦

这种差异与争论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麦克卢汉写作方式本身的问题。事实上，麦克卢汉在著作中时常采用的是格言警句式的修辞方式，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不给予严密的逻辑推演，甚至直接将结论摆在读者面前供读者自身体会。Michale Heim不无尖刻地批评道：“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跳进火山口而麦克卢汉跳进他描述中随机的、零碎的世界。”⑧但是也有学者在麦克卢汉的只言片语中领会到了他深刻的思辨内容，近年兴起的“客体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ontology)代表人物Graham Harman就将麦克卢汉称为一位哲学家，是当代思想界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Harman甚至用了“作为哲学家的麦克卢汉”(McLuhan as Philosopher)这样的标题发表演讲，在他看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应当获得哲学本体论的地位：“我想向你们阐释麦克卢汉是有巨大价值的一位哲学人物，这并不是因为麦克卢汉不仅仅只是一位媒介理论家，而是因为哲学最终仅仅只是媒介理论。”⑨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是一种哲学体系吗?答案似乎悬而未决：即使在麦氏诸如“媒介即人的延伸”(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man)之类的警句中也不免渗透着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理论视野。像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区分的“人-技术-世界”四类关系中“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就与麦克卢汉的理论有诸多耦合。⑩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更为麦克卢汉的理论增添了几笔阴影。基于此，本文旨在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回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中去，检视至今仍未被详实理解的理论内核，从而发掘其蕴含的技术现象学内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体解剖是理解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本文认为，麦克卢汉的理论也必须被放置在新的历史性范畴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图形/背景：麦克卢汉论福尔摩斯

由于是文学理论出身，在麦克卢汉的理论著作中常常出现文学作家并不显得奇怪，像马克·吐温、奥威尔、乔伊斯、福楼拜等人就常常出现在他的文本之上。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之中，麦克卢汉似乎对柯南道尔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有着别样的青睐，我们先来看看几处比较典型的引证：在1951年出版的《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中，麦克卢汉以“从达·芬奇到福尔摩斯”(From Da Vinci to Holmes)为标题撰写了其中的一章；在1967年为《探索》(Explorations)撰写的论文中，有一节的标题为“福尔摩斯对官僚主义者”(Sherlock Holmes VS The Bureaucrat)；到了1972年，在与Barrington Nevitt合著的《把握今天：退出的执行官》(Take Today：The Executive as Dropout)，麦克卢汉再次在“猎人与侦探：姿态与伪装”(Man Hunter and Sleuth：Posture and Imposture)一节中分析了福尔摩斯。

作为一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哪点品质让麦克卢汉找到了共鸣，以至于在自己对于媒介理论的分析中不遗余力地提及?在《机械新娘》中，麦克卢汉把福尔摩斯定义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因为“他体现了一种态度，一种面对模糊不清、令人困惑的情况时的个人策略”。(11)为了说明福尔摩斯的现代意义，麦克卢汉提到了艾伦·坡笔下的侦探杜宾(Dubin)，他特意用“detective”和“sleuth”两个相近的英文(均为侦探意义)来区别杜宾和福尔摩斯。杜宾是古典意义上的侦探，他只是一位“鉴赏家”(aesthete)而非福尔摩斯式的“猎人”(man-hunter)。猎人具备的是“对于现场无止境的细查以及对于谋杀形而上似的兴奋”。(12)在“福尔摩斯对官僚主义者”中，麦克卢汉对于福尔摩斯的现代意义有了更详细的解释：

福尔摩斯是直觉性天才的典型……对于他的头脑来说，情境完全是整体的，是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在福尔摩斯看来，情境的每一个面相，每一个元素都具有整体的相关性。没有什么是无关的细节。在一个有机的复合体中，各个部分拥有总体相关性，而非单纯的与整体的关联。(13)

很显然，麦克卢汉欣赏的是福尔摩斯“方法论”(methodological)的优势：福尔摩斯从来不孤立看待情境中的诸种细节，而是将细节放置于它所置于的整体之中来考察。而在本节中被置于福尔摩斯反面的是“官僚主义者”(bureaucrat)，他们的技术恰恰是“序列性的、切割的和细目化的”，他们“在线性的时空序列中寻找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梦想着总体性以及细节的相关性”。(14)

进一步来看，福尔摩斯与官僚主义者的对比牵涉到如何把握细节/整体这两个元素。麦克卢汉对福尔摩斯的讨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隐秘地指涉了自己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图形(figure)与背景(ground)，(15)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两个概念时常被学界忽略)。根据麦克卢汉自己的说法，他对图形/背景二元组的使用借自Edgar Rubin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任何情境包含着注目处(areas of attention)(图形)和更大的非注目处(areas of inattention)(背景)，有意识的图形只能在非意识的背景中得到理解。与麦克卢汉推崇的福尔摩斯相比，官僚主义者的失误之处在于，他们将情境切分为细目化的图形，所以无法像福尔摩斯一样通过理解图形/背景之间的互动而得到情境的关键信息。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他们眼中“只有图形没有背景”(all figures and no ground)。而且，麦克卢汉更感兴趣的是图形/背景之间是如何交互(interplay)：

诸种图形由背景中出现，又退却至背景中。背景的构型包含了所有可用的图形。例如，在一场讲座中，注意力将会从演讲者的话语转到他的姿态，转到会场的光线或者街上的路灯，转到椅子的舒适度或者记忆中的场景、联想、味道。每一个新图形的出现将其余图形置换(displace)入背景。(16)

在图形/背景的交互中，麦克卢汉强调的是背景的优先性，甚至于是“背景重塑图形”(ground remakes figure)。“在事物的秩序中，背景首先出现而图形在之后产生。”(18)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人与世界无中介的关系的前提之上。在媒介技术兴起以后，人与世界开始以媒介为中介展开互动，麦克卢汉认为出现的是一种由技术产生的“视觉空间”(visual space)，它将事物化约为抽象的元素，将图形与其相伴的背景剥离。这样，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人类完全沉迷于具体的图形之中而忽略背景：“我们视觉感知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分离图形和背景。”他举了字母表的出现作为例子：

当那些可见的字母终止将自己置入思维的对象，它也成为一种消解其概念的(被压抑的和阈下的)感知。对于读者来说，字母表将感知(percept)与概念(concept)相分离，其带来相关影响在于它使得概念变得独立，使它成为没有意识性背景的一个图形(a figure without a conscious ground)。(19)

麦克卢汉对于技术的看法显然与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技术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对人的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它以特定的强制结构将人集置(ge-stell)，“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寸物来解蔽”，(20)如此一来，世界的某一部分被解蔽出来，而另一部分则被遮蔽了。简而言之，技术强迫人以唯一方式解蔽自然，人在对技术的应用中同时解蔽/遮蔽了世界的样貌。出人意料的是，麦克卢汉似乎对海德格尔现象学路径有着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它(背景)的结构是完全取决于其与图形之间的交互”，因此，海德格尔只是将注意力从图形转到了背景，在他的现象学中“不存在任何图形与背景的交互”(no sense of interplay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21)

理解麦克卢汉以图形/背景模型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也促使我们必须“现象学化”麦克卢汉。像Ralon和Vieta认为麦克卢汉“混淆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和萨特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22)之类的结论显然是不准确的。这里的问题是：(1)图形/背景模型与现象学究竟是何种联系；(2)麦克卢汉在哪个层面批评了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现象学讨论。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将在下节中引入“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一现象学关键概念。

二、意向性：理解麦克卢汉的钥匙

现象学运动的产生是为了克服长久以来困扰哲学界的心身二元论。胡塞尔借助“意向性”这一概念批判笛卡尔的我思。在笛卡尔那里，世界分为“我思”(res cogitans)和“广延”(res extensa)两种实体，其中，我思是依据自身存在的实体，它完全处于主体的内在性之中。我思如何贯穿对象世界——即如何通达广延是笛卡尔必须要处理的难题，为此，他设置了第三个实体“神/上帝”来保障两者之间的贯通。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机械的主客两元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意识的外在性早已通过其基本建制得到阐明，因为“一切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所有的意识活动事实上都是意向性(intentional)活动，它们总是以某物为自身的意向对象。据此，胡塞尔通过意向性这一概念将自我与他我关联起来，将主体从封闭的内在性我思中解救出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认识/知觉领域，他所谓的意向性事实上知觉的意向性(perceptual intentionality)，是第二性的，而“认识本身先行地奠基于‘已经寓于世界的存在’中——而这一存在方式就在本质上组建着此在的存在”。(23)因此，胡塞尔的意向结构仍然是一种“自我-认识-世界”(ego-cognizing-world)的模式，是主体通过自我的认识/知觉系统通达客体；而海德格尔提出的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dasein-being in-world)的意向结构，是生存论(existential)意义上意向性。(24)换句话说，胡塞尔的认知意向是以海德格尔的生存意向为前提的。

那么何谓生存的意向性呢?海德格尔认为这表现在此在(dasein)的操劳(sorge)：“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的‘认识’。”(25)此在通过操劳，在与形形色色的物打交道中物获得了一种物的上手，“切近的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恰恰是能本真地上手”。(26)因此，海德格尔将人类与世界的诸存在者最初关联状态命名为“上手状态”(zuhanderheit)，亦即一种事物的“称手”状态。海德格尔用锤子打一个比方：对于锤子起初的领会在于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导向，亦即我们每天都需要用锤子去敲打物品，这种习以为常的一种使用状态就是锤子对于我们的“称手”：“用具不仅仅是摆在那里，而是具有这样一种‘自在’，它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称手的和可用的。”(27)只是说当锤子破损了或者被折断了，我们才需要将其作为一个认知对象去认识，去把握其对于我们劳动的作用，从而去认识锤子对于我们“陌生”的一面。海德格尔将这种认识视为第二性的，即事物的“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通过以上的区分，海德格尔意在强调对于世界本身存在的领会需要一种“照面”，需要一种与存在者当下的“上手状态”打交道的机会。而且，这种领会是世界本身的“自在”：

不可把上手仅仅领会为具有某种看法的性质，好像我们把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加在当下照面的“存在者”头上，好像一种当下就其本身而言是现成在手的世界材料以这种方式“涂上了主观色彩”……而在世之存在先要越过在操劳活动中上手的东西才能推进到对仅只现成在手的东西的分析。当下上手状态是存在者的如其“自在”的存在论范畴上的规定。(28)

换句话说，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以事物的“上手”为前提的，“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意味着事物总是-已经(always-already)先于认识被上手了。

唐·伊德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他认为意向性是“现象学奠基性的关联性原则”，(29)但是海德格尔的意向性是在纯粹存在论的视野中去讨论“人-世界”的关系，而事实上，“从远古时期到各类文化之中的人类活动，总是嵌入在技术之中”。(30)这一点是在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分析中缺席的。为此，伊德做了一个比喻，海德格尔所设想的无中介的人与世界关系好比“伊甸园”(Garden)，但是人类从降生之初就已脱离了伊甸园，身处“尘世”(Earth)之中。换句话说，人类来到现实生活的那一刻就已被包裹在技术(广义的技术，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为中介的世界中。因此，为了理解技术，我们必须将现象学“经验化”，透过“经验现象学”(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y)的视角在尘世的经验中去理解技术的意向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31)

借用梅洛-庞蒂对知觉的讨论，伊德认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必须重新去考察“知觉”(perception)这一概念对意向性意味着什么。胡塞尔认为“知觉”是有意识性的感知行为，所以招致了海德格尔对其认识意向性的批判。但透过梅洛-庞蒂，我们可以发现，知觉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感知性行为，即主体借助身体所达到的知觉；另一种是梅洛-庞蒂所分析的知觉，是借用技术所延伸的人类感知。伊德举了梅洛-庞蒂分析的手杖的例子：

盲人的手杖对盲人来说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不再是为手杖本身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感觉能力的区域，延伸了触觉的广度和活动范围，成了视觉的同功能器。在探索物体是，手杖的长度不是明确地作为中项发挥作用：与其说盲人通过手杖的长度来了解物体的位置，还不如说通过物体的位置来了解手杖的长度。物体的位置是由盲人触摸物体的伸展范围直接给出的，这除了包括手臂伸出的距离，还包括手杖的活动范围。(32)

如果说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因其“上手”而得以“抽身而去”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分析恰恰证明，技术在上手之后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扩展了身体的知觉范围。基于此，伊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感知：一种是在实际的看、听、触摸等意向活动中认识到的感知，这正是胡塞尔所考察的知觉，伊德把它称为“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是通过技术(这里包含着一切广义的媒介及其相伴的社会属性、文化诠释等等)所扩展的人类感知，他将其称为“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

据此，伊德用“人-技术-世界”这一意向结构改造了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结构，他认为，从经验现实的观点来看，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没有技术的生活世界至多是一个想象性的投影”。(33)我们的知觉总是-已经被技术所中介和构型了，“‘天真无知’的知觉至多是一种抽象”。(34)通过“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的划分，伊德奠定了技术现象学的分析基础，他所要处理的是由技术所扩展的宏观知觉及其带来的意向性效果。也正是在“人-技术-世界”的意向性结构中，技术现象学与麦克卢汉的图形/背景模型隐秘地会师了。

三、海德格尔之后：伊德的“技艺现象学”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元律”

不难发现，伊德对海德格尔意向结构的改造与麦克卢汉的图形/背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首先可以将图形/背景模型“现象学化”，得到麦克卢汉式的“人-媒介-世界”的基本意向结构。从而图形意味着人通过基本认知活动得到的与世界的关联(微观知觉)，而背景意味着生存论上更广阔的、由媒介(伊德所言的“技术”)所带来的知觉的扩展(宏观知觉)：一方面，对于背景的理解只能通过对于图形的把握得到关注；另一方面，把握图形离不开现实背景意义的支撑。因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在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当麦克卢汉批评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中“不存在任何图形与背景的交互”之时，他事实上表达的正是海德格尔没有发现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之间的交互关系，而将认知的意向性化约为一种单纯的(胡塞尔式)知觉模式。或者用伊德的术语来说，海德格尔没有发现由技术所中介的“宏观知觉”本身已是此在在世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技术的理解必须要放在其所开辟的“宏观知觉”与“微观知觉”的交互活动之中。因此，麦克卢汉会批评海德格尔以完全“概念性和抽象性”的方式理解背景。(35)

令人惊讶的是，伊德在自己的文本中也提到了“图形/背景”这一模型。他认为，现象学是一种“生存论化的生态学”，是在其领域内的关系中研究对象：“这也类似于图形/背景(figure/ground)的模型，图形(生物体)与它的背景(环境)相互关联，这种关联的研究就是生态学。”因此，“将身体性的存在生存论化的现象学”就是一门“哲学的生态学”。(36)进而，伊德认为微观知觉/宏观知觉的关系正是类似于图形/背景之间的关系：

微观知觉和宏观知觉的关系不是派生的；相反的，它更像是图形和背景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微观知觉是在它的诠释的-文化的情境中发生的；但是，所有这些情境只有在微观知觉的可能性的范围内才得以生成。

伊德甚至在下一段采用了类似麦克卢汉的“背景重塑图形”表述：“只要宏观知觉的变化很彻底，与任何一种微观知觉的关系必须也发生变化。”(37)换句话说，理解宏观知觉/微观知觉与背景/图形这两对关系必须理解各自元素之间如何互动(用麦克卢汉的话说，理解它们的“交互”)。

麦克卢汉与伊德的分析是“殊途同归”吗?——这意味着虽然理论起点不同，但在伊德“经验化”的现象学与麦克卢汉“现象学化”的媒介理论中存在着以图形/背景和微观知觉/宏观知觉为核心的理论之隐秘勾连。答案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在伊德和麦克卢汉共同完成了对于技术/媒介存有论上的分析之后，他们却走上了相异的研究路径：伊德开始转而考察“人-技术-世界”之基本意向性结构具体“是什么”(what)——即讨论其所言的宏观知觉的四种变项(variants)；而麦克卢汉的关注点则在于图形与背景是“如何”(how)交互——即考察媒介是如何导致与使用者关联的图形与背景发生变化。

我们先来看伊德的研究。伊德认为，技术现象学的基本任务在于发现“人-技术-世界”关系中的“各种结构性特征”，(38)因此，必须借助经验型的观察来考察技术是如何介入人与世界的意向结构之中，并且产生了哪几种不同类型的变项。据此，伊德区分了四种基本的人与世界的生存关系：第一种是“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即“我以一种特殊的使用方式将技术融入到我的经验中，我是借助这些技术来感知的，并且由此转化了我的知觉和身体的感觉”。伊德为该关系绘制了一个基本的意向图示“(人-技术)→世界”，即技术“具身”于我的使用情境之中，我借助技术来感知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眼镜”；第二种是“诠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即技术成为了人与世界的中介者，我对世界的意向理解往往是以理解技术来实现的。该关系的意向图示为“人→(技术-世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诸如温度计、仪表盘等等；第三种是“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即技术从一般的使用情境中脱离，成为了一个相对于我的准它者(quasi-other)，与我直接发生关系。它的意向图示为“人→技术-(-世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ATM机；最后一种是“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技术成为一种背景，好像在人的使用中“抽身而去”，成为一种不在场的显现。只有当它们发生故障或者问题之时，人们才能感受到其存在。它的图示为“人(-技术-世界)”，像空调、无线网就类似于这种关系。这四种关系可以具体见图1。

尽管伊德的划分招致了一些批评，例如Paul Verbeek就认为伊德将意向性限于人而忽略了技术本身的意向性问题。(40)但可以肯定的是，伊德对于“人-技术”四种意向性变项的分析极大地扩展了技术现象学对于宏观知觉的理解。也正因为此，伊德认为技术现象学的分析纲领应当转向一种“文化诠释学”，即考察“文化嵌入技术的方式”，从而“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宏观知觉领域中”。(41)而对于自己模型另一端的微观知觉来说，伊德认为它主要受到宏观知觉的影响，这表现在技术对于它的“放大-简化”(magnification-reduction)作用。例如使用“望远镜”可以极大地扩大我们视觉的范围，但是它同时也将我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视觉上，去除了相应的味觉、触觉等其他知觉系统的体验。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以其特殊的方式同时解蔽/遮蔽了世界。

我们回到麦克卢汉的理论来看。首先要明确的是，在提出图形(伊德所谓的微观知觉)与背景(伊德所谓的宏观知觉)(42)模型之后，麦克卢汉一方面坚持的是与伊德同样的理论立场(尽管很大程度上他们可能并不互相知晓)：背景决定图形。这可以从他的著名论断“媒介即信息”中得到，“任何媒介或者技术的‘信息’是它对于人类的规模、发展速度和尺度发生的变化”。“媒介对人类联合和行动的规模和形式发挥着塑造和控制作用。”(43)也就是说，人类使用媒介所产生的背景决定着我们意识到的图形的形态，真正有价值的是媒介形式所带来的背景变革，而非其在注目处所展现的图形(即媒介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与伊德转而考察背景之类型的多样性不同的是，麦克卢汉关注的是背景是如何(how)与图形发生“交互”，即一种媒介的使用带来的是怎样的背景与图形的改变。为此，在去世后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媒介定律：新科学》(Laws of Media：The New Science，与其儿子Eric McLuhan合著)中，麦克卢汉提出了凝聚其一生研究精华的“媒介四元律”(Tetrad of Laws of Media)。他认为，任何人造物(human artifacts)的社会文化效应都包含着四个方面：

(1)强化(enhancement)：该媒介强化或者提升了什么?

(2)过时(obsolescence)：它取代或者使什么事物成为过时的?

(3)再现(retrieval)：它使什么之前过时的事物得到再现?

(4)逆转(reversal)：当被使用到极致之后，它会产生或者变成什么事物?(44)

并且，麦克卢汉认为这四个方面是共时性地起作用，当一个具体的媒介被使用之后，它会在这四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因此，麦克卢汉给出了一个四元图式(图2)来表现它，而不是用线性、单向序列的方式，从而避免将该图式理解为单纯的因果关系：

图2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元律”图式(45)

对于“四元律”的理解必须将其放置在麦克卢汉的图形/背景模型之中。当某种新媒介被使用以后，它实际上在四个层面使得图形/背景发生交互：(1)强化。强化使得新的背景出现。当麦克卢汉断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之时，他的意思并非表面理解的那样媒介扩展了人们基本感知的能力(即图形)。相反，麦克卢汉认为强化扩展的是“实现的潜能”(potency into act)，(46)它意味着将一种新的背景带入人类的生活。例如货币的出现使得一种依托市场为中介的统一价格体系兴起；汽车的出现改变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区隔，使得郊区开始得到发展；电脑的使用加快了办公效率，使得科层制的社会生活体系得以可能。(2)过时。过时意味着旧的背景成为图形。同样，货币的出现使得传统以物易物、讨价还价变得稀少，传统的交易生活只是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例外；汽车的出现使得城乡区隔成为过时，传统城市的生活方式开始解体；电脑的出现使得记账员成为过时，诸如速记功底能力的“个人禀赋”只是成为一种展示。(3)再现。任何新的图形都是旧背景的再现。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总是另一个媒介。正如书写的内容是对话，印刷的内容是书写，电报的内容是印刷一样。”(47)但是新媒介对于旧媒介的“征用”只是将其旧的背景化为新的图形，这意味着它抛弃的是传统媒介所包含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形式，将其转变为一种显性的、外在化的媒介内容。例如，在古登堡的印刷术发明以后古希腊的对谈只能成为印刷中的内容，而与之相伴的一系列社会方式(辩谈民主、史诗戏剧、公共生活)将不再可能。(4)逆转。当一个媒介被加强至超越其极限之时，它就会发生逆转，随着它产生的背景将逆转为图形。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之中包含着所谓的“断裂界限”(break boundary)，即“一个系统在此突变为另一个系统或者改变其之前的动力体系”。(48)麦克卢汉用热力学来比喻媒介的逆转，当媒介“过热”(overheated)之时，(49)“任何它之前的特性将会逆转为一种补充性的形式”。(50)例如，当私人驾驶出行过度泛滥之后，交通将变得拥堵。本身作为便捷现代生活方式的私人汽车将转变为一种造成拥堵的媒介。同样，手机的过度使用将从联系他人的现代方式变为触及个人隐私的负担。甚至于在一些古典小说中，本身作为社会堕落代表的妓女会逆转为具有高尚人格品质的妇人。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现象学化”的麦克卢汉图形/背景理论做一个总结：在生存论的意义上，背景指代的是人通过媒介与世界展开的一种“原初关联”(primordial relations)，而图形则是在这种意向性关系下的具体认知活动。麦克卢汉一方面批评了海德格尔关注背景而忽略图形的技术分析倾向，另一方面也扩展了伊德对于宏观知觉与微观知觉如何互动的理解：与伊德关注于四种“原初关联”(宏观知觉)的变项——即在原初关联“是什么”(what)层面上讨论技术——相比，麦克卢汉通过媒介四元律更详实地展现了媒介“如何”(how)使得背景与图形发生交互。他也以强化、过时、再现和逆转四种共时性方式补充了伊德概述性宏观知觉对微观知觉的“放大-简化”效应。

四、结语：“在媒介之世存有”

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面临的问题始终是如何从我思之内在性通达广延，为此他提出意向性这一概念，将世界的原处关联设定为一种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到了海德格尔那里，他将此在的生存方式定义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为的就是将主体从其僵硬的我思实体中解放出来。同样，麦克卢汉也将“关系”(relationship)视为人之生存第一性的要素，认为“意义之意义就在于关系”(the meaning of meaning is relationship)。(53)与之不同的是，麦克卢汉采取的是一种“经验化”的现象学视角，将媒介——或者说伊德所言的技术——视为“人-世界”意向性结构的中介，提出了“人-媒介-世界”的意向性结构。事实上，如果我们对麦克卢汉的理论仔细探究，就会发现他对媒介的理解与经典的媒介理论家完全不同。相比伊德所使用的“技术”(technology)一词，麦克卢汉更喜欢使用“媒介”(media)来指称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从麦克卢汉所列举的诸种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54)他所意味的媒介事实上是泛化的媒介。某种中介性的，勾连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克卢汉的理论就并非一种简单的“媒介理论”(media theory)，而更倾向于一种“中介理论”(mediation theory)。(55)与海德格尔相比，麦克卢汉认为此在的生存状态更倾向于是一种“在媒介之世存有”(being-in-the-mediated-world)。(56)

对于新技术的未来，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显然持不同观点。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所持存的唯一解蔽方式“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57)人类所能做的只是以“追问之态去思索技术之本质”，(58)被动地等待着技术的全面宰治。相反，麦克卢汉则认为技术所带来的“视觉空间”(59)在新媒介的冲击下注定要走下历史舞台。我们实际上进入的是一种“后文学空间”(post-literate space)，其中，关联性、相对性、非连续性成为世界历史的主流样态。正如他所预言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在如今不断化为现实一样，麦克卢汉认为历史始终站在了媒介的一边：正是新的媒介不断地带来背景与图形的交互使得人类生活展现出多重的样态。“新媒介正是一种新的语言”，我们的关注点应当在于它们的“语法和规则”。(60)

最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是对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现象学追问的一种“发展”吗?当代“客体导向本体论”领军人物Graham Harman认为，麦克卢汉的图形/背景模型处理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的核心主题”。(61)借助四元律，Harman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关联起来(图3)。

我们可以看到，在“逆转”的维度上，Harman认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发展到极致会转变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如海德格尔将对工具的关注由“现成状态”转变为“上手状态”一样，麦克卢汉以图形/背景模型对海德格尔的分析再次“逆转”：他关注媒介所带来的图形与背景的交互作用，开拓了一条研究上手状态与现成状态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考察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是海德格尔对于具体技术人造物分析“过热”(麦克卢汉语)的产物。

图3 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四元律图示(62)

1988年，麦克卢汉的儿子发表了与其父合著的《媒介定律：新科学》一书，他们期待的是提出一种比肩培根和维柯著作的“新科学”(new science)。令人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却反响平平。在时过境迁的现在，人们提起麦克卢汉之时，仍然沉湎于对其“媒介三论”琐碎理解之中，而忽略了他想要系统性地建构整个人类世界之媒介分析框架的雄心。“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之后起飞”，在麦克卢汉理论被普遍误解的今天，我们也必须重新激活他所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以及凝视其为我们开创的关于媒介技术分析的深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