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康风险报道中“不确定性”建构背后的价值分化

不确定性不仅是健康类风险和危机的一个常见特点，也是健康风险议题与政治、文化甚至科学议题的关键区别。H7N9禽流感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风险议题，代表了人畜共患病疫情周期性爆发或流行的潜在风险。自2013年3月底至今，H7N9禽流感也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议题。围绕H7N9禽流感议题总是存在不确定性，诸如病例是否会增加或流行的可能性等表述。媒体常常反映和塑造这种不确定性。

风险报道相比其它的新闻报道更具挑战性就在于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媒体背负“风险放大/缩小”的责难在很大程度上与风险报道对不确定性处理有关。媒体常常被批评弱化甚至忽视这种不确定性信息，或者被批评为对不确定性过度呈现，使得风险报道呈现炒作。风险报道对不确定性的这种不同处理往往与背后的价值有关，分析这种不同建构背后的价值差异，可以为健康风险传播提供理论视角和传播实践指导。基于此，本文以H7N9禽流感风险报道为案例，借鉴奥斯丁·巴布罗(Austin Babrow)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探讨健康风险报道中“不确定性”的建构方式及背后的价值分化。

一、问题整合理论视角下的不确定性概念

学界对不确定性概念存在多元的理解。健康传播学者奥斯丁·巴布罗的问题整合理论统合了许多不确定性的认识，归类了不确定性的多种来源。该理论指出不确定性是“当情境的细节是模糊的、复杂的、不可预测的或概率的时候，当信息是不存在的或不一致的时候，当人们感觉他们对自己的知识状态或整体的知识状态感到不安全时，不确定性就存在。”①该理论把不确定性形式扩展到与信息相关的不确定性维度，认为“不确定性的许多形式来自于我们关于世界的信息的体检方式。”②量化概率、模糊性、矛盾性、不充分性、复杂性被看作是与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

同时，问题整合理论强调意义制造的语境性。这意味着，我们对任何一个事件的或然性和一系列信念或预期、价值和需求相交在一起。该理论阐述了在语境上完成的意义建构，认为人类必须整合可能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③“PIT名称中的‘整合’部分源于一种观点，即认为那些可能性和价值常常是整合在一起的，或是相互交织的”，“不确定性和价值分别构成了信息处理的冷因素(cold cognitive mechanism)和热因素(hot cognitive mechanism)”④，二者相互构成最基本的语境。整合涉及可能性意义和价值意义的相互效果。“不确定性代表了可能性意义。”⑤这也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是在语境中获得意义的，任何不确定性的建构都和价值整合在一起。当不确定性的建构和相关的价值不适合时，就形成了一种在意义上的问题整合。意义建构通常避免这种有问题的整合，而倾向于常规的整合。

二、价值、风险报道和不确定性

1.价值和风险报道

不同学科对于价值的内涵存在争议。但是无论哪种认识，都不能脱离使用价值这一原始价值内容。学者们分别从意义、属性、关系、效应等不同角度来界定价值。而关系说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内涵，在这种视角下，价值被认为是“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特定关系。”⑥

斯图亚特·霍尔区分了“形式的”新闻价值和文化主义的新闻价值。⑦二者构成了新闻价值多层次的系统。“形式的”新闻价值是包括新近性、冲突性、相关性等在内的新闻通用价值，它建立在公众和媒体的“共同的认知代码”和需求上。形式的新闻价值体现了新闻的前景结构，文化主义的新闻价值则体现了新闻隐藏的深层结构和意识形态性，因此霍尔把后者也称为意识形态的新闻价值，它涉及到权力的有意识操纵和广泛共识，往往也是与媒体合谋下的价值体系。中国社会中，媒体受制于角色定位和身份地位，建构出自己的专业主义话语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诸如对公共价值、宣传价值、经济价值的不同表达。

不同于一般议题报道，健康风险报道和科学界存在密切关系。科学理性价值成为建构主流风险话语的价值理念。与科学专家崇尚科学理性价值不同，公众是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来感知风险，并逐渐形成了社会理性。社会理性价值推崇的是以直觉为基础的个体经验的有用性。风险报道中的媒体往往被称为“准专家机制”(quasi—expert mechanism)，这个词反映了风险报道与专家的密切联系但又常遭到科学界指责“不准确”的矛盾现象，而这种矛盾正是来源于媒体对于科学理性价值和社会理性价值的选择偏向。

2.风险报道中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关系

不确定性被整合进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形成常规的或问题化的整合。媒体机构尽量避免有问题的价值整合，使得作为不确定性的建构适应价值。这就使得不确定性在媒体的建构中呈现两种基本的偏向。

一方面，一些建构不确定性的信息方式(如量化概率、模糊性、复杂性等)在风险报道中常被弱化。现代风险是一种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风险。人们要理解诸如禽流感等风险必须有全面和系统的知识，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各种限制条件和对背景知识的知晓。新闻是一种信息，而信息是减少或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东西。“愈是谨慎的科技专家所表示的‘不确定’意见——了解程度不够、证据不足、暂时性的分析——愈有可能被忽视或排除。”⑧

另一方面，而一些建构不确定性的信息方式如冲突信息在风险报道中被凸显或遮蔽，呈现(不)确定性的生产偏向。新闻记者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到报道中，目的是使得风险故事更有新闻价值。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大众媒体往往更倾向于报道疾病中的各种冲突。⑨

但是，不同媒体对不确定性的建构也不尽相同。传媒有自身运作的逻辑，部分基于新闻通用价值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有它动态的部分，也就是说，要受到文化主义的新闻价值的影响，甚至不同理性的影响。一些有关风险议题新闻框架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些市场化媒体“力图揭示事件真相及来龙去脉，展现社会冲突及实质问题”。精英与资本联盟试图通过“冲突的私域化”，使得风险事件的本地媒体和党媒将冲突保持在公共权威的视野之外。⑩大众传媒还促进和培育了社会理性的进一步演进。(11)

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着眼于分析媒体对不确定性的建构差异，本研究尝试探析我国主流媒体风险报道对“不确定性”的建构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分化。

三、我国媒体对健康风险不确定性的建构

以“H7N9”和“禽流感”为关键词，检索惠科新闻数据库，发现《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比较密集，研究选择2013年3月31日到2017年2月28日期间两报有关禽流感的报道，共获得有效样本350篇，其中《人民日报》137篇、《南方都市报》213篇。

1.概率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建构

巴布罗(Babrow)指出，量化概率和模糊性信息都是概率信息。前者是概率的数字模式，后者是概率的语言模式。模糊性是对量化概率的不确定，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本研究中，把概率数字(如“重症病例病死率27%”)编码量化概率，把模糊限制语(如“大概”或“或者”)编码为模糊信息。研究发现，两报在通过量化概率来建构不确定性上没有显著差异(=1.428，P=0.232)。在模糊性信息上也没有显著差异(=1.843，P=0.175)。如果把量化概率和模糊性合并为概率信息，《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概率信息比例分别为34.3%和31.5%，两报没有显著差异(=0.306，P=0.579)。

《人民日报》把不确定性建构为概率信息在其报道中的所占比例是最高的(34.3%)，高于冲突信息(7.3%)、缺乏信息(17.5%)等。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南方都市报》中。“很多科学家承认他们倾向于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待风险问题”(12)，概率信息是对确定性的“限制性表达”，由此可见，两报皆凸显“限制性表达”来建构不确定性，体现了风险报道和科学话语的接近。

2.冲突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建构

冲突性信息是通过信息矛盾性来呈现不确定性(Babrow，1998)。本研究把直接质疑(如“不同意”这样的反对词汇)和平衡性冲突(指把没有直接表明冲突但是摆出两个不一样的观点)编码为冲突性信息。研究发现，《南方都市报》和《人民日报》通过冲突性信息来建构不确定性的比例分别为22.1%和7.3%，两报存在显著差异(=13.335，P=0.000)。

《南方都市报》既呈现了科学领域内的冲突，例如，“有专家称H7N9‘病死率很高’，对此，王声踊有异议”(13)，也引用反对方的证据来“维持”在社会范围内的风险争议。例如，《南方都市报》通过《还不能肯定是家禽直接传人》《把H7N9流感称为“禽流感”是不科学的》这样的报道来呈现了社会各界对H7N9病毒感染原因的争议。

而《人民日报》通过话语策略弱化呈现冲突。这集中体现在：在面对H7N9感染原因的争议时，《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提供诸如“避免接触和食用病(死)禽畜”这样的个人行动信息，或者直接对“禽流感”作为一个术语进行专门解读。这实际上是通过预设的方式达到既规避呈现冲突又间接回应冲突的效果。

另外，两报在建构不确定性时，选择冲突信息的类型也有显著差异。《人民日报》所有的冲突性信息都是直接质疑，例如，《治疗H7N9禽流感未必要出台专门免费》就是对社会表达的全民免费医保进行了一种一锤定音的否定，没有给予反对方论辩的空间。而《南方都市报》总共57篇提及冲突性的报道中，50.9%的报道(n=29)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平衡性报道这一折中冲突形式。

3.复杂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建构

不确定性的部分原因是信息太复杂而处理不了(Babrow，1998)。复杂的讯息会传递或创造不确定性，因为它们无助于意义制造。本研究把存在复杂专业术语和细节编码为复杂性信息。复杂性信息在《南方都市报》和《人民日报》中的比例分别占6.6%和16.8%，两报存在显著差异(=9.203，P=0.002)。《人民日报》更倾向于复杂性信息的表达。这集中表现在对于死猪是否是H7N9感染源的观点上，其表述是：“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对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样的34份留存样品，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14)在这里，“34份留存样品”和“通用引物检测”这样的复杂信息建构了不确定性。而《南方都市报》则通过叙事的方式来表达风险观点：“3月8日，……嬉戏的孩子发现了上百头猪的尸体；3月9日，星期六，媒体报道称，黄浦江上漂有900头死猪……当上海市官员组织人力沿着黄浦江打捞死猪时，一个卖猪肉的小伙子正躺在医院里与死神搏斗……”(15)报道以故事讲述这样一种符合公众风险感知逻辑的方式，宣称了风险观点。

4.缺乏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建构

缺乏信息的表述是通过揭露“知晓的无知”来建构不确定性。Babrow(1998)把这种现象称作为信息的不充分性(incompleteness)。本研究中，把报道指出缺乏知识(如“需要进一步调查”)或信息真空(如“缺乏证据”)编码为不确定性。研究发现，两报通过缺乏信息的表述来建构不确定性仅次于模糊性信息。缺乏信息在《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比例分别为17.5%和18.3%。两报没有显著差异(=0.035，P=0.851)，而且，媒体往往把这种缺乏信息明示为是缺乏科学信息。新闻“活禽市场最危险 人传人证据不足”中的“证据不足”就潜含地表达了科学信息在风险判断中的价值。

四、健康风险报道中“不确定性”建构背后的价值分化

在本研究中，两家媒体都倾向于在凸显“限制性表达”(概率信息)和“知晓的不知”(缺乏信息)来强化信息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的建构上，“限制性表达”是对结果承诺的谨慎；“知晓的不知”是知晓对科学信息的证据不足，复杂性对源自科学语言代码的难以理解，它们都是来自于科学领域内不确定的论述。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传统媒体的健康类风险报道在建构不确定性时体现了“科学理性”价值的话语实践。但是不同传统媒体对不确定性也进行了不同操作(凸显和弱化)，体现了背后的价值分化。

1.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风险报道中“理性”价值的局部分化

贝克指出，“在风险论争中变得确实清晰的，是在处理文明的危险可能性的问题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和缺口。”(16)在本研究中，两家媒体呈现了“理性”价值的局部分化。“局部分化”指的是两家媒体通过复杂性建构不确定性上的不同操作，呈现科学理性价值和社会理性价值的分化；同时，传统媒体对科学领域的冲突凸显和抑制，也间接地体现了这种分化。具体而言，《人民日报》的风险报道更加倾向凸显复杂性，体现了其践行科学理性价值的话语实践。而《南方都市报》一方面倾向于弱化复杂性(用叙事语言和经验知识置换科学话语的方式达到)，开拓社会理性价值的表达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凸显科学领域专家的冲突性，形成对科学知识的质疑，间接地达到对社会理性价值的启蒙，从而规避风险报道中科学理性独大和社会理性价值完全隐没。风险报道中建构不确定性时所体现的科学理性价值，潜含地把“风险分析”定义为科学又复杂的知识见解，不仅将健康风险的定义权垄断于科学专家与科技官僚手中，而且藉由不确定性的语言，使它成为一种“无错”的宣称，从而策略性地规避了责任。因此，健康风险报道中基于社会理性价值的不确定性建构，更多是以彰显对专家权威的一种抵抗姿态而呈现。

2.冲突性和相关性：形式上的新闻价值的分化

健康风险报道中对冲突性的不同操作，体现了形式上的新闻价值即冲突性和相关性的分化。“相关性(relevance)是指新闻对观众、听众或读者具有的重要性。从广义上讲，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尔通和鲁格略嫌僵化的一致性(consonance)这一术语相关。”(17)在本研究中，《南方都市报》倾向凸显风险的冲突性。冲突被看作是记者在陈述中创造客观性的一种方式。而《人民日报》对“冲突性”进行弱化，常用相关性的新闻价值，来替换冲突性新闻价值。冲突性关注的是风险事件的戏剧方面，相关性关注的风险事件的实质方面。在突发传染病风险事件中，控制恐惧、构建安全(健康安全和社会安全)对于受众来说更有相关性和重要性。《人民日报》通过诸如“避免接触禽”的个人行动建议既避免直接呈现冲突，又为民众指引了风险规避行为的方向(体现相关性的新闻价值)。这样，争议性的观点转化为获得安全的信息。“新闻价值自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认识并且展现了世界的方式。”(18)健康类风险报道对冲突性的强调往往体现了对个体化和细节的关注，使得个人主义的理念和威胁感知被“自然化”。而相关性则更关注集体主义的和安全的意识形态。

3.社会价值和宣传价值：文化主义上的新闻价值的分化

文化主义的新闻价值，指导了一种建立在媒体角色和地位基础的不同的专业主义价值的实现，是隐藏有关媒体话语权实践的信念价值。健康风险报道对于不确定性的建构映射了这种价值存在。齐格蒙·鲍曼曾潜在地假设“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资源的控制”。(19)本研究中，传统媒体对冲突性的凸显和弱化体现了文化主义上的新闻价值的分化，这尤其体现在公共价值和宣传价值的分化上，这种分化形成了对不确定性资源的不同控制方式。具体而言，为了弱化冲突性意义，《南方都市报》更多的是对冲突特别是平衡性冲突的凸显，给不同声音提供了一定的对话空间，这体现了该报通过维护公共服务价值而维护专业权威的实践。而《人民日报》侧重于对冲突性事件进行定性，通过对不合规范话语的裹挟和规制，裁决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从而对弱化或转变了不确定性，充当的是“立法者”的角色，“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休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20)通过立法而获得对风险独断的定义权和舆论引导，这彰显新闻报道凸显宣传价值的专业主义文化，并通过这种价值操作来维护专业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