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政治性的有机关联——理解莫言作品的新视角

莫言获诺奖后，受人诟病和质疑的主要缘由是因其是体制内的作家，参加过解放军，是共产党员，是作协的副主席，2012年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把莫言推到风口浪尖，由于该讲话有严重的政治意味，突出了阶级性，一方面长期以来作为政府领导文人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却备受民间诟病。莫言作品也涉及许多政治话题，被认为和共产党的关系过分密切，大失文人风骨，一个与政治关系如此密切的作家是没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莫言获诺奖这一事件已过去两年，冷静下来看待这一事件，可以发现莫言作品对《讲话》精神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2012年10月12日，莫言在召开第二次媒体见面会时，回答了这些疑问。他明确表示不后悔抄写了《讲话》，同时强调他的作品的文学性是超越政治的。“我抄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需要。”[1]

一、继承：从生活出发，强调“人”

《讲话》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的积极的作用是他所承认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文学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些观点都是与莫言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莫言作品中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千奇百怪的事件大都来源于他真实的生活观察，用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力和真实、魔幻的笔触描写“人的命运与情感，人的局限与宽容，以及人类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牺牲与努力”。[2]

莫言把他的文学领地建立在高密这块养育和成就了他的热土上，“‘高密东北乡’第一次出现在《秋水》中，从此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安身立命，他自己也真正找寻到了他的文学王国的根。”[2]

在莫言“用耳朵阅读”时期所积累下来家乡富有传奇色彩的传闻逸事，比如说小狮子、郭兔子、高仁生、冷关荣等土匪的火拼争斗、孙家门口桥头伏击日本鬼子的战斗、高密县长曹梦九的鞋底等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真人真事，都成了《红高粱家族》的原始材料。二是高密乡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莫言之所以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奇思怪想、那么多历久弥新的故事，一支笔呼风唤雨，是与高密的三大民间艺术，高密剪纸、高密泥塑、高密扑灰年画的熏陶分不开的。它们那种无所不能的大胆构思，给了莫言以很深的启示。《高粱酒》中奶奶剪的“蝈蝈出笼”、“梅花鹿”等，就出自高密剪纸世家之手。莫言正是运用了高密丰富的民间传说和他本人在乡土社会生活了21年的经历，杜撰、夸张、运用神话，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

在高密这块充满故事的沃土上，莫言恪守着一个农民的本分，辛勤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身体力行，深切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莫言本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时期，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土地改革，80年代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有过小时候饥肠辘辘的痛苦记忆，才有了引起无数人同情和怜爱的黑孩，在《透明的红萝卜》中，作者花了很大的笔墨来描写小黑孩的饥饿的感觉，没有切身的体会，是无法想象出那个时代的饥饿感的。1960年的饥荒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刚上小学的莫言第一次感受到了煤的美妙味觉，这种美妙感觉跟黑孩看到那根金黄色透明的红萝卜的饥饿中扩大的感官有异曲同工之妙。莫言的《蛙》描述了在计划生育政策下,高密东北乡的老百姓们不同的态度和生活状况,塑造了一系列复杂而又立体的人物形象。在接受采访时，莫言说道:“《蛙》是因为人物而产生灵感和激情,也是把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命运作为根本的追求。”[3]《蛙》中的蝌蚪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让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引产，这段经历来源于莫言的亲身经历，八十年代莫言是一名军官，为了不开除党籍。像他的许多战友一样只要了一个孩子，这成了那个年代被迫响应国家政策的一代人心中的痛楚。《蛙》中的姑姑是一位妇产科医生，青年时期积极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铁面无私，在政策的坚决执行中扼杀了许多超生的小生命，晚年姑姑经常回想起那些经她手死去的孩子和母亲，自感罪孽深重。姑姑这一人物的原型是莫言的亲姑姑管贻兰，莫言站在“姑姑”的角度来思考她的内心的赎罪与解脱来认识生命的可贵。

二、超越：从人性出发，突破政治局限

莫言抄《讲话》受人诟病的主因无非是因为《讲话》强调“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文艺服从于政治”。[4]这种艺术的政治标准，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从思想上武装广大群众，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显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及创作的需要，所以莫言突破它，认为“过分地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间机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文性。”[1]“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5]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颁奖词强调了莫言作品的文学性，纵观2012年10月11日以来的外媒评论，对莫言获诺奖的评价也都淡化政治，回归到作品的文学价值上来，比如《纽约时报》对莫言及其作品的评价“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

莫言虽是在体制内的作家，他的身份、他的一些头衔、光环都是体制赋予他的，但他能够在体制内敢于叙述和揭露一些真实的社会现实及人性，不随大流创作作品。而是在站在同理心的角度超越政治的局限，写人性善恶以及各种情感，抨击社会的不公和黑暗面。

《檀香刑》涉及到的是刑罚、是人性的恶，动荡时期世态炎凉，人们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互相攀附，相互勾结又不断提防着。人性充斥着兽性与奴性。在莫言笔下这些刑罚描写的极其残酷，骇人听闻，甚至看了让人恶心。刑罚的残酷、肉体承受痛苦的反应以及围观群众的冷漠，无不反映出专制下的暴政令人发指，人性扭曲、良知泯灭，发人深省。 

计划生育题材在我国一直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很多作家都不敢触碰这个话题，“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2]在生活中，莫言像大多数的农民一样，来到大城市就很自然的有点胆小怕惹事，生怕别人不高兴。比如说他从机场去他女儿家，怕因为路途近，惹的士司机不高兴，上车前就拿一包中华烟给司机才放心地坐车。在写作中，莫言毫不留情地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及人性的丑恶当进行强烈抨击，但他从不直露地表达他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通过历史长河中的任务呈现出来。

《爆炸》、《弃婴》两部作品, 围绕节育与生育的矛盾, 描写农村家庭关系及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和烦恼, 通过在城市工作的“我”与其父其妻的矛盾、隔膜, 展现文明与愚昧的纠结冲突。作品中包括主人公父母妻子在内的广大农民, 终年躬耕垄亩, 依旧贫困相煎；愚昧与封闭,更带来人种的退化与畸形。“计划生育”对传统生活信条的扼制,带给他们的,无疑是比物质生活的贫困艰辛大得多的心灵的痛苦与愤懑。从“肉体到精神的重重压抑, 使他们宛如置身于一张无形的巨网中, 不得自由, 又挣扎不脱, 心力交瘁, 苦恼不堪。这种生存状态在《蛙》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干部的追赶，大肚子的孕妇不得不跳入河中逃跑；像蝌蚪这种官员为了保护党籍，不得不让自己怀孕六个月的老婆强行被流产，最后老婆孩子都死于手术台；计划生育的坚决执行者——“我姑姑”从人人尊敬的“送子娘娘”变成了人见人怕的到处抓超生者的“刽子手”，经她的双手不知死了多少尚未成型或已成型的小生命，以及因强制引产而丧生的孕妇。在这种政策的掌控与压抑下，执行者人性丧失，良知泯灭，生命遭受到无情的戕害与荼毒。在小说的后半段，这些政治的“刽子手”们开始“忏悔”和“赎罪”，重新认识了生命。

 三、结语

2013年6月30号，在《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的主题下，莫言与美国90后青年作家约翰·兰多夫·桑顿进行对话，当被问到是否会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时，莫言坚定地回答：“我永远不会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一个人要拿着别的国家来说事胆子要大，我还是写好自己擅长的乡土小说吧。”[5]“高密东北乡”一直是莫言作品的材料和情感来源。植根于“高密东北乡”， 不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以莫言本人的生活经验，将各种社会矛盾投影到其熟悉的农村环境中，投射到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人性的深度挖掘，这本身就是高于生活超越“政治大于文学”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实录:莫言称写作站在人格角度写情感和命运[EB/OL].新浪读书网,2012-10-12,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2-10-12/2324345448.shtml?bsh_bid=144230.

[2]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EB/OL].新华网,2012-12-08,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2-12/08/c_124066302.htm581.

[3]莫言：姑姑的故事现在可以写了[EB/OL].南方周末网,2010-02-21,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77.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1975.

[5]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EB/OL].辽宁作家网,2012-10-23, http://www.liaoningwriter. org.cn/a/qianyan/html/4886.html.

[6]莫言与约翰·兰多夫·桑顿对话:世界如何想象书写中国[EB/OL].人民网,2013-07-01,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2013/0701/c172318-220257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