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中狗的意象解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狗”的意象在一些文本间重复出现，作家很少正面书写“狗性”，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配角或者点缀出现的。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生动描摹了高密东北乡的自然和人文景象。对动物的书写，尤其是对狗的刻画，隐含着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思考着人性和人生的哲学命题。充满着原始气息和神秘色彩的《红高粱家族》，在人性与狗性参差对照中，在人狗世界的交叉错落中，埋下了暗合主题的独特的狗的意象。

首先，狗的意象体现了生命的原始气息。当没有受到外界威胁，生命呈正常秩序前进时，狗所展示的是普通意义上的忠诚代表。文本中有几处关于我奶奶家的那几条大狗的描写，当余占鳌喝多了夜闯奶奶的西院，五条狗窜出来，昂着头吠叫。“要不是我奶奶出来得快，只怕再有两个余占鳌，也早被五条猛狗给撕烂了”。外曾祖父第二次来找奶奶，“奶奶那五条狗也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外曾祖父一敲响大门，那群狗就在院子里狂吠。大老刘婆子开了门，群狗冲出，包围外曾祖父，只叫不咬。”曹县长命人大半夜抓我爷爷，“那群狗见我爷爷被抓，扑上去相救。”这些都说明这狗是普通意义上的狗，看家、护主，听人话。它们不咬人，吃锅巴，涮锅水度日，被人类驯化，为人类所用。是忠诚，善良，勇敢的象征。假设只对高密东北乡的人进行描写，会苍白无味。而对于狗的的描写，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更为丰富的、自然的，真实的高密东北乡的日常生活。

当生命受到外界威胁、生存紧迫的时候，狗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姿态。日本人入侵高密乡，烧杀抢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现实状况不仅改变了高密乡人的生活方式，还大大改变了狗的生活方式。被逼无奈之下，狗逐渐恢复原始的兽性，成为人们的敌人。它们吃死尸攻击人。“爷爷和父亲都听到了狗嘴的巴咂声和尸体的撕裂声。”令人战栗。而后由我父亲组织的人狗大战。父亲带领母亲，王光等袭击狗群，给狗群带来惨重的损失，这是违背了双方原有的战斗方式，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狡诈和残忍的红狗做首领后策划的报复，放偷袭的前后夹击，咬伤了我父亲，差点断送了余家的香火，活生生的撕咬活人，呈现暴露出凶狠残忍等负面狗性的狗。一方面，狗食人肉是为了生存，狗对人的进攻可以看做是狗为了生存而向人类的压迫发起的报复，是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下生存需要的手段和伎俩。另一方面，狗性中有着凶残和暴烈，当狗的这种本性扩张后，人即成为弱者。这种野蛮残忍的“狗道”的猖獗是对人类的极大威胁。人狗大战以爷爷枪杀红狗而结束，体现了人与狗发生极端纠葛时，人会高举人道主义牺牲狗及“狗道”！

人与狗之间的战争，狗吃死尸为了生存，人猎狗吃狗肉也是为了生存。是对于生存权、主导权的一种争夺。人不顾人道偷袭，狗无狗道夹击。狗与狗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导权。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权获利。用人与狗，狗与狗之间的战争去解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道德。展现了最为真实的一面。用狗与狗之间的战争，象征当时在高密乡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莫言正是通过狗群折赋予象征意义的意象为其想象和创造留下富足的余地，将他的思绪和内蕴的情感投射其中，扩大了视野，增强了小说的魔幻性和荒诞性。

人狗关系的对立，兽性与人性扭曲的狂嘶，都和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野性、兽性恢复的恶狗在显示其兽行的时候，狗的首领之间的勾心斗角，狗的贪婪无情，狗吃人时的嘴脸和人类一样，一切只是为了活命。与其说这是狗的世界，不如说这是撕开面纱的人的世界。人狗不同种，但和平年代表现出的平静和遭遇极端变故时的野蛮，表现出的共同行为模式，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某种程度上是生命原始特征和本来状态的复现。

   其次，狗的意象也体现出无尽的神秘色彩。“奶奶又买来三条半大狗，一条黑狗，一条绿的，一条红的。”莫言在丰富的色彩世界中，对色彩的调配和对比色的运用，信手拈来，却能传神醒目。莫言对于色彩的感受和运用是神奇而独特的，带有极其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显然，绿色的狗及红色的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我们所熟悉的狗的固有色彩消失了，新的色彩在感觉中得以重建。感觉的色素得以从经验世界的常态中解放出来，这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将一个对象从通常理解的状体变为新的感知对象，神秘感倍增。正如王德威所说：莫言用最结实的文字象征，重新装饰他所催生的乡土情境开拓了历史空间无限的奇诡的可能。[1]

《狗道》开头写道：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可以看出作者对狗既恨又敬，且畏且怜的多种情感因素。人与狗的关系是纠缠不清的。其中“可恶的狗，可怕的狗”说明人与狗的关系是对立的，可以说是预示了接下来所要叙述的不同于常的人狗大战。“可敬的狗”为了生存所做的反抗斗争，对生的强烈的欲望值得人给予敬意的，及体现了作者对于生命的激情与崇拜。“可怜的狗”生不逢时，人类尚难对其同类实行人道，怎能对狗实行狗道！狗被贴上不同的标签，这种复杂性为狗的意象蕴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黑狗在与老相好亲热时，绿狗趁其不备，将正在调情的黑狗压在河滩上，偷袭让绿狗占了优势，最终打败了黑狗。黑狗、绿狗两败俱伤，红狗咬死绿狗，逼得黑狗跳河自杀，渔翁得利。这完全违反了狗道的偷袭使得红狗稳坐上“领袖”之位，随即策划对于我父亲他们偷袭狗群的报复。而人类这边，胶高大队为过冬御寒，偷走余占鳌贮藏的狗皮，而余占鳌利用“绑票”来勒索国共两支队伍的武器，引起胶高大队利用余为其妻出殡的机会对余的队伍进行伏击，两败俱伤时又被国民党趁虚而入，全部擒拿。最后三支队伍又被日本人包围，拿起武器共同突围。

战争的发生使得世界陷入复杂的混沌之中，这也是人性内部深层次的状态。战争贯穿着《红高粱家族》中各个部分，土匪之间的战争；土匪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土匪、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人与狗之间的大战；狗与狗之间的争权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在人与狗的对照中描写开的，从而达到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和崇高性的解构。

战争是为了获取利益。爷爷与花脖子，黑眼之间的明争暗斗。一是为了报复，报复花脖子对奶奶的绑票，黑眼与奶奶的苟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权，争做土匪头子。爷爷与冷支队，江小脚儿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是为了从对方获得自己军队所需。即使是团结合作，这背后也掩藏着为自己之利不惜坑害对方。例在游击战中，冷支队与余占鳌合作，余全军覆没，冷支队没来搭救，战争结束后却来抢夺战利品。胶高大队也没有伸出援手，在战争结束后想让爷爷加入其队伍为其所用，并通过磨缠分得几杆枪。爷爷通过绑票敲诈国共两党的枪支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日寇发动战争是看中了中国的地大物博，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是为了获取巨大的物质利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是为了保全领土，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可见莫言是站在比较超阶级的观点上，是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写战争的，站在一个更加超脱一点的角度上来看人，写人。把敌人也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来描写。作者呈现出来的是最为真实的人，既展现了人性中伟大的一面也不避讳人性中隐蔽的一面。余占鳌既是抗日英雄也是货真价实的土匪。日寇在中国无恶不作，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但其也会思念妻儿，临死前求饶恕，只为可以再回去见到妻儿，也有人性中温暖的一面。有意的模糊了战争的正义性。莫言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情感发生的变化，[2]张扬了一种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3]

日本人入侵后，狗的世界不实行狗道，相互间勾心斗角，厮杀抢夺。人的世界不实行人道，抢劫绑票敲诈，用狗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相映射。狗之间的争战映射当时高密乡匪共国之间的现状，犬类的生存现实象征当时高密乡的社会生活现实，消解了所谓的战争的正义性和崇高性。人的世界与狗的世界产生了某种暗合，营造了神秘和复杂的氛围。

莫言追求天马行空的奇异世界，把客观世界放在主观感觉中来写，营造一个感觉中的亦真亦幻，带有超验色彩的艺术世界。莫言的作品中，人，动物，植物三者在生命感觉上往往是相通的，他笔下的动物、植物一个个健壮活泼，有灵性，解人事，形成生命感觉的融会贯通。文学是人学。动物意象不过是从文字的角度来关注人性世界。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有意用狗的世界来象征当时高密东北乡人的世界。人与狗不可分离，通过原始气息和神秘色彩的解读可以明确，狗的意象实际上是一个象征隐喻系统，一定主体的人与狗的关系传达不同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立场，达到对战争正义性和崇高性的解构，增强小说的魔幻性，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

注释：

[1]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读书》，1999年3月10日。

[2][3]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