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人论政”看清末民初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报纸，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它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大公报》身处近代长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必须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及各种思想博弈，一直在夹缝中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屡屡因得罪达官贵人而受到打压、迫害甚至几度停刊，不可谓不艰难。但定位于舆论监督者的《大公报》又秉持“评论时政、匡扶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对于政治活动始终全程关注并参与，在其独立的政治立场中，“文人论政”传统贯彻始终，特别是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最为鲜明。

一、《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

所谓“文人论政”，源自中国自古有之的清议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随着中国近代报纸的出现，报刊媒体对中国政治思想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在过去，中国文人的政治主张唯有通过科举仕途、著书立说来达成，而报纸令思想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为“文人论政”提供了广阔舞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报刊这一新媒体，针砭时弊，监督政府，从而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

自早期《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先河，《大公报》代表了论政的最高成绩。张季鸾认为“文人论政”指自近代报刊以来相对于“洋人办报”的“国人办报”，特别是“国人办报”中的“文人办报”而来的一种传统。吴廷俊认为《大公报》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他对“文人论政”的界定是：“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作为“文人办报”的代表，《大公报》承载了张季鸾、英敛之等人的政治主张，刊载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并对当时旧中国许多现实问题与政治现状提出建议，同时对于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大事也不吝笔墨跟踪报道、评论，给知识分子以政论自由权，给普通民政以知情权，使《大公报》发挥上达政府下及民众的报刊论政理想。

二、维新变法时期的《大公报》

维新变法时期，《大公报》的主编是英敛之，他在政治上支持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英敛之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他希望通过变法图强来达到挽救世道、凝聚民众的目的。他在表明其心志的《大公报序》一文中明确指出“报之宗旨，在开民风，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大公报》秉持这一理想，始终坚持维新变法、开民智、揭民隐的政治主张，敢于在报纸上大胆揭露和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集团腐朽不堪，刊登梁启超、严复等著名思想家的文章，大力宣传维新思想，推行君主立宪制与爱国图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维新变法时期，《大公报》迅速成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凭借其大胆评说时局、揭露社会现实赢得北方“清议之望”一名，成为“文人论政”强有力的舞台。

戊戌变法失败后，由英敛之领导的《大公报》把君主立宪作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以“达其唤醒国民之目的，以遂其希望立宪之热心”。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正是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从发展到消亡的重要历史时期，而作为立宪思想的主要推动刊物，《大公报》可以说是其最为完整、详尽的记录者。1904年，大公报刊登《论中国立宪之要义》一文，英敛之亲自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撰写文章，使立宪思想为众多普通民众所了解。随着《大公报》大量刊发中国有识之士力求救亡图存的立宪言论，清政府中的顽固派惧怕舆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大公报》等宣传君主立宪思想的的报刊杂志进行打压。而这一时期也是反清革命力量风起云涌之时，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交锋同样非常激烈，在《大公报》的报人们看来，激烈的革命固然能够推进社会的进程，但是却会使中国与四万万民众饱受战乱之苦，只有像君主立宪这样的缓进温和的改革才能确保国家在不发生剧烈动荡的前提下，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公报》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崛起以及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之势，《大公报》对国内外时局以及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始终保持极高的敏感度。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与革命者的态度表达式处于不断变化当中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早期，尽管当时英敛之领导下的《大公报》极力宣传改良主义与君主立宪思想，但随着革命派活动的日渐活跃，《大公报》也在不断关注革命运动的进展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尤其是对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者的报道评论日渐增多。《大公报》以多种方式分析和评价孙中山的思想论说，而《大公报》对于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是由反对到质疑再到认可的曲折历程。

革命运动日渐受到《大公报》的关注首先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对列强的软弱屈服以及一系列决策失误不仅使人心背离，也令赞成君主立宪的支持者们失望。其次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平台的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最终以革命派胜利保皇派失败告终，这一论战极大的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力，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辛亥革命早期，《大公报》将革命党与革命活动看做是“最高、最猛、最恶、最险、最可怖”。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也被持君主立宪观点的《大公报》所否定。随着英敛之的退隐，《大公报》对于孙中山和民主共和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大公报》报人从多方面肯定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并在许多报道中表达了信任，体现了其“创立民国”之“首功”的形象，这无疑为孙中山以及革命党提供了政治与舆论资本。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大公报》专门刊发文章称孙中山为“一代伟人”，这不仅是对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赞扬，也是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度肯定。

四、大革命时期的《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成立新记大公报。张季鸾提出著名“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的，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1928年，《大公报》刊出张季鸾的《释改革之说》中指出“夫中国改革既有绝对必要, 而改革大义曰解放创造，……对内履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篇文章系统地表明了一个旧知识分子企图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张季鸾是我国近代报刊爱国精神思想的典范，他将“报恩思想”和“文笔爱国”两点相互融合，使得“文人论政”色彩在他主笔时期表现的更为强烈。他的社评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战争的观点，《对南北猛省》、《党祸》、《送民国十九年》等社评，均用尖锐的笔调强烈抗议军阀混战、党派之争以及国民党任意捕杀人的恐怖统治。

由于秉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言论”的宗旨与“四不”办报原则，《大公报》成为“文人论政”的有力舞台，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当时网罗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萧乾等一批著名报人，他们团结一心，目标坚定，使《大公报》在言论的发表上更加有影响力。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评，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议，不管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军事方面，《大公报》文笔锋利，说理透彻，并常带着感情，富有感染力。这些社评，也成为后世了解民国初年政治局势的珍贵材料。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坚持“不党不私”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只是站在客观的层面上对时局或者时事发表独立的看法，就事论事，不会倾向于任何一个党派。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尽到了对于国家社会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五十年间，在皇权瓦解、军阀混战、外强入侵中，一大批中国报人成长起来。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笔报国，借助报刊争取民主自由与社会进步，这种忧国忧民的文人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人论政”的精神内核。百年《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着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文人论政”理念始终主导着该报的编辑工作，并在几任主编中得到传承，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为其撰稿，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舞台。可以说，“文人论政”构成了《大公报》及其报人的基本品格，他们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对于后世的报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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