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民兵葛二蛋》战争的义利价值观宣传

    当前抗战影视剧大多注重表现抗战军民的爱国主义行为，一般仅停留在展示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精神层面上，而往往忽视从义利观的角度展示抗战剧的宣传教化功能。事实上，战争行为本身往往包含着义与利的冲突。“英雄主义的倾向便是一种善的、正义的生命创造力，智慧，勇敢，坚毅以及爱人类爱民族的使命和行动的总和。”②《民兵葛二蛋》是一部表现战争英雄主义的作品，战争年代不同义利观的冲突，是该剧的叙事重点。

    义利问题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传统义利观念中，“义”一般指符合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还指公共利益；“利”一般指个人私利，常指个人的物质利益。传统的儒家义利观要求“先义后利”，讲求“以义制利”。马克思主义义利观主张“既要讲‘利’，又要言‘义’”③，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④这充分肯定了个人对正当利益追求的合理性。

    人的利益驱动或追逐的倾向，往往具有正反两面性，“既可能驱使人去追求正当（对称互惠或符合道义）的利益，也可能导致人们追逐不当（损人肥己或违背道义）的利益”⑤。趋利避害是人固有的本性，在战争灾难降临时，人的利益驱动倾向的两面性往往更明显。葛二蛋和麦子不同的抗战目的体现了不同的义利观，恰好体现了抗战利益驱动的正反两面。葛二蛋参加抗战最初是出于民间复仇的“仗义”思想。葛家村因有人出卖村中八路的信息，结果导致全村150多人被日军杀害。葛二蛋原本想找到告密者替全村人报仇，但在寻找告密者以及与日军斗争的过程中，他慢慢将家仇转为国恨。他从八路军战士身上感受到民族大义的崇高与伟大，其民间的仗义渐渐转化为民族大义。与葛二蛋不同，麦子抗战的目的不是出于义，而是为了追求非正当的个人利益。麦子当伪军的直接原因虽然是为了救苗子，但根本原因还是为自己能在乱世中偷生。做了伪军后，麦子也有与日军抗争的行为，但主要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势力，为了日后能独霸小街镇。为个人利益，他杀人灭口，亲手杀死自己的岳父；为个人利益，他残忍地杀害了李舜等“自家”兄弟；最后竟丧心病狂地害死了苗子。《民兵葛二蛋》通过叙述葛二蛋和麦子不同义利观的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道路和命运，形象地说明了抗战不仅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同义利价值观的冲突。

    战争不仅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生存价值观的冲突，还有党派或群体间不同义利观的矛盾和斗争。《民兵葛二蛋》表现了八路军及民兵、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伪军等不同党派或群体的义利冲突。八路军和基层民兵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都有为民族大义而战的英雄精神。当义与利不能兼顾时，他们勇于舍利取义。国军和伪军在抗战中极端自私。如对于缴获的毒气弹，八路军想将其销毁，目的是不想让毒气弹祸害人民；国军想自己带走；伪军则想自己保管。国军和伪军纯粹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根本不考虑毒气弹可能会给人民带来危害。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过程中，行为和思想也完全不一样。如在七里沟战斗中，当八路军及民兵同日军交战时，以老周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却卧兵不动，企图坐收渔翁之利，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八路军以及基层民兵为民族大义而战的行为及精神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伪军，因极端自私失信于民，最终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义与利的冲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战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或阻碍，把战争区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抗战不仅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也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正当利益和非正当利益的冲突。该剧表现了日本侵略者自私的民族利益；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和人民的安定和平。义利冲突也决定了正义的民族战争注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非正义的侵略行为。

    总之，《民兵葛二蛋》对义利冲突的形象化叙事，赋予战争以新的诠释。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的斗争，还存在着义与利的冲突，斗争的最终结果必定是正当的“义”战胜非正当的“利”，无论对个人、党派、群体或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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