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的自我实现

二战后不久，美国文学中却频频出现了一系列青年反叛者的形象，这一时期的青年反叛者们似乎是一些生活于现代群体社会边缘的流浪汉，他们的焦虑是来自人性深层个体生命自我的骚动，呐喊;他们的叛离所指向是整个社会的主导精神，价值标准。个体性的存在和对这一信念的极端性地捍卫使他们似乎是一道闪现于社会外围的风景线，这些青年反叛者的出现使战后美国文学中又增添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边缘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的狄安，萨尔等人正是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一、“边缘人”叛逆性的自我实现形态

“边缘人”大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自由意识和个体自主性，他们对作为普泛性，主导性的规范准则而存在的主流文化定域大都有一种强烈的想说“不”的愿望。他们相信只有置身于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控制之外，只有在对自己情感，意念，行为的自主性选择中，他们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并保持其人性的完整，人格的独立，他们才会真正地实现“自我”的价值。“边缘人”往往对自己所立足的现实环境中的公众性价值标准和行为导向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弃绝的态度，而这种弃绝又常常是通过特立独行的言行和空间性游走展现出来的。对“此处”的生活的失意和对“别处”的自由与新生的向往。他们不仅把空间性的游走作为他们与即定的生活规范告别的一种特定方式，而且“逃遁”还是他们面临困境时的一种经常性的生活选择，束缚被暂时摆脱后的“轻逸”是“边缘人”从这种空间性游走中得到的最初的快慰，也许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短暂的“轻逸”和不断追寻的热衷，《在路上》以狄安，萨尔等人为首的一群年青人对漂泊性的生存表现出一种更为浓炽的兴趣，他们对社会的拒绝也更为直观外露，他们是一群“彻底垮掉而又充满信心”的流浪汉，他们没有工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这个社会工作，他们或有妻室家庭，但那也只是一个个可以不断更换的人生骤站，他们高呼:“道路便是生活”，“我们把所有的混乱和废话都抛在脑后，采取我们时代最光荣的行动，走。”

除了对公众性价值规范的否弃外，“边缘人”对主流社会的背离更主要地体现在他们力图以个体的自我欲求为牵引，来重新建构自我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常常是以个性化的“个我”而非类本质化的“群我”为中心。“边缘人”的外在行动虽常因缺少理性逻辑的梳理、深思而显得突兀、冲动，但同时也兆示了一种人性的生动，真实和个体性自主选择的活力与主动。狄安的生活仿佛就是在下意识支配下的一连串的运动，他总是在不停地“行动”，不停地“燃烧”，并在那种“无知无识”的借懂的行动中感悟着一种无遮无掩的生命流程的真实。

除此之外，“边缘人”还试图用个人化的经验方式来判断事物，并藉此以实现对“自我”的完成。而所谓的人性的“自由”也正是人的生命本能欲望的扩张和激情的张扬。出于对这种自由的界定与寻求，哈里、狄安等人珍视自身的即时性的生命冲动与个性的舒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求助于性爱，音乐，遐想甚至是药物所制造的迷狂。他们在流浪的时光中总是有意地避开一些“理性”的告诫，并竭力要把那些易引起烦躁的念头驱除于脑外，而热衷于追逐“另外一些令人愉快的事。”狄安、萨尔等人在流浪的旅途中，对热情奔放的黑人爵士乐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习惯于把这种充满了自发性的音乐看作是对心灵的解缚，对沉重的抗议，对冷静的刺激，并力图借助于这种音乐的刺激，在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中，在一种如醉如幻的“梦境”中，彻底地感悟，彻底地超脱。同样，在一种药物所制造的相似的虚幻飘缈之中，他们也似乎真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发现了伊甸园的大门。

二、“边缘人”自我实现方式的反思

对边缘人生活状态加以了解之后，自由畅快宣泄充斥其中，但因缺乏正面的理想，他们的不满只能是一任自己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宣泄。正如萨尔所说，以“上路”为象征的这种生活带来的感觉，却是“我不明白我他妈的到底是谁。我并不惊恐：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的一生行踪无走，如游荡的魂灵”。他们与真实的生活完全隔绝，禁锢在自我焦灼不安的优越感中。“边缘人”由花花绿绿的个体性“自我”价值所装饰，掩映的另一面:狭隘封闭，苍白无力。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一种无可依傍的“漂浮”状况，也正是这种无结果、无终点的追寻的同义词。“在路上”颠沛流离的艰苦旅途其实也在暗示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奈。他们所追寻的“有意义”的生命包含的也只是急速、紧张、不稳定的行程与疯狂后的空虚。这些转瞬易逝的因素，在寻求浪漫主义情趣的同时，也是一种逃避主义和虚无主义。

在“边缘人”的身上，绝对性个体意识的优先确立，使他们不仅把自我的实现与社会角色的完成完全割裂，并把前者放到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制高点上。    出于对感性自我的推崇，“边缘人”对生活的认识常常来自于一种主观的个人爱憎好恶的情绪感受，而非对生活的全面的逻辑性理性思考。所做的也只能是听凭生命的骚动对环境作出下意识地反应。

与此同时，“边缘人”极端个体化的价值界定，虽然从人本主义意义上把个体从一切类的本质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每一个现代生命个体获得了自由，但是在现实性的公共性生存空间中，这种极端个体化的价值界定不可避免地要与同样具有自由价值选择权利的他者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同时在这种为争夺或保持主体意识优先性的战斗中，“边缘人”的主体意识往往不可避免地或被强大的外力所摧毁，或又使他人成了自己的主体意识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