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鱼星座》看徐小斌的个人化写作-文学论文

到了中国文学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个人化写作已经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然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个人化写作”呢？在国内，较早提出个人化写作理论并实践之的是陈染，她认为所谓的理性和社会不仅是空洞的、虚假的、单一的，而且对“个体”造成了压抑和束缚，我们要对抗这种状态，如果不能与之对抗，个体则“逃离”退守到自我的内心世界，固守住独特的情感。对于同一命题，徐小斌则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她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自己的世界有如一面魔镜，它似乎是自己的真实写照，然而又全然不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真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在自以为至真至善至美的时候，其实是在编造一种骗局 种把自己也骗了的骗局。走入那面魔镜是自欺欺人的开端，可怕的是，通过魔镜的通道有去无回。”①徐小斌认为不敢拷问自己的灵魂、审视自己内心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写自己，那么即使他是一口富矿也必定会被穷尽。因此，她提出：“个人化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与张力，而不至于慢慢退缩和委顿。”②我们可以把她的这种观点概括为“个人心灵的外射”，“个人心灵”指作者的内心世界，是作者自身生命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喜悦与痛楚；“外射”指的是与外部世界实现对接，即不沉溺于心灵隐秘的展现，而是巧妙地将其与外部世界相连接，徐小斌善于在作品中将女性的自我丧失作为社会发展与家庭维系的基础，从而打通了一条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自然通道。我们从徐小斌长久地执着于对女性生存的幽秘和迷幻的探索中，可以窥见其生命过程中深度的伤痛。因此，我们认为个人化写作不等同于仅仅写自己，也不等同于隐私化。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是以个人的真知灼见，面对历史和时代发言，面对存在领悟存在。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理论基础，个人化创作当然也不例外。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何明教授认为这种个人化语言方式的哲学基础更多来自现、当代西方。他指出“对符号的看重导致对语言自身价值的看重；把世界视为表象，否认客观规律，推崇个人意志的观念促发写作主体的膨胀，是‘个人化’语言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个人化写作中视野内敛，将隐秘的内心以细密的描绘充分坦露的言语方式与‘外部世界强大，个人渺小’这样的观念有关。”③的确，在徐小斌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对于西方哲学、文学思潮的借鉴与吸收。她的作品情节神秘莫测，语言飘逸灵动，想象力奇崛，充满着异域风情。
中篇小说《双鱼星座》是徐小斌进发女性主义激情的精湛之作，是一部关于现代女性的寓言。这部作品写于1994年，1995年发表，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作者在自荐这部作品时，曾谈到其创作背景“当时我正身处困境，强烈感觉到女性的真实境遇并没有比伍尔夫时代有所改善，男女平等不过是个神话。”④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极其透彻而形象地揭示出女人的境遇：想象中她无比重要，事实上却一钱不值。而《双鱼星座》的创作动机就是因为徐小斌强烈地感受到虽然伍尔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女性的境遇却依然没有彻底改变。“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旦失去，就会流离失所。徐小斌显然要在深刻思索下寻找“一间自己的屋子”，她的写作超出同类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善于直接而尖锐地打开知识妇女的精神世界，揭示她们真实的自在状态和现实境遇。《双鱼星座》讲述了一个深层隐喻的神秘故事，充满了爱欲、阴谋和如期而至的悲剧，揭示了个人命运的变幻莫测，体现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渗透着能否颠覆与如何颠覆男权文化的焦灼感与挫败感。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但这个古老的故事被徐小斌以非常个人化的当代性的经验加以改造。作品的女主人公卜零是个一度被笼罩在浓浓的父权阴影下的知识女性，这个优雅的女人在三个男人之间周旋，其精神生活摇摆迷失在自身、丈夫和情人之间，同时她的肉身还要承受种种现存的物质外在压力，她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窒息，只好在梦中逃往一个她能够认同的空间：佤寨。她以极端的敏感试图构建着别处的生活，试图摆脱“屋子”的束缚。在这里，作者对于“个人心灵”的描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卜零的身上明显地投射了作者的影子，对卜零精神深处的揭示与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女性自身的绝对关注，也正是由于这些，使得徐小斌的写作执拗地进入女性自我的精神深处，优雅而又毫不留情地去打开那些生活死结。在作品中，作者对女性内心的隐秘进行大胆的剖白，特别是对女性的身体，徐小斌同样用自我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这是女性回到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作品描写道卜零对于她的丈夫持彻底蔑视的态度，韦从一文不名的小公务员变成下海经商的阔老板，一天天利欲熏心俗不可耐，不仅没有生育能力，最后连做爱的兴趣也消失了，卜零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女性的精神自恋者，她当然有理由对在商业上畴躇满志的丈夫不屑一顾，于是“家”这个生活的寄托，在这里却成了生活的牢笼，是一个极为虚假而没有实际内容的处所。再说卜零单位里的老板，他阴险狡诈，又及其伪善，无论是利用还是迫害起手下人来，都是连眼都不眨的，卜零因不会对其迎合献媚而备受刁难，被老板胁迫去为单位献血后又被无情地逼迫下岗；而对于丈夫的司机石，卜零却充满着爱欲，石身材高大，年轻英俊，善于调情，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精神性的卜零奇怪地转化为物质性的卜零，并且以自然崇拜的形式获得现实的内容，由于受到爱欲的支配，卜零必须从男性他者那里掠夺来她的现实本质，石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卜零重温了一次青春萌动般的纯情之恋，温情脉脉的恋情使得卜零险些成为一个为爱情冲昏头脑的少女，进而成为一个为流行的美学趣味支配的暧昧人物。然而作者最终打破了石的幻象，他不过是一个社会化的情场老手，偷香窃玉是他的一贯作风，英俊伟岸的男性外表下包裹的却是骨子里的卑微怯懦。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叙述从充满“个人心灵”的展现中不露痕迹地实现了其“外射”，卜零这个作者乐于认同的女性形象在三个男人之间周旋，在精神、物质、爱欲三者之间游走，她的复杂情感中包含了对家庭的厌恶，对势力的拒绝，以及对爱欲的追求，这些都如此密切地扣紧这个时期的物质生活，那些流行的世俗价值观念又不断地在虚幻的空间和自我的镜像中呈现，这是“个人心灵外射”的又一次闪现。作品接着描写道卜零彻底地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甚至谋生的饭碗也被剥夺了，她被无情地压在了金字塔的最低层。现实生活给予卜零重压抑，使她感到窒息，于是只好逃离在梦中，在梦中她用不同的方式杀死了这三个男人，作品正是以此来表现女性文化的一种深刻的潜意识形态：“女性对于男性的复仇永远只能在想象中完成，而男性对女性的侵害、叛卖却要真实的多。”⑤的确，逃离的结果又能如何呢？佤寨只是在理想中虚构的空间，而失去精神家园的卜零只能是个永远的“精神流浪者”。拒绝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推翻创世纪的神话，完成父权制选择的某种颠覆也许只能是一种想象。作品的结尾从“原罪”的意义上进行嘲讽，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拒绝同流合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心灵的痛楚与外部世界的压抑是对立统一的，既体现了女性与社会结构相游离，又体现了女性向外部世界的诉求和对现实中男权中心的结构。可见，徐小斌的创作成功地实现了玄妙的形而上的思想意念与明晰流畅的故事的交合，把女性的爱欲与某些原始神话相混合的叙事法则使其作品具有不可知的神密性，然而，这种神密性又能明晰地折射出当代生活那些直接的现实和流行的价值观念，以女性的特殊话语实践对当代生活作出犀利的析解，真正地实现了个人心灵的外射。
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写作的个人化，自我意识的强调，使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逐渐丰富起来，虽然商业行为使一些作家面对市场而转产，但对艺术的完美追求仍然是大多数作家努力为之的前进方向。作家们着力营造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进行小说文本的改革试验，更加热衷于与世界接轨，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样起来。我们认为作家们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实验，绝对是一件好事，个人化的写作方式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的进步常常建立在每一个人充分展现天性的前提下。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个人化写作所面临的危机，一些作品刻意暴露私生活，在表露感官欲望，提供新奇刺激，追求物质享受中表现出“反叛性”探索，并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表现出空虚、冷漠、颓废和浮躁。这种“对个性解放的极力争取，往往易被极端的个性出卖，从一个传统庸俗的陷阱，落入另一个为现实标新立异而贩卖个人隐私的陷阱。”那么，同样是以女性为文本的叙述者，以女性的叙述观点讲述故事，与那些将重心放在对人性的“私生活”展示的创作所不同的是，徐小斌讲述的是超越个人生活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她尤为尖锐地表现了女性对变质的两性关系的直接书写，其中混杂着对这个时代的流行价值的抨击和那些生命神秘崇拜的寓言性叙述，使其作品犀利又深邃，这是徐小斌的创作超出同类作家的地方。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单纯标榜徐小斌的个人化写作方式而全盘否定其他作家的创作实践，而是在寻找一条道路，使个人化写作能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实现其艺术价值并成为推动文学进步的积极力量。事实上，我们从辨证的角度来对徐小斌的创作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比如，《双鱼星座》中的卜零，在她的身上散发着“自恋”和“自虐”的气息，这容易使女性主体掉入男权中心色情指认的“陷阱”，而自戕式的享乐又容易使作品成为贵族文化的产物。又如她的一些作品过多地注重女性经验而无法寻求到男女和谐的文化支点，而女性批评所倡导的是“拿出对整个人类的思考来，作出对整个时代的感应来。”⑦因为两性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关系使任何性别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由一个性别的经验来决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徐小斌已经在实现个人化写作与外部世界对接的实践上跨出了一大步，并将继续与其他作家一起坚持女性性别书写的立场，努力揭示女性在时代氛围下复杂的文化与心理上的深层意识和矛盾冲突，他们的实践必将为个人化写作作出先锋性的贡献。
最后，我们用徐小斌文章中的一段话来作结：关于个人化与外部世界的对接尚在初级阶段，但却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所说，“希望”正是对写作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然而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遗憾的道白。希望，或许就是文学留给我们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