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教授,请您走好-音乐论文

　　 大约从６０年代末，哈姆教授把注意力转向研究美国音乐和美国大众音乐。除撰写了大量文章以外，他的两部重头著作《昨天：美国大众歌曲》?穴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７９?雪和《新世界的音乐》?穴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１９８３）都在美国大众音乐和美国音乐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成为了美国音乐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１９９８年因所撰写的关于美国大众音乐家伯林的专著《欧文·伯林：来自熔炉的歌曲》（Ｉｒｖｉ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ｏ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１９９７）被美国作曲家作家出版家协会（ＡＳＣＡＰ）授予特殊贡献奖；２００２年美国音乐协会授予终生成就奖。他退休前长期在达特茅斯大学任教，担任过多年该校音乐系的系主任，１９７６年被该大学授予“Ａ．Ｒ．弗吉尼荣誉音乐教授”称号。

　　 哈姆教授是一位善良、偏于内向却十分热情的学者。与他接触，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赤诚与热情。从８０年代初到他逝世为止，我和哈姆教授通过通信、电话和拜访进行勾通、交流，建立了近三十年的友谊。其中也体会到他对中国的美国音乐研究的关心。

　　 １９８２年，我有机会自费赴美进修。去之前，在跟北京的西方音乐史的师长征求意见和讨论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专门对美国的音乐（特别是艺术音乐）进行考察和学习，因为考虑到由于中美两国关系断绝了近三十年，在西方音乐史方面，我们对美国的音乐情况知之甚少，应该抓紧机会，好好了解一下。我到美国时，除了听课之外、主要是在图书馆查找和阅读相关书籍、聆听唱片以外，尽量设法与美国的作曲家和研究美国音乐的音乐学家建立联系，向他们请教并搜集相关资料。当时我并不知道哈姆教授，只是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音乐风格的同化：美国大众音乐》（Ｔｈｅ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Ｓｔｙｌ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ｕｓｉｃ，Ｕ．Ｓ．Ａ．），觉得非常好，就于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写了一封信向他自我介绍和讨教。由于地址有误，这封信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转到他的手里，但他接到信以后，立即于１２月２日作复，热情地回答我的问题，并向我推荐他新写的《昨天：美国大众歌曲》。他说，书中更全面地讨论了美国２００年以来的大众音乐，如果要拿有代表性的美国音乐带回中国的话，这本书可能会更有用。而且说，假如我没看到过这本书的话，他很乐于送给我一本，并跟我商量如何获得书中提到的歌曲的录音资料。此外，他还邀请我参加或者推荐国内朋友参加他创办成立不久的“国际大众音乐协会”的会议等。后面这件事情虽经努力，却因当时国内手续繁杂，未能如愿①。

　　 从此，哈姆教授一直热情地给我指导和帮助。我还应他和夫人的盛情邀请，多次到诺威奇乡间他的家里去做客。他们家远离城市的喧嚣，在一个大草原的边缘，在那里可以见到野鹿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吃草，或来到院子附近寻觅食物。哈姆还在屋旁开垦出一块菜地，种了多种蔬菜，看起来很像中国古代归隐乡间的士大夫，“患壤以自欢”。哈姆教授还亲自到厨房用他的方法做鱼给我们吃，他告诉我说，鱼是村民在附近河里打捞出上来的，非常新鲜好吃！在他家，我感受到的是这位研究美国音乐的学者朴素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与美国普通乡民有多么息息相关。

　　 １９８３年初夏，我结束在美国的学习按时回到北京，此后一直与哈姆教授保持联系。他知道我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应邀在北京和外地讲学介绍美国音乐，并在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开设美国音乐选修课，以后在这些讲学和讲课的基础上完成了《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这本专著。１９８６年， 我参加了在天津音乐学院组织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美国音乐研讨会”，会上成立了“美国音乐研究会”，经上级批准，该研究会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下属的会员学术组织进行活动，我担任秘书长。１９８７年，他欣然接受了美国音乐研究会荣誉顾问的聘请。令我们高兴的是，１９８８年他作为交换学者携夫人来华访问，美国音乐研究会组织了各地的会员，一路在北京、天津、西安、成都和上海等地接待，以各种方式与他进行学术交流和座谈。在他的联系和帮助下，美国音乐研究会的一些活动也在美国得到了报道，如纽约布鲁克林大学《美国音乐研究所简报》（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ｉｃ）就曾几次刊登过我们的活动情况。１９８９年５月，哈姆教授撰写了长文《在长江顺流而下：美国音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②报道他来华访问的印象。他回顾了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主要是通过苏联了解西方音乐的总体情况；谈到改革开放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外界、融入世界的心情，和实现这一愿望所面临的困难；热情地介绍中国的音乐学者们所写的介绍美国音乐的文章、著述；北京、上海、天津开设美国音乐的课程，以及１９８６年在天津成立“美国音乐研讨会”的情况，同时介绍中国听众对西方音乐和大众音乐的欣赏状况。文章最后说：“新中国正欣赏范围越来越广的美国音乐，主要是通过传媒，而且需求还在增加，……看起来中国未来十年的专业音乐和大众音乐都会吸收更多的美国风格的成分。”

　　 哈姆教授１９９１年邀请我到达特茅斯大学作访问学者，并且一再催促我尽快成行。我到那里后才知道，原来他即将要退休了，他是要我赶在他退休之前抵达，以方便帮助我的学习和考察。我的那次访问，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介绍和联系了许多美国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其中包括约翰·凯奇，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凯奇去了欧洲，没能见面。但是我还是得以从４月到８月的短短访问期间，走访了８座城市，正式采访了２３人，如作曲家克拉姆?穴Ｇｅｏｒｇｅ Ｃｒｕｍｂ?雪，美国音乐学家《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１９８０版资深顾问之一、《新格罗夫美国音乐大辞典》（１９８６）的主编希契科克（Ｈ．Ｗｉｌｅｙ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著名音乐学家、格劳特《西方音乐史》第３、４、５版修订合作者帕利斯卡（Ｃｌａｕｄｅ Ｖ． Ｐａｌｉｓｃａ），音乐学家、耶鲁大学口述美国音乐史项目创始人帕丽丝?穴Ｖｉｖｉａｎ Ｐｅｒｌｉｓ?雪等。使我意外的是，那次访美期间，１９９１年５月３０日，希契科克为了“对你在中国传播和促进更广泛地认识包括艾夫斯在内的美国音乐的工作表示感谢”，代表“艾夫斯协会”赠送我一幅珍贵的艾夫斯生前拍摄的唯一彩色照片；又代表纽约布鲁克林大学“美国音乐研究所”给了我一封信和出版书目，并在信中说，“因认识到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真介绍美国音乐及其研究，非常高兴地承诺赠送并寄运你所选中的其中任何出版物做为添加你藏书的礼物。”至今我也不知道其中是否与哈姆教授的介绍和推荐有关。

　　 哈姆教授常鼓励我多方面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和它普通人的生活；他告诉我，由于历史原因，美国的民间音乐和大众音乐都不能与“高雅的”“艺术音乐”相提并论。但在１９７６年美国国庆２００周年前后，随着国民的民族热情的增长，情况得到了改变，经过多方努力，流行音乐、民间音乐、甚至爵士音乐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音乐系的课堂。我在他的安排下到学校听课，看到爵士乐手与学生在研讨课?穴ｓｅｍｉｎａｒ?雪上进行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他和夫人也曾带我到附近乡间参加当地印第安人的节庆，带我在集市里品尝民间小吃，观看山民跳舞歌唱……

　　 在哈姆教授的启发下，我不仅逐渐学习了解美国的音乐历史，而且也对美国音乐史研究发展的艰难历程、其中几代音乐学者所作的努力和开拓性的工作有所接触和体会，从中逐渐理解他们的音乐学界对美国音乐学的观念和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更清楚地理解哈姆教授的学术追求和他的贡献所在。

　　 美国音乐历史的发展与欧洲息息相关。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西方的音乐通史中，多数根本没有提及，或者只是把美国作为欧洲音乐的外围扼要提及某些美国的音乐现象。最早在美国出版的专门研究美国音乐历史的几本著述③和美国人自己撰写的美国音乐史，如霍华德的《我们美国的音乐》（Ｏｕ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ｉｃ, １９３１）都沿袭了欧洲传统的音乐史观，偏于注重艺术音乐和宗教音乐。这种状况直到１９５５年，蔡斯?穴Ｇｉｌｂｅｒｔ Ｃｈａｓｅ?雪的《美国的音乐》?穴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Ｍｕｓｉｃ?雪 出版，才得到真正的突破和改观。蔡斯一书的意义在于他明确地将艺术音乐与本土音乐、民间音乐和大众音乐这四个领域一起摆在同等地位进行了讨论，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欧洲音乐史观，改变了美国音乐史研究的方向和面貌。此后，２０世纪下半叶至今，美国音乐史的研究充满了活力，在美国本土音乐、民间音乐和大众音乐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并促使整个美国的音乐历史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哈姆教授的专著《昨天：美国大众歌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由于它是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总结出来的美国的第一部美国大众音乐的史书，因此具有突出的意义。全书涵盖了殖民时期从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开始输入的歌曲和西欧的歌剧、德奥艺术歌曲，到美国自己的墨面艺术以及南北战争、独立战争、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大众音乐，再到７０年代的摇滚等二百年来大众音乐的整个发展历史，分析了各个时期的风格]变和特征。这本书徵引宏深，包孕繁富，被称为“一部综合性的权威性著述。”（见该书的封页）。而哈姆教授的《美国音乐史》（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１９８３）与希契科克所写的《美利坚的音乐》（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６９，１９７４， １９８８），都是这个时期的美国音乐史的代表著作。哈姆在自序中说明自己确信美国音乐史的研究必须同时包括谱写的和非谱写的两种音乐，对大众的及高雅的音乐应该与对各种形式的艺术音乐同样认真研究。因此他说他的这本书“既是一本在美国的音乐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也是一本美国音乐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ｉｃ?雪”体现了不同于欧洲传统的音乐史观。

　　 哈姆教授在音乐学界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两本著述都是美国音乐领域中的标准教材，被广泛使用，他的研究和著述从观念上给世人以深刻启迪。我很同意美国田纳西州大学大众音乐中心主任Ｄ．科克雷尔（Ｄａｌｅ Ｃｏｃｋｒｅｌｌ）的评价，说哈姆的书“促使了其他学者学习和严肃地对待普通人所热爱的音乐。”

　　 我怀念哈姆教授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我们全家也非常关心。１９９２年，梁茂春作为访问学者访美期间，哈姆教授和夫人也曾多次邀请他到家里作客与许多音乐界的朋友交流见面，哈姆还邀请他到加州斯托克顿参加了“国际大众音乐协会”的年会。我们的儿子梁雷在美国读书时，不只一次到哈姆的家休息、作客，直到他毕业后在东部工作的时候，仍然喜欢到哈姆的家去探访他们。哈姆教授非常欣赏梁雷的音乐创作，为梁雷写过热情洋溢的推荐，说：“我认为当今美国所有年龄层次的作曲家中，梁雷属于一流之列。”他的话对梁雷的鼓励非常大，这是我们极为珍惜的一件事情。此后，我们不但跟他和夫人保持友谊，而且跟他的子孙后代也都有着真诚的联系。

　　哈姆教授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热爱中国、真诚帮助我国的美国音乐研究的学者，一位慈祥热情的朋友和长者。

　　 哈姆教授，请您慢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