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维——普通学校音乐美育实施之批判与观念纠偏-音乐论文

 　　一、音乐美育实施之批判

　　（一）课程内容甄选中对非主流音乐的贬低，体现过分的教育控制

　　从目前我国音乐教科书总体状况看来，入选教科书的作品中，“高雅音乐”和“正统音乐”等占主流。人们对非主流音乐例如通俗音乐进入学校课堂还是持谨慎态度。人们普遍认为“高雅音乐”“正统音乐”是富含深厚思想内容的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好作品，而“流行音乐”思想性、教育性差，相对来说品格层次较低。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了堵截“不健康”，不被流行文化所侵蚀，教育者们通常会严把曲目关，甄选好作品，这种良好心愿体现的是教育者应然的理想标准，却在实然中剥夺学生对各种各样的音乐进行探索的机会，体现了一种过于多虑和过分控制的教育心理。

　　抛开学理论证，让我们自己回过头来想想当年听过的邓丽君的歌，它到底毒害了我们什么？当年狠批有“靡靡之音”“倾向”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一点都不“靡靡”？就是《诗经》这样的经典，也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青春子衿、悠悠我心”的诗句，看了就会好色而淫、造成道德败坏了吗？学生们难道就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力去判断、抵制精神污染和细菌？难以想象，好不容易在越过“题海无边”，却又陷入另一个自由意识框死在“健康曲目”中，本来欲求在音乐课堂上放松放松、抒发久遭压抑的感性情怀的学生们，会对这样的音乐课有更美好的期待。

　　必须承认，课程离不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介入，学校音乐教育毕竟不是社会音乐教育和个人的音乐娱乐。但实际证明：过分的担忧和控制不会也无法营造青少年德性成长的“保险箱”，甚至起到吃力不讨好的反作用。

　　（二）音乐教学中回避愉悦，体现对身体感性的遮蔽

　　在指导学生与音乐打交道的过程中，教师们通常沿袭的还是传统认识论的指导理路：极力挖掘音乐的主题思想或者教育意义，表现对“思想性”、“内涵”、“教育性”这些理性词语的崇善，而极力回避“快乐”、“舒适”、“快感”、“娱乐性”等身体性词汇。

　　在人们的思维中，快乐就是堕落的，非道德的；道德必然是非娱乐的、严肃的、正襟危坐的。这种思维定势禁锢了教师不敢去承认音乐的快乐元素。即便要提及音乐的愉悦性，主流话语通常是从精神愉悦来谈愉悦，而生理愉悦被说成是低级阶段要遭到贬损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人们认识中默认着一种对音乐欣赏层次的三阶段分法：第一个层次停留于感官层面的欣赏，例如音乐是否悦耳，是否动听，这是最低层次，几乎所有的教育家们都认为它是欣赏中最幼稚、最肤浅的一步，这个层次是必须要向高层次超越的。第二层次是情感层次，就是音乐作用于人的感情，引起了人的共鸣，这是较高层面的欣赏。第三层次是上升到思想层面的欣赏，这是欣赏的最高境界。这种分法贬低感官快乐而拔高其所谓高层阶段欣赏的普遍认识，形成对身体愉悦的偏见。

　　身体，一贯在我们传统文化中遭到贬损，在当今“人”、“身体”被越来越推到教育学研究的前缘之时，音乐的身体性、人性是否也要做好存在论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三）音乐欣赏的“理性解读”体现了“音乐性”的削弱

　　音乐欣赏课在教法上沿袭的是传统的、标准答案式的、文学式的“理性解读”，让学生在标题的限定下听赏。例如：欣赏“贝五”，会反复强调“命运”这个标题，借用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将主导动机理解为命运的敲门声。第二乐章奏出了英雄豪迈的凯旋进行曲，表现为经过思索后，“英雄”又重新获得了信心和勇气，并准备同“命运”作战。第三乐章是“英雄”同主题“命运”的决战，开始时“命运”仍占据上风且凶险逼人，但后来在人民大众的参战下，主题“命运”音乐即刻由强转弱，最后完全给掩没。第四乐章为辉煌的胜利舞曲，是人民大众在欢庆胜利；“命运”之声虽然还在远处威吓，但已经是苟延残喘，再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了。最后，不忘提炼出这部作品的教育性意义：贝多芬与命运作不屈不挠的抗争和搏斗，反映了人类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光明的革命精神。

　　这种文学性理性解读方法，倾向于政治思想教育性，但削弱了作品的音乐性，“音乐性”的欣赏是从作品的音身形式本身来引导学生感受主题，例如从主导动机的音声本身来开始分析：从节奏看，是前面三个弱拍音，解决到最后一个强拍音：０ Ｘ Ｘ Ｘ ｜ Ｘ － ；从音调看，前面三个同音反复，下行到另一个音。再如分析：０ ３ ３ ３ ｜ １ ４ ４ ４ ｜ ３ １ １ １ ｜ ６ ０ 是由弱到强、体现力度增长的节奏，结合坚定有力的下行音调，加上全部弦乐器“夺门而出”的ｆｆ全奏，使这个主导动机显得分外威严，犹如斩钉截铁的命令，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导学生听赏主导动机贯穿在四个乐章中的不同感受，让学生在音乐的紧张舒缓的张力中感受意义的流动和变化。这种“音乐性”的方式，遵循的是音乐的感性原则，是从音声本身来挖掘音乐的道德意义，让学生在美的体悟中自然生成“善”的感悟。

　　二、观念的纠偏

　　（一）对流行音乐等非主流音乐的宽容

　　首先对流行音乐要有理性认识，非主流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对立者实现了其对主流文化监督和批判的功能，客观促进了社会的反思性。流行音乐能敏感地攥住时代最强劲的脉搏，感受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发出公众内心最想表达的新声。在西方，流行音乐通常和反战、环保、反不公正、反体制等等叛逆性思想结合在一起，如６０年代鲍勃·迪伦、７０年代平克·弗洛伊德、８０年代Ｕ２、９０年代爱尔兰的小红莓乐队一直到２１世纪美国尼尔·扬、保罗·西蒙、梅尔·哈加德等，这些流行乐人和乐团产生过强大的社会影响并被视为有社会责任，是因为他们的歌曲里有草根的忧伤、公正缺失的愤怒，以及一份超出一般情感的人文的悲悯。这种反叛、批评，解释社会的不公正，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策决策的反思监控性。

　　西方音乐教育界对流行音乐是持包容态度的，认为流行音乐对培养青少年的批判精神、社会民主政治监控能力、创新精神、敏锐的反思能力是大有裨益的。音乐教育哲学家本内特·雷默认为对待流行音乐和对待其他音乐是一样的，“这里有没有足够的音乐性来帮助音乐观察和反应的发展？——当今的一些流行音乐在音乐出色程度和音乐表现力方面，质量都极高——其音乐水准超越其流行的内容，本身就很有音乐价值。把这样的音乐排斥于音乐教育之外，不仅失去很好的教材，而且更槽糕的是，这是一种矫情的、精英主义的行为模式，只能使音乐教育事业也变得似乎矫情和精英化起来。”

　　（二）对音乐带来的身体感受给予真实肯定

　　德性的超越是人的思想和体验向上腾飞的时候诞生的，但它又是从地上启动的，在德性之维谈美育实施，必须回到音乐本质的原点来思考。

　　愉悦是音乐的内在质素，精神愉悦的起点是“官能愉悦”或“身体愉悦”，正所谓音乐首先不悦耳的话，它何以吸引人们进入到音乐世界去“悦心”？极力回避音乐确实能带来身体快适这一客观存在，或用“快感”要向“美感”升华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来谈愉悦，是一种遮蔽本真的虚伪。如果我们秉承了一种承认身体快感的音乐教育本然观，让心态简明一点，负担轻一点，大方而真诚地承认快感并将它作为一种教学策略的动力因子运用于音乐教育，也许就不会在是否崇高、健康，是否有思想性这些宏大叙事的价值倾向中纠结。

　　近年来，身体在教育学当中的意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认识到人的价值超越是以肉身存在为基本依存的。道德与身体不应该成为势不两立的、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愉悦就是生命对身体的同意，并且提出了确定可能性的生命的重要物质条件”音乐课就是要充分肯定身体的意义并力求通过音乐教育挖掘学生对音乐的感性情怀，培养他们的音乐至美至善的感悟能力，让音乐盐融入水般地化育德性提升。

　　（三）对“音乐性”的重新认识

　　“音乐性”体现了要以音乐的名义，以音乐的方式，以音乐的感性本质来彰显音乐的道德化育功能，实现学生的完善人格和道德圆满。雷默特别提出：“音乐以其独特的方式带给人们的‘超越平庸’的体验，或者说‘体验的升华’应该是音乐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音乐的感性本质与青少年时期独特的心理反应通常在“忧伤”这一心理情绪上形成共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最柔软最不可名状的思绪和情感，生命的底色是以忧伤作为基础，爱与美是生命的本真，感伤的情怀是对生命本真的回应和抒发，对于青少年来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那种内心莫名奇妙的忧伤，汇合了很复杂的身体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有的学生会选择“为赋新诗强说愁”；有的学生会自己抱起吉他吟唱；有得学生会往耳朵里插上ＭＰ３的耳机——文艺的爱与美呈现出来的生命本源性的忧伤满足了他们生命的内在诉求，这是多么自然和正常的一种心理，音乐这个时候的出场也就显示了它的无法替代的功能。

　　曾经，文艺中的“忧伤”“抒情”“伤感”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情调”加以抵制，音乐教育也就相应出现对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集体叙事、宏大颂歌、进行曲类的豪情音乐的推崇，而拒斥个人的、伤感的、抒情的作品。进入到２１世纪，人们的音乐审美偏向出现了转型，音乐越来越走入人的内心，走入感性的本真；气焰高涨的、斗争性强的音乐日益被柔和的、感怀的音乐所代替。最能佐证的例子是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必定要体现民族的、国家的宏大意识形态的叙事仪式，按理说这台晚会应该展示的是中国惯用的“轰轰烈烈”“气吞山河”“激越昂扬”的审美期待，但是整台晚会却似乎颠覆了过去以往的宏大叙事，而是回归到了个人感性、柔情的人文感怀，《歌唱祖国》是一首多么豪情高涨的革命歌曲，却是以比原曲慢一倍的童声做软化处理，淡化了一贯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当这温情的童声从会馆的天际边传来，那种柔情让亿万中国人为之感动，而这种感动比那种来势汹汹的气焰更能沁入人的内心，成为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无比坚强的力量。另一首歌曲《我和你》，将无国界的、亲和的、柔软的、慈悲的大爱展现得一览无遗。“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朴实的、关怀的语言加上平和淡定的五声调式烘托出温暖、委婉、情深意笃、乐意绵绵的感性情怀和终极关怀的大气。“音乐性”就是这样自然地如涓涓细流般作用于人心的最柔软的那个“善心”。

　　这种趋向于音乐本真的回归为音乐教育的德性培养也启明了思路：并不仅是催人奋进的，雄壮的音乐才会对德性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果甄选的音乐都是气焰高涨的，那用什么来慰藉激动后的平静、宏大后的小我？用什么来沉积道德的感悟和感怀？我们能否说弘一法师填词的感伤、惆怅的学堂乐歌《送别》是一首格调低下的作品?芽我们能否断定《让我们荡起双浆》、《小燕子》这些广受儿童欢迎的歌曲因为不是激昂的进行曲风、没有明显的思想内容就不是教材中的精品？德性之维的学校音乐美育完全可以不需要口号，不需要说教，不需要把政治思想挂在嘴边，我们音乐教育的德性培养要还原音乐的本真，让感性传递出来的美、爱、善来帮助学生自我构筑德性之本。

文章来源于《人民音乐》杂志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