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内生性考察——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对方程（1）和方程（2）进行单方程OLS回归，然后进行联立方程2SLS回归，以比较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差异。
（一）单方程回归结果
1. 研发支出方程。从研发支出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高管报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都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这与现有的研究相一致。
规模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实际上，尽管熊彼特首先讨论了规模与创新的关系，但他自己也得出了关于企业规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相反的观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34）[12]中认为，小企业有弹性克服组织惰性，能够获得技术的突破。而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1]中则认为具有垄断力量的大企业是创新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从实证上看，国内外大量的关于规模与研发支出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样本的差异。对我们的样本来说，企业规模对研发支出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研究从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探讨了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整体来看，公司治理变量对研发支出有显著的影响。从所有权性质方面看，国有控股有助于企业的研发支出，但统计上不显著。实际上，所有权性质对研发支出具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往往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融资比较宽松，能保证研发支出的资金流。另一方面，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存在更加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会降低研发支出。目前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完全相反。赵洪江等（2008）[13]和任海云（2010）[14]都发现国有控股不利于研发投入，而李春涛等（2010）[15]以及杨德伟（2011）[16]则发现民营产权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大股东有动力也有能力充分监控管理者，使管理者采取的政策符合所有者利益。但从经济意义上看这种影响非常小。
我们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从理论上看，关于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可以更加有力地监控管理者，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行为。这样，外部董事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冯根福等（2008）[5]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涉及到不确定的项目时，内部董事具有充分的信息，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研发项目，降低研发的风险；而外部独立董事由于受到时间、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充分监控管理者的行为。因此，外部独立董事更加偏好于财务控制，这会阻碍企业的研发活动。Baysinger等（1991）[17]以及何强等（2009）[18]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研发投入越小。我们还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原因可能在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助于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协调沟通，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研发支出，这与何强等（2009）[1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多元化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这与Hoskisson等（1993）[19]、魏锋等（2008）[20]、张子峰等（2010）[2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多元化战略可分为相关多元化和不相关多元化，不相关多元化使得企业更多地依靠财务控制，为规避风险，部分管理者有动机降低企业的研发支出。
研发活动较高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研发支出对企业的内部资金较为依赖，这表现在利润是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源泉（海和莫瑞斯，1991）[22]，并且研发投资具有现金流敏感性。
2. 高管激励方程。在高管激励方程中以高管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显示：研发支出与高管激励显著正相关。因此，研发支出也可能是影响高管激励的一个因素。
规模对高管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规模与高管报酬显著正相关，而与高管持股显著负相关。这是可以理解的，报酬采用的是绝对值，一般而言，规模越大，报酬也越高；而规模越大，高管持股比例一般也越低。无论是对报酬激励还是对股权激励，国有控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都显著降低了高管激励。原因可能在于，从根本上讲使管理者的行为符合所有者的利益有两种方法：激励和监督，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二者相对成本的比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能够降低监督的成本，从而可以更多地采取监督的方法，这样就降低了对管理者激励的需要。系统性风险应该正向影响高管的股权激励，本文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二者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Tobin’s q与高管激励正相关，对报酬激励统计上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增长越快的企业，管理者的报酬也应该越高；另一方面，增长快的企业的风险也可能越大，作为风险补偿，需要提高对管理者的激励。很显然，盈利能力与高管激励显著正相关，负债比率与高管激励显著负相关。
（二）联立方程回归结果
比较单方程回归结果和联立方程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在联立方程模型的研发支出方程中，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而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为负，尽管统计上不显著。在高管激励方程中，研发支出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正相关；而研发支出与高管报酬激励的关系尽管为正，但统计上非常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得出的R2为负，这是采用工具变量法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与OLS中的情况不同，工具变量法中的SSR有可能大于SST，从而R2可能为负。工具变量法是当解释变量和残差相关时，为解释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估计值，拟合优度不是考虑的因素。如果不能对系数进行一致性估计，从OLS方法中得出的较高的R2值也没有什么用。具体讨论可参看伍德里奇（2003）[23]。
五、结语
本文采用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高管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先前的研究表明，高管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都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并解释为从前者到后者的因果关系。然而，我们运用豪斯曼检验发现，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内生性。我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解决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高管报酬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从促进企业研发支出的角度来说，应加强高管的股权激励。
本文的研究能够澄清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深入理解高管激励和研发支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从而在制定研发决策时要通盘考虑。本文也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影响企业高管激励的因素，指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高管激励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为高管激励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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