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物画中的形神研究

一、宋代人物画的历史背景

宋代人物画在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熠熠生辉。随着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宋代社会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为画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政治体制的稳定、文官制度和科举制的实施，不仅保障了政治的稳定，还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成长和社会的流动。皇室和官僚阶层对艺术的资助和支持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宫廷和文人圈子对艺术品的需求显著增加，为人物画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此外，宋代绘画中心逐渐南移，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人物画在技法与风格上实现了多样化发展。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也对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画家们在表现手法、审美追求及文化内涵上发生显著变化，不再仅满足于人物外在形象的逼真描绘，而是追求通过绘画表达人物的情感、性格和精神状态，力求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同时，理学所倡导的内省与修身理念，促使画家在创作中注入更多的个人思考和哲理，从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画院制度的完善为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保障，使宋代人物画在写实与写意之间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宋代人物画广泛反映社会生活，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无不入画，展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二、“形神”在宋代人物画中的应用

东晋时期的画家顾恺之对人物画艺术的精髓有深刻的领悟，他提出“四体妍蚩，非画之至妙，传神写照，方显阿堵之灵”，其中强调的“传神”核心在于精准捕捉并细腻描绘人物的神态与性情，尤其注重眼神与五官的微妙变化，以此作为画家情感与观者心灵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艺术理念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批评道：“今之画者，但贵其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这番话不仅反映了当时画坛对表面华丽的过度追求，也指出了人物画创作的方向性问题，预示着宋代人物画即将迎来重要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中后期的人物画创作开始更加注重对人物性格特征的表达。画家们不仅仅满足于画面的华丽与精致，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笔墨传达人物的性格、气质乃至情感。这种转变显著延续并发展了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画艺术的成熟与深化。

李唐的《采薇图》通过生动的人物表情刻画精妙的构图、细致的笔墨运用和淡雅的设色，深刻体现了“形神”理论的成熟。人物表情和神态的处理是画作的亮点之一，伯夷与叔齐皆着简朴布衣，右边伯夷坐姿端庄，双手环抱膝下，面容方正，眉淡眼细，高鼻长须，紧闭的嘴唇透露出沉稳。他全神贯注，倾听弟语，伯夷未曾流露丝毫情绪波澜，不为物喜，不为己悲。仿佛置身于往昔的厅堂之中，倚树而坐，以地为席，那份与生俱来的尊贵气质与内心的坚韧不拔，依旧未减分毫，显得尤为超凡脱俗。那把用于采集野菜的小锄与装满野菜的篮筐，静静地搁置在一旁，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左边叔齐则右手触地，左手轻竖二指，姿态中透露出急切与专注。其头饰轻盈，头微倾，淡眉凤眼，身体前探，与伯夷形成互动。清代张庚于《浦山论画》中赞曰：“二子席地对坐相话言，其殷殷凄凄之状，若有声出绢素。”今观此作，情感依旧跃然纸上，诚如张庚所言，感同身受。衣物线条采用折卢描的描绘手法，不仅展现了衣物的质感，更深刻揭示了伯夷、叔齐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画面采用长卷式构图，近景、中景和远景层次分明，伯夷位于黄金分割点，最引人注目。叔齐位置略低，巨石围绕形成三角形，显得坚毅。画中的两棵树表现出奇特的构图，前景的松树和枫树形成强烈对比，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树干展现出铁一般的奇崛形态，不禁令人联想到枫树在严寒中傲然挺立的坚韧不拔，以及苍松历经风霜仍青翠不凋的永恒精神。画家匠心独运，将这两株富含深意的树木巧妙安置于画面的最前沿，仿佛成为了寓意的象征，生动描绘出画中人物那坚不可摧的意志与恒久不变的高尚品格。左侧弯曲的小溪水拓展了空间，并缓解了人物内心的压抑感。这种布局增强了虚实对应，赋予作品以灵动与生机，极大地提升了画面的真实感与浓郁的生活气息，悠然自得，浑然天成。从而有效地传达了人物的内在情感和精神状态。在笔墨运用方面，李唐继承了李公麟的细腻笔法，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发展。他在用笔上大胆尝试，突出了方折顿挫的变化，并融合了吴道子“莼菜条”的笔法，使得画作在雄伟的外观下却蕴含着细腻的细节，李唐采用了细腻入微且精致的笔触，跌宕起伏，却蕴含强烈的动感，可以看出作者在运笔时难以平复的情绪。古人云：“喜画兰，怒画竹。”观李唐此作，颇有“怒竹”之风，胸中的郁闷与愤懑，皆随笔势而泻。即便着墨不多，亦能精准捕捉人物精髓。至于人物的脸庞，则以淡雅的墨色轻轻勾勒，微妙地传达出肌肤的温润，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树木的描绘以其灵动多变的笔触，洋溢着勃勃生机，巧妙地映照出人物内心深处那波澜壮阔的情感世界。此外，在设色上采用了淡雅而富有层次的设色法，衣服在勾勒好线条的基础上用花青色复勾，在周围环境的色彩烘托之下，更加凸显了画中核心人物超凡脱俗、高洁清雅的气质。皮肤用淡赭石色渲染，头发和胡须淡墨多层分染，再施罩染，使得画中人物的神态淡雅且真实。因此，这种设色方法使得人物的内在情感和性格特征得以充分展现。

在宋代之前，人物画的线条表现手法相对简约，线条的粗细与墨色运用趋于统一，缺乏多变。然而，随着宋代文人思潮的兴起，“以书入画”的理念深刻变革了人物画的创作风格。这一时期，文人画家将书法艺术的精髓广泛融入人物画中，对笔墨技法的极致追求极大地丰富了线条的表现维度，使得人物的形态、神韵乃至内在品质，都能通过细腻多变的笔墨技巧得以更加鲜活地展现。其中，李公麟的线条艺术尤为突出，《宣和画谱》第七卷称赞李公麟，称他“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一望而知其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皂隶，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他的人物画多采用白描技法，笔法纯熟如行云流水，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在精神。

在创作《维摩演教图》时，李公麟巧妙地将维摩诘这一传统佛教形象与宋代士大夫的特质相融合，赋予维摩诘以文人雅士的风貌，使其身着宋代文人的服饰，安然盘坐于席上，传经授道。这样的设定不仅让维摩诘展现出一种文人的温文尔雅与从容不迫，更通过圆润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位薄帽长须、双眸微阖面色虽带病容却充满神采的智者形象。李公麟在刻画人物面部细节时，运用了微妙变化的线条艺术，额头皱纹紧蹙，面颊纹路则柔和，精准地捕捉了一位历经风霜却智慧深邃的老者神韵。与盛唐时期画作中常见的磅礴气势不同，此作中的维摩诘更偏向于东晋顾恺之所描绘的那种“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高士风范。在线条运用上，李公麟同样展现了高超的技巧，无论是维摩诘的眉宇、口鼻，还是胡须发丝，皆以淡墨细笔勾勒，既显坚韧又似自然生长，充满生命力。画面另一侧，文殊菩萨端坐于须弥宝座，双手合十，面容平和而虔诚，倾听着维摩诘的教诲，其头饰与垂饰简洁有力，与脸部柔和的线条形成鲜明对比，衣袂飘飘，更显超凡脱俗。身旁的神兽则被刻画得雄壮威猛，眼神锐利，与李公麟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相得益彰。尤为精彩的是维摩诘以花瓣试探舍利弗心性的情节。画中少年模样的舍利弗，面对花瓣的纷扰，展现出一种略带叛逆与灵动的姿态，扭身抖肩，试图拂去花瓣，这一幕不仅拉开了故事序幕，也深刻揭示了舍利弗作为智慧象征，其内心世界的微妙波动。李公麟巧妙地将舍利弗塑造为众听教者中最机敏也最富有个性的角色，使画面充满了情节张力与人物深度。《维摩演教图》在笔法上的追求可谓精益求精，线条变化多端，细腻入微，虽受限于新画法的规范，但每一条线条都蕴含着勃勃生机，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艺，更传达了他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刻理解的“世界观”，实现了在“传神”之外，对“得意”境界的新探索与拓展。

宋代人物画领域的另一重大突破，在于创新性地发展了简化笔法的水墨人物画法，这一变革引领了绘画新风。法常的《老子图》、《布袋和尚图》以及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等人物画作品应运而生，它们摒弃了传统工细繁复的绘画手法，采用更为简约而富有表现力的水墨技法。这些作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描绘人物的笔墨语言，标志着水墨人物画作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绘画风格，在宋代正式确立并蓬勃发展。

《泼墨仙人图》是梁楷艺术才华的集中展现，以一位憨态与仙气并存的仙人形象，巧妙地将水墨的韵味与人物的神韵相融合。画面上，这位仙人以醉态朦胧之姿，身着宽袍大袖，袒胸露怀，步履蹒跚，通过梁楷大笔挥洒、以面代线的独特技法，展现出一种水墨交融、酣畅淋漓的艺术境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仙人的面部描绘，浓淡墨勾勒的五官，淡墨轻扫的胡须，以及那嘴角边神秘的微笑与半睁半闭的小眼，无不透露出画家对笔墨运用之精湛与匠心独运。在墨色的处理上，浓淡干湿变化自如，犹如乐章中的旋律起伏，赋予了画面灵动而深邃的生命力。飞动的笔墨与他以往的工笔之作迥然不同，它摒弃了繁复的勾勒与刻意的雕琢，转而追求一种直接而纯粹的情感宣泄，仿佛是心灵与笔墨的直接对话，仙人的肩膀至衣摆，墨色由浓转淡，宛如行云流水，飘逸出尘的仙人形象便跃然纸上。画中仙人，袒胸露怀，宽袍大袖，步履虽显蹒跚，却难掩其超凡脱俗之气。面部与胸部，梁楷以细笔精心勾勒，细腻入微；而其余部分，则大胆采用阔笔横扫，豪放不羁，营造出一种超脱尘世的意境。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梁楷对衣衫的刻画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淡墨轻扫，不仅传神地展现了衣衫的质感与动态，更营造出一种空灵飘然、如梦似幻的虚幻神境，令人叹为观止。在用笔上，用笔之精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笔之间便能勾勒出仙人的灵魂所在，每一笔都蕴含着粗犷中的细腻，层次分明。梁楷在人物勾勒上并不追求繁复的线条堆砌，而是力求每一笔都恰到好处，精准捕捉并传达出人物的神韵，使之跃然纸上，淋漓尽致。他巧妙地将用线提升至“逸”的艺术境界，这种“逸”不仅体现在线条的飘逸灵动上，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功力与自由不羁的精神。尽管画面整体给人一种狂放不羁之感，但仔细观察，每根线条都遵循着一定的轨迹与规律，既有率意挥洒的随性，又不失自由奔放的张力。在造型处理上简约而不简单，形神兼备。梁楷以极少的笔触，捕捉并放大了仙人的神韵，外松内紧、粗中有细的手法，使得仙人的憨态与超凡脱俗的仙气得以和谐共生。仙人形象挣脱了世俗教条与佛法戒律的束缚，呈现出一种回归自然本真、超然物外的境界。特别是对面部的夸张处理，既与现实人物有所区别，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真谛。梁楷的艺术创作，往往借酒助兴，酒酣意发之际，无拘无束地挥洒笔墨，这正是他最真实的自我写照。他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创新，《泼墨仙人图》不仅是他个人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梁楷的用笔，意在笔先，简练而富有深意，将文雅与雄壮巧妙融合，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宋代人物画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对宋代人物画的分析，探讨了“形神写照”理念在宋代人物画中的具体表现。宋代人物画通过工笔技法与写意手法的结合，实现了人物形象的精准刻画与神韵的生动传达，体现了画家在技法和表现力上的显著创新。李唐在《采薇图》中运用了工笔技法，捕捉伯夷的坐姿姿态、手部动作的细节以及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尤其是通过对其眼神的深刻描绘，成功展现了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与心理活动。李公麟在《维摩演教图》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复杂的构图，巧妙地运用了画面中人物的互动关系以及环境的营造与烘托，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了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使其更加鲜明、立体且富有层次感。梁楷在《泼墨仙人图》中，则突破传统工笔的限制，运用泼墨技法展现了人物的精神气质和动态美感。深入而细腻的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是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共鸣的关键因素。这些成就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精细与自由的结合，也在表现上深化了对“形神”理念的理解，使宋代人物画在艺术表现力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章来源：  《新美域》   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