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对干戚舞功能之变的文化解读

摘要：根据文献考证，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干戚之舞是中国古代武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表现形式，其功能在原始社会至周代这段历史时期内，呈现出中国武舞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文章基于纵向时间线索，在分别概括出干戚舞从原始社会至周代生命之用、巫礼之用、教化之用主要功能的基础上，提炼出其“由生命力的象征转向仪式的象征，过渡到秩序的象征，内化为仁德的象征”这一演变趋势，明确此趋势与用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思想——“巫史传统”思想在“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理性化过渡进程中所体现出的一致性，基于此对古代武舞的发展流变情况在文化探源层面上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究。

关键词：武舞；干戚舞；功能；文化内涵；演变

自古有舞武同源之说流传，认为自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舞蹈与武术作为两种具有特殊结构和文化性质的动态表现形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彼此借鉴、相互融合的密切联系。原始社会时期，应保证部落生存安全和传承族群仪礼信仰所需，与战争、仪式密切相关的巫、舞、武杂糅性形态出现；至夏商时期，随着混沌原始性的逐渐褪去，具有祭祀、占卜等特定功用的武舞形态形成；周代制礼作乐时，则根据所持舞具种类和表现内容将武舞正式定义为与文舞相对的概念。至此，武舞完成了从起源至形成再到被明确定义的阶段性发展。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最早关于原始武舞的记载就是涿鹿之战中的“操干戚以舞”，由此可见，武舞最早是以干戚之舞的形态存在的。而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可知，在武舞起源发展并最终形成的历程中，干戚舞始终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典型表现形式，以持续性的存在与流变体现着中华古代武舞的发展轨迹，成为对武舞本体进行文化探源研究的重要切入对象。而干戚舞在各时期的具体存在形态，很大程度上由其特定的时代功能而决定。因此，对干戚舞的功用表现进行更深入地探索与研究，是把握中华古代武舞源流与发展情况的必要环节。

现有的文献资料对于原始社会、夏、商、周各个时期干戚舞之功能大体有所概括，例如，段丽梅等在《干戚舞渊源考》中，指出原始社会时期“持干戚以舞”在上古“争神”历史阶段表现出原始军事功能；在《夏代干戚舞研究》中，对干戚舞表现出的祭祀性质和作为仪礼萌芽阶段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功能进行了阐述；侯颖等在《商代干戚舞的功能演化及其文化意蕴》中，概括出商代干戚舞祭祀祖先、祈求生存、象征国计民生的主要功能；马晨在《周朝时期干戚武舞在礼乐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中，阐释了周代干戚舞作为规范化宗法礼制和教化手段的功能现象。上述文献资料总结了从原始社会至周代各历史阶段干戚舞的主要功能，却也显示出，现时缺少对这一段连续历史时期内，干戚舞主要功能的演变趋势与其所体现文化内涵之流变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作为中华武舞本体存在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以上内容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与把握，能够从中认识到武舞功能之变，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演变的一般规律。

1.干戚舞的主要功能

1.1原始社会时期——生命之用

闻一多认为，任何性质的原始舞在各时代各地域下的目的始终表现为“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和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而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干戚舞，就清晰而充分地展现出其以生命之用为核心目的的原始功能。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刑天与帝争神……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片段是对干戚之舞的最早记载。一方面，这一记录反映了干戚舞存在之初为军事战争服务的功能：尧舜禹时期自然环境恶劣，生存资料有限。部落之间纷争激烈、战争频繁，各部落首领间的“争神”是保护领地、保障生存的重要环节。在“争神”过程中，首领们常常带领众人通过手持武器舞蹈进行军事操练和武力炫耀，给敌人以气势压迫，促使其投降，是维护族群人身安全与领地完整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段丽梅认为，促使干戚舞发生的直接事件是涿鹿之战中的“黄帝……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因此，该事件形为军事战斗，实为历法之争。作为指导原始人类耕种收获、保障生命得到滋养延续的根本大法，历法的掌握则为区域内至高统治权的象征。由《管子·五行》中 “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可以推测，此处的干戚舞是蚩尤为了向人们演示历法而进行的一系列模拟再现行为，具有指导原始生活生产的实用性功能。

《周礼·夏官·司马下》中对傩舞的最早记载提到，“方相氏……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由此可见，此时“执戈扬盾”的干戚舞已成为傩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原始人类的综合性集体祭祀活动，傩舞集歌、舞、颂、演为一体，在多重的感官层面上刺激参与者形成强烈的通感体验，对生命进行全方位的激越动员；另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界生命动律的模仿，傩舞创造出激昂急促的节奏形式，以剧烈、紧张、疲劳的“动”展现出原始生命存在于自然的纯粹调性；此外，“帅百隶”表现出舞傩时的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过程中群体中以一致地动律行为形成互相照应、互相支持的稳固力量，进一步体现为和谐、团结的社会意识。

基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时期的干戚舞以军事操练、历法戏、傩舞等综合性的形态存在，围绕原始生命衍生出保证人身安全，维护族群持续繁衍的功用。

1.2夏商时期——巫礼之用

《大戴礼记》中提到：“万也者，干戚舞也。”，认为夏时期的“万舞”即为干戚舞，代表性作品有《九辩》《九韶》《九歌》等，是此时期祭祖礼仪层面的主要事项。《竹书纪年》写道：“十年，帝启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大穆之野，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夏代先祖宗山。夏后启于祖灵所在之地舞《九韶》，既是通过虔诚的祭拜仪式与逝去之人建立联系，也是其受巫灵指示与上天沟通过程的表现，充满神秘鬼魅的巫术性色彩。

而在古代河东流域优渥地理优势的影响下，我国原始农耕文明在夏朝得到快速发展，对农耕成果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自然环境因素也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对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缺乏科学客观的理解与认识，人们常常将气象的流变与“天的意志”相关联，企图通过表现对天时的顺从达到助天时之气、促万物生长的目的。此时的万舞则作为指示时令、调节时气的重要装置，起到沟通天地人神，助农业生产的作用。郑玄注《礼记·月令》记载：“乐正……命习舞者，顺万物始出地鼓舞也。”鼓，许慎《说文》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与鼓声相伴的万舞在万物生长的春分时节进行表演，承载着人们希望调和时气，促进万物生长发育的美好盼望。我国现存最早的星象物候历《夏小正》所记载的“丁亥万用入学”则说明孩童需在二月的“丁亥日”入学并习“万舞”，是一种季节性的仪式行为，同样表现出万舞在夏朝农业社会作为教育内容规训孩童行季节之礼、顺天时之气的功能。

进入商代，干戚舞不再只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起到礼仪上的指导作用，更是在主观上成为对人类生存发展情况具有强大控制和改变力量的例行巫术仪式。王家平、于洋提出，先秦时期的“万舞”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乐舞手段，被广泛运用于祈雨、祭祀、田猎等场合。屠志芬基于商代万舞在卜辞中与戍舞并提的情况，根据其用以祭祀男性先祖的功能和甲骨文中“万”字的特殊形态认为：商代万舞是以干戚为舞具、具有威武雄壮之风的典型武舞形态。而甲骨文卜辞中极多对万舞用以祈雨片段的记载：“王其呼戍舞盂，有雨，吉。惟万舞盂田，有雨，吉。其雨；丁卯卜，万，不雨。”这些记录说明，商代干戚舞以万舞的形式存在时具有祈雨时控制天象的功能；而“弜田，其悔； 王惟万以，亡灾”的记载则说明商代万舞还有祈免灾祸之用。

另一方面，商王继续充任大巫师的角色，是代表人类与上天交流的领袖者。此时的干戚舞在形式上更趋复杂化和程序化，对舞者的步伐和所持道具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如必须遵守“三伐、五伐、十伐”的步伐规则，除此之外，还需有特定乐器伴奏。《商颂》曾对这一盛大现象进行记录：“置我登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庸鼓有数，万舞有奕” 。以商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巫师在舞干戚时，在道具上覆以鸟羽的装饰，将商人象征本民族的图腾融入此祭祀乐舞。如侯颖、王美所认为，商时民族命运与国家兴亡已寓于此重要仪式，宗庙祭祀中的干戚乐舞被提升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层面，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

由上述材料可知，夏商时期的干戚舞巫性日趋浓重，承担起了祭祖、占卜、通灵的巫之功，而随着巫术仪式的规模化发展，后期则表现成为大型的综合性礼乐仪式，显现出区分阶级、维护统治的礼之用。

1.3周时期——教化之用

在周公制礼作乐之下，干戚舞的“礼”之功用在不断趋向规范化与成熟化的同时被逐渐内化为人民心中具有仁德精神内涵的文化产物，具有治国安民的教育意义。

经文献记载，周代干戚舞具有严格规范化的特点，在所属的雅乐体系中，周公依照舞时所持道具和歌功颂德的对象将西周时期的“六大舞”划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类，左手执龠，右手执羽，颂扬帝王德行，庆贺帝王以文德得天下时所作乐舞为文舞，代表作品有颂扬黄帝的《云门》、尧帝的《大章》、舜帝的《大韶》和夏禹的《大夏》等；左手执干，右手执戚，颂扬帝王功业，赞其以武功得天下时所作乐舞为武舞，如颂扬商汤的《大濩》和武王的《大武》等。《礼记·明堂位》中记载：“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可见周代干戚舞属于“大武舞”的范畴，拥有明确的属类，也由此在表演场合、颂扬对象、演出功能上不同于前代的模棱两可，有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规定。

而除了舞蹈定义和所属种类上的明晰，周代干戚舞在舞蹈形式的具体程序上也有着极为严格和规范的要求。此时，干戚舞形成了其基本的步伐特征——“伐”：“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则记录了武王行出拜礼时“不愈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和“不愈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的严苛行为表现。由此可见，周代干戚舞具有极其严格的队伍规范与步伐要求，是此后大型宗庙祭祀乐舞——《大武》得以稳定存在且持续运行的重要程式基础。而作为周代干戚武舞的集大成者，《大武》往往出现在祭祀种类中最庄严、规模最大的谛祭仪式上，“执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封之乐也”。

由此可知，周代干戚舞以明确的乐舞属性和严格的形式规范成为宗庙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规范化的政教礼制，是极具代表性的仪式符号。而在《周礼》《礼记》《史记·乐书》等多部史料中，记载了周人对于干戚舞礼教功能的崇尚与认可。此时，周人已经意识到学习使用舞乐等礼法对治国的重要意义，因此专设学校，“学舞于夏后氏之学，学礼乐于殷之学”，通过学堂中对干戚舞的统一教授规范贵族子弟的行为，在后代的教育进程中强调礼节和礼仪在为人处世中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周代被严格规范化的干戚舞作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成区分阶级、维护统治的礼之功用的同时，其具有仁德思想内涵的文化底蕴得到充分挖掘与扩充，发展成为具有教育教化功能的乐舞形式。

2.干戚舞功能及其文化内涵之变

2.1由生命力的象征转向仪式的象征

在原始社会充满未知与挑战的生存环境下，保证生命安全不受侵害和部落族群的繁衍生息是原始舞蹈发生的重要目的。干戚舞在起源之初为军事战争与历法演示而服务的实用性功能就强调了原始生命安全、稳定的存在；而作为傩仪的组成部分，其基于综合性、律动性、社会性的特征又完成了动员生命、表现生命、保障生命的根本任务，全面表现出其在原始社会时期围绕生命之用而展开的主要功能。

与此同时，原始舞蹈的起源与巫术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舞蹈过程所具有的强烈节奏感与韵律性创造出能给予参与者高度兴奋情绪的近身体验，给人以主观上接近“神灵”存在的神圣感与沉浸感；另一方面，段丽梅、徐聪亮提出，在“万物有灵”的图腾社会中，干戚的前身“斧钺”凭借使用者的至高地位和极强的军事威力被赋予了神秘的象征性，开始从普通的军事武器向神性兵器演化。因此，手持此类器具作“干戚舞”，并对生命的稳定存在进行虔诚祈求，则使舞干戚之过程生发出强烈的神祇祭祀色彩。正如对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舞干戚形象的描绘就明显区别于自然客观的陈述，是神灵观念极强的想象结果。可见，此时干戚之舞已被赋予了超自然之神性。

随着生命生存环境的稳定性趋向和人类文明的持续性发展，夏商时期的干戚舞逐渐褪去了原始舞蹈以宏大生命为主题的功能表现，在间离人世之神灵观念的生发下，演变成为与天地鬼神交流互通的媒介之象征。舞干戚的仪式性行为，在宏大而诡秘的神祇祭祀进程中，既是出于统治者期望与先祖神灵建立联系的内在精神需求，更是旨在以大型权威的歌舞仪式性场面凸显出，王受神指引达到万人之上地位的合理性，和当下王权历法经神庇佑而存在的正统性。

由此可见，干戚舞应原始生命之用产生，伴随着舞蹈过程诱发的神秘感知力，和上古部落生存发展中图腾与信仰之力的崛起，其以傩舞的形态被赋予超自然之巫性。此持续深化的巫灵色彩在夏商时期达到顶峰，并使舞干戚演变成为连接现实与神灵世界的纽带性仪式，在集体共同发生强烈情感体验的过程中，充分满足和表现出人类对于来自外在世界神秘未知力量的深重依恋和强烈希冀，使此时的干戚舞成为仪式的象征。

2.2由仪式的象征过渡为秩序的象征

商代干戚舞的巫术色彩愈加浓重，达到了几代以来的高峰。此时，人们的鬼神观念已经明确建立，他们深信百姓的生活状况将由“天的意志”决定，将干戚舞视作尊神敬神、实现人间诉求的实用性媒介。此时，干戚舞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大规模巫术仪式中，发展成为融音乐、体育、祭祀于一体的综合性政教礼乐形式。作为神圣权威的宗庙祭祀乐舞，其已经成为商王的权力象征和民族的发展依托。此时，舞干戚的最终目的已从通过巫术仪式达到与神灵世界的交互相通，演变为至高至上领导地位与统治权力的象征，起到震慑民众以进行阶级区分和行为规训的功用。由此可见，此时干戚舞功能的作用主体由“神”缓慢过渡至“人”，逐渐将对间离人世先祖神灵之所求，转化至为现实世界统治阶级之所用。开始将虚幻缥缈的“巫”性，归落至辅助维护王朝现实统治与阶级规则的“礼”性之上，显现出“弃巫益礼”的文化内涵之流变，成为周代干戚舞“礼”之功用迅速发展成熟的阶段性基础。

周代干戚舞则在形式与内容层面，对周礼进行全面深入地实践和维护。在形式层面，其以严肃苛刻的步伐程序与确切固定的规模场合，对人之身份与社会等级进行强调与区分，实现了对秩序客观而艺术化的再现；在内容层面，于此时形成的《大武》《大濩》等干戚武舞曲目，模拟且歌颂了历代君王的威武功绩，传达出对统治阶级至高权力的绝对认可与服从。在集体主流意识形态中，对权力、等级、秩序的概念进行明确与宣扬。正如李韶华指出，舞干戚在周人的礼乐体系中，已成为兼具重要性与普遍性的乐舞手段，至西周中晚期则形成较为完整的自上而下等级明晰、覆盖面广的贵族乐舞制度。

综上所述，周代干戚舞的服务对象由夏商时期的“神”转向“人”，从巫灵色彩浓厚的原始仪式之组成部分演变为周礼秩序的权威维护手段，以较高的可操作性强调周人的血缘关系与等级秩序，达到维持周王朝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等级不受僭越的最终目的，是以强烈明晰的人之主体性，象征以周礼为载体的秩序的存在。

2.3由秩序的象征内化为仁德的象征

在礼之功用得到明确规范与发展的基础上，周代干戚舞经过周人对夏商时期乐舞的融合与改造后，被赋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意义，成为规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又在秩序维护的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内化为深层的道德象征。

《韩非子·五蠢》记载，舜面对不肯投降的敌人，执意不以兵器伐之，而是持干戚起舞，行“刑德”之礼，最终有苗自降。可见，干戚武舞在产生之初就具有行“刑德”和教化的功能，对应了《史记·乐书》中将其称为“德音”的相关记载。黄益飞提出，以仁德为本、以刑罚辅德的刑德观是周时重要的治国方略，这一观念经纬万端，无处不至。如《司马法·仁本》中“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和《康诰》中“克明德慎罚”，皆流露出周代始终恪守以仁德为出发点实行慎罚的征伐理念。而在周代之后，典籍中也多对以仁为本的刑德思想进行提及与延续，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黄帝四经·十六经》中的“刑德皇皇，日月相望”“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等。正所谓“止戈为武”，武的本义是“征伐示威”，而武舞则能以最完美的演练形式昭示出其实力、威力，以及“刑德”思想中以仁为本的精神内核。可见，干戚舞的“刑德”之内涵在经过周人的不断发掘与深化后，衍生出仁于至高本位的道德观念，和在此影响下“刑与德互为表里，威信与礼仪共存”的治国理念。这不仅是周代贵族子弟受教的重要内容，更是后世国君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

因此，周代的干戚舞已逐渐失去前代作为巫舞时的巫术信仰功能，凭借其温和敦厚的礼乐精神逐渐进入高尚的道德境界，充分展现出人们渴望在精神世界层面建立稳固内在力量的崇高追求，是干戚舞之功用在维护以人为本之秩序的基础上向内发掘出以仁为本的崇高道德境界的完满表现。

2.4三次转向所体现出的“巫史传统”思想内涵

干戚舞的主要功能从原始社会至周代发生了三次转向，这一趋势性演变历程。纵观此历程，可以窥探出中国上古思想史中用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思想——“巫史传统”思想的主要观点。

曹元甲提出，“巫史传统”指的是理性化了的巫术传统，一是巫术文化外在仪式的理性化，将古老的巫术活动创新性地发展为人际世间的宗法——政治——伦理框架，使神圣的宗法生活被赋予规范社会存在的礼制特性，表现在周公的制礼作乐中；二是礼仪文化内在观念的理性化，在礼制社会存在中挖掘出内核性人际源泉，创造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表现在孔子的“为政以德”中，整个过程呈现出“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的演变趋势，神本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化的历史思潮轨迹逐渐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演变并非以割裂曲折的路径发生，而是以流畅过渡的方式进行，并在先秦时期形成一套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原则，该原则不仅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向和演进路径，还限制着中国文化汲取和吸纳异质文化的筛选模式。正是由于“巫史传统”思想生动的现实感和全面的问题意识，它的提炼既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探索供给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也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反思贡献了颇具启示价值的概念参考。

因此，在干戚舞主要功能的趋势性演变现象中发掘出其与“巫史传统”思想在文化内涵流变层面所体现出的一致性，既为中华武舞本体的发展历程认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证明了此思想极高的普遍性与包容性，对于认识古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构建问题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3.结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跨越了上下五千年的古老东方文明中走来，祭祀与战争始终是使国都得以建立、政权得以巩固的时代主题，在古代中国向前发展的脚步中承担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作为生长于东方肥沃土壤的宝贵文化遗产与活态艺术现象，中华武舞完满地将“祀”与“戎”在其功能的体现中进行融合，并以干戚之舞的形式表现出其功能“由生命力的象征转向仪式的象征，过渡到秩序的象征，内化为仁德的象征”这一演变趋势，并与李泽厚“巫史传统”思想在内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于深刻理解武舞本体的发展与中华武舞文化内涵之流变具有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中华武舞的功能及其文化内涵仍在不断地扩充与发展，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显示出更加丰富、多元的价值表现。对中华古代武舞进行价值功能探源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其核心的演变趋势，以期为当代武舞艺术的功能发掘与价值创造提供线索，继续铸就代表中华灿烂文明与恢弘气象的艺术之魂。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