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节庆舞蹈中的“国家在场”与文化重构 ——以湖南瑶族盘王节长鼓舞为例

民间舞蹈往往与民族节庆活动相伴相生，通常将其置于“乡土社会”“族群认同”的框架中加以分析，突出其自发性、仪式性与文化内嵌性。传统社会中长鼓舞的价值，正是源于它与瑶族信仰、生活、社会的紧密的关联之中，而当代语境下国家力量的介入，正是这种内嵌关系发生变化。国家力量逐渐成为塑造舞蹈形态、功能和意义的关键要素。国家并非游离于民间社会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借助政策、制度、符号和资源的介入，深度参与地方文化的再生产。

瑶族长鼓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该如何在现代社会实现传承发展与文化再适应？国家对其传承、展演及功能转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将结合2024年江华瑶族盘王节案例，探讨长鼓舞在双向互动中的文化重构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1.国家在场的表现形式

1.1制度性保护与非遗认定

通过非遗保护政策将瑶族盘王节、长鼓舞纳入制度化传承体系，是国家在场最直接的体现。2006年盘王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鼓舞于2008年获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通过认定、保护的方式，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赋予了瑶族盘王节和长鼓舞合法性认定，他们不再只是瑶族民众自发的民间祭祀活动，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部门划拨207.85万元，作为“2024江华瑶族盘王节”专项资金，用于图腾园广场的舞台搭建、灯光音响、服装定制与节目编创等，以及盘王殿的修缮翻新和城市景观美化等工程，进而增强了盘王节和长鼓舞仪式展演的官方舞台属性。

1.2官方组织活动与符号重塑

借助官方组织的节庆活动与符号重塑，国家在场得以进一步深化。过去，盘王节主要由瑶族村寨自发组织，师公担任主祭人，长鼓舞在瑶族宗祠内部进行表演。现在，政府主导的盘王节已从民间祭祀转变为面向大众的公共节庆展演，强化了盘王节活动的公共属性。

结合永州市近两年江华县、江永县组织的瑶族盘王节为例，地方政府大多以“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铸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等主题进行策划，将长鼓舞表演与旅游推广结合，节目编排突出“丰收喜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主流时代精神。这一转变促使长鼓舞转变为承载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化载体。长鼓舞成为这一政治叙事中象征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视觉符号，其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的在场感。

同时，仪式环节的主持权和话语权也发生了转移。传统上，祭祀环节由师公主导，祭文内容围绕盘王功绩、族群历史展开。而在官方组织的盘王节中，祭祀环节由政府官员或指定的官方司仪主持，内容也融入了“乡村振兴”“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政治话语。这种话语角色的转变与符号重塑，尽管保留了盘王节的传统仪式流程，但盘王节的仪式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既是瑶族纪念祖先的节日，也是国家在场语境下展示民族文化、宣传主流价值的重要平台。

2.文化重构的多重维度

2.1仪式从神圣性到艺术性

“国家在场”的影响下，长鼓舞仪式表演的功能从神圣性转变为艺术性。长鼓舞是起源于盘王祭祀仪式，盘王节是其为纪念盘王狩猎坠崖而创，传统上仪式应在盘王庙、祠堂进行，由师公主祭，按照请圣上香、跳长鼓、送神等流程进行，包含驱邪占卜等巫术环节。而在2024年江华盘王节盘王殿的官方祭祀中，仪式按照鸣炮奏乐、展旗迎王、敬献供品、瑶族师公诵经祈福等环节进行，这些驱邪占卜等巫术环节被简化或删除，祭祀流程更侧重观赏性。

长鼓舞动作也进行了舞台化改编，编导们大多是对长鼓舞的砍山、建房、耕种、狩猎等套路动作进行提炼编创，使其更具有艺术性与审美价值。在桐冲口千年勉瑶古寨演出中，码市绸巾长鼓舞将绸巾与长鼓舞巧妙配合，突出了视觉观赏性；中央冲的竹梆长鼓舞则融入了竹梆作为打击乐伴奏，强化了舞蹈的节奏感。这些改编使长鼓舞从仪式语境中脱离，转变为更具艺术性的舞台作品，其价值也从“仪式功能”转向“审美表达”。

2.2功能从族群认同到多元协同

长鼓舞的社会功能在当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型，从传统的族群认同功能拓展为经济、教育等多重功能的发展。盘王节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在江华桐冲口瑶寨，本地村民组成的“醉喜多艺术团”将长鼓舞转化为旅游表演项目，借助节庆活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村民们通过经营民宿、参与长鼓舞表演、售卖瑶族特色产品等方式，获得稳定的表演分红与收入。长鼓舞的功能从祭祀祈福转变为文化商品，其价值拓展至经济增收与社区发展领域。

同时，长鼓舞的教育功能也不断拓展。省级传承人赵旺生将长鼓舞推广进校园美育课程，将其改编为“瑶鼓韵律操”，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第二小学利用体育课和课间操时间进行教学，使非遗传承融入日常教学。长鼓舞的功能从单一的族群认同，转变为经济增收、文化教育、民族团结等多重领域。

2.3符号的创新性转译

在仪式和功能重构的同时，长鼓舞的符号也经历了创新性转译。在2024年盘王节舞台长鼓舞的表演中，现代的长鼓增加了彩绘龙凤图案等装饰元素，服饰在保留瑶族传统刺绣纹样的基础上增加了亮片、珠饰等，色彩更加鲜艳，头饰也采用了更为轻便的铝制材料代替传统银饰。这些变化使长鼓舞从“祭祀符号”逐渐转变为“审美符号”，其视觉表现力被放大，而仪式含义被弱化。

在2024年盘王节图腾园广场晚会中，节目《不忘来时路——漂洋过海》将长鼓舞与党的领导、艰苦奋斗精神相结合，讲述了瑶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过上好日子的故事。通过这一转译，长鼓舞的文化内涵不仅包含瑶族历史的身体记忆，更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符号，成为承载着族群认同、地方形象和国家意志的文化载体。

3.国家与民间的互动机制

3.1政策赋能下的民间主体性激活

社会的符号并非只是被动地坐等被国家征用，相反，社会的代表往往会积极创造机会争取被征召，有时候就算不能直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也希望能够让自己出现在国家的场域之中。传承人获得国家身份认定和资金补助后，能够更有效地开展传习活动，扩大长鼓舞的传承宣传范围，使长鼓舞传承从家族内部的“义务传承”转变为具有社会认可的“责任传承”。以市级传承人李湘萍为例，2006年以来先后在江华一小、江华民族瑶小、林业局、农商行等单位传承教学长鼓舞，培训后继传人达3000余人，推动了长鼓舞在学校社区层面的广泛传播。

江华桐冲口村的醉喜多艺术团也是民间主体性高涨的成功案例。该艺术团由本地村民白天务农，夜晚排练，演出收入按劳分配。团长郑琼表示：“政府搞这个节，把客人引来了。我们跳长鼓，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现在也能变成节目，增加点收入。年轻人看到能见世面，还能挣钱，也愿意回来学一点。”这种非遗+旅游模式，既发挥了国家在资源整合和平台搭建方面的优势，又保留了民间在瑶族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政府提供场地、资金和宣传渠道，民间提供文化内容和表演人才，双方在互动中形成了互补共赢的关系格局。

3.2传统与现代的协商平衡

国家与民间的互动并非一帆风顺，二者在文化重构过程中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需要通过协商寻求平衡。争议性首先体现在过度商业化导致的仪式简化。在桐冲口景区的日常旅游表演中，传统长鼓舞中“请神”“送神”等祭祀环节被省略，表演时长压缩，动作简化，还专门设计了游客参与环节，传承人教授游客基本鼓点，邀请游客一同围圈起舞。这种改变引发了部分老艺人的担忧，他们认为“没有祭祀的盘王节，还叫什么盘王节”，换一个角度看，这种简化与重构恰恰使长鼓舞在旅游场景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被重塑为一种兼具互动性与体验感的文化商品，既满足游客文化消费需求，也拓展了长鼓舞的传播空间与传承人群。

其次，长鼓舞在校园传承中的改编也需要协商平衡。传承人赵旺生将长鼓舞改编为长鼓操时，遵循“取其精华、简化形式”的原则，保留了“莲花盖顶”“量地基”等典型动作，同时简化了动作难度，也更适合中小学生的身体条件和接受能力。既尊重了传统，又适应了现代教育需求，是传统与现代协商平衡的生动体现。

4.案例验证：湖南江华盘王节的文化重构实践

江华瑶族自治县作为全国瑶族人口最多的瑶族自治县，素有“神州瑶都”之称，在国家政策驱动和地方文化实践的双重作用下，江华盘王节及长鼓舞经历了深刻的文化重构，为理解民族节庆舞蹈的当代变迁提供了典型案例。

4.1国家在场的体现

国家通过制度保护、资金投入、符号植入和组织管理等方式，实现了对盘王节及长鼓舞的深度在场。首先是制度层面。1984年8月，瑶族干部、学者代表一致倡议将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盘王诞日）确立为瑶族的统一节日“盘王节”，盘王节时间的统一为国家在场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非遗保护层面，盘王节和长鼓舞在2006、2008年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家层面获得了合法性确认。在资源支持层面，江华县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基础设施建设为长鼓舞的展演提供了官方舞台，深度介入盘王节活动。在符号植入层面，仪式现场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标语，意味着瑶族文化被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更是被纳入了国家话语体系。

在组织管理层面，2024年的盘王节活动由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统筹主办，县文旅局、民宗局、文化馆等部门协同组织，由县领导担任主祭人，邀请泰国、老挝、越南等瑶族代表参与。与传统村寨堂屋的盘王节不同，此次盘王殿的祭祀活动规模更大，参与社会群体更为多元，这种转变印证了“权力场的转型使艺术的传承更加制度化、系统化，从而对民族艺术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国家通过接管祭祀的最高主持权，使长鼓舞从族群内部的仪式行为转化为公共文化展演，此时长鼓舞不只是瑶族内部传承祖先记忆、祈求神灵庇佑的仪式行为，更成为向外界展示瑶族文化、传递国家文化政策导向的一种载体，其功能与意义已然发生转变。

4.2 民间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化

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瑶族民间社会并未被动接受，而是展现出鲜明的主体性，通过借力国家平台和创造性转化，实现了自身文化延续和经济增收的双重目标。2013年，醉喜多艺术团在团长郑琼的带领下，先后创作了22个原生态瑶族歌舞节目，每年为游客表演瑶族歌舞约70余次，2022年桐冲口瑶寨实现旅游收入120多万元。既提高了大家参与演出和创作的积极性，也提高了非遗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性。

在文化传承方面，艺术团既保留学习传统瑶族长鼓舞套路动作与动律，又大胆创新将国家政策与时代精神融入其中。该团积极利用国家提供的平台与政策，服务于瑶族文化延续、经济发展与民族认同，将国家倡导的“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理念自然地融入长鼓舞的叙事和表演中，其代表性节目《千年瑶寨·万年爱恋》是一部大型实景歌舞剧，以《红豆树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瑶寨版“牛郎织女”三妹和勉哥的传奇爱情故事，既保留了“盘王娶亲”传说的核心元素，又融入了现代舞台艺术的表达手法。另一节目《幸福新瑶家》则展现了瑶家儿女的幸福生活和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将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融入节目中，使传统舞蹈既符合时代要求，也不失民族特色，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赋予长鼓舞新的生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与当代社会对话。

5.结语

长鼓舞从堂屋走向舞台、从祭祀转向展演、从族内传承转向公共文化，逐渐从原有的宗教文化、社会网络中剥离，同时被重新嵌入国家文化治理、旅游经济、民族团结教育等新的意义网络之中，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去内嵌化”到“再内嵌化”的过程，是长鼓舞文化重构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长鼓舞担任了国家与民间互动的媒介，它既承载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诉求，也延续瑶族民众对族群文化的传承渴望；既服务于国家文化治理的需要，也满足民间经济增收、社区凝聚的需求，国家与民间共同推动了瑶族长鼓舞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双向互动对于思考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