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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的皖南红色文化内涵研究

作者:程维军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日期:2021-07-16人气:1642

“皖南事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关系和新四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深刻改变了皖南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进程。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四军游击队在皖南就地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形成了内涵丰富、积淀深厚的皖南红色文化。其精神内核包括:坚决服从全国革命大局的政治自觉、单独坚持皖南阵地的使命担当、始终根植人民群众的初心坚守、长期秉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

一、坚决服从全国革命大局的政治自觉

“皖南事变”后,作为事变发生地的皖南能够迅速组建新四军游击队,掀起武装斗争,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良好的群众基础。自1938年年初歙县岩寺整训以来,“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培养了皖南群众较高的政治觉悟。“皖南事变”发生后,群众对新四军突围人员的大力接应和帮助是直接的证明。

严密的组织体系。抗战以来,中共中央东南局即在皖南地区加强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夕成立的新的秘密皖南特委领导下,从1940年开始,在旌德的王家庄,绩溪的百坑、上金山、黄会山,泾县的铜山、濂坑等地建立了一些秘密党组织,成为革命的坚强堡垒,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立足点。以胡明为书记的中共旌泾太中心县委起到了中枢作用。

正确的斗争策略。1941年5月,胡明通过驻江北新四军七师的皖江区党委和皖南特委,收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回信指示,在泾县茂林镇濂长村濂坑建立中共旌泾太中心县委游击队(即皖南新四军游击队,也称黄山游击队)。这是“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南山区第一支抗日游击队,从此揭开了艰苦的皖南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坚决的服从意识。皖南新四军游击队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工兵队干部刘奎、李健春等为军事骨干。这些历经“皖南事变”九死一生考验的新四军指战员,毫无怨言地服从安排,融入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发挥出优秀的政治、军事素质。

综上可见,“皖南事变”前后形势危急复杂,皖南党组织领导游击队与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逆向而生,充分体现了服从全国革命大局的政治自觉和大局意识。既服从于“皖南事变”前艰苦留守“隐蔽斗争”的要求,执行中央顾全全国抗战大局的“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又服从于“皖南事变”后“在军事上进行自卫”的要求,执行中央“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时,这种政治自觉也表现在抗战胜利新四军主力北撤后,该部“继续坚持黄山地区斗争”,并组建中共皖南地委、苏皖军政委员会,领导形成以皖南为腹地的苏浙皖赣边区人民解放战争格局。

二、单独坚持皖南阵地的使命担当

“皖南事变”后,驻防皖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仍然留下近5万重兵疯狂“围剿”和残杀突围出来的新四军零散人员,并命令皖南行署转饬各县“严密搜捕”,进行“清乡”。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成立后,敌人持续采用围追、堵截、封山、搜山、移民并村等毒计,对皖南山区实行多次大规模“清剿”。对此,皖南游击根据地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整顿整风。开展思想教育,反对独立主义、个人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反对违反政策和腐化堕落,提高阶级觉悟,坚定革命信心和决心。进行组织整顿,洗刷思想不纯者,镇压叛变者,划小支部规模,优化纵横联系。加强纪律教育,制定《皖南游击队党员纪律》,教育党员牢记在火线上、行军时、学习中和一般日常生活上的职责。开展学识字、学文化、唱歌曲等文娱活动,如创作《坚持皖南斗争歌》《反“清剿”》,活跃战斗生活,鼓舞士气。

还债运动。“皖南事变”后初期,上级的供给接济因客观原因无法到达皖南。党组织和部队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向地方地主、豪绅和个别富农、中农进行借款筹粮。此举解了燃眉之急,但也致使一些中上层人士和部分群众对游击队产生误解,国民党当局乘机大肆造谣污蔑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是“土匪”“假新四军”。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游击队在皖江区党委的支持下,配合政治攻势开展“还债运动”,主动偿还借款,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谣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游击队的威信,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开展。

生产运动。面对困难生活条件,学习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每个游击队员都要学会“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大本领。各级领导要带头参加生产,党支部要起保证作用。皖南较好的山地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生产运动提供了支撑。它在经济上节省了开支、改善了生活、打破了封锁,更在政治上锻炼了干部和战士、联系和教育了人民群众,为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坚强保障。

三、始终根植人民群众的初心坚守

新四军皖南游击战争能在“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中艰辛起步,在国民党统治中心要地夹缝间不断壮大,最根本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贯穿始终的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

把群众安全放在首位。尖锐的斗争环境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最初能在皖南站稳脚跟,依靠的是群众的鼎力相助。但为避免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受到牵连,旌泾太中心县委自1941年5月间决定在深山密林中搭建简陋的山棚作为机动住所和指挥中心。此后,旌泾太中心县委一直住山棚,辗转于绩溪、歙县、旌德、太平、泾县等边界山地,直至1949年4月底皖南全境解放后才移驻歙县县城,胡明因此被群众和战友敬称为“山棚司令”。

注重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皖南游击队群众工作法》要求游击队员“拂晓前进村,坐等天亮”后才挨户宣传,为的是既广泛发动群众又避免干扰群众正常生活。即使有必要在村“蹲点”做群众工作时,也明确了“住保甲长家创建便利条件、减少群众危险”的硬性规定。

以群众利益为政策调整出发点。皖南地区山多地少,群众在青黄不接时期的粮食需求强烈。在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皖南群众性游击斗争过程中,皖南党组织和游击队充分研究和结合了当地群众的诉求,以“分粮斗争”打开斗争突破口。1947年4月,以绩溪县九华乡“分粮斗争”为起点,很快席卷整个皖南,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就发动群众近10万人,分掉国民党公粮100多万斤。此举极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群众性的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部队抽调主力向苏浙皖赣4省各边区辐射性大发展,顺利实现了华东局要求的“为将来主力南进准备基地”的重要目标。

四、长期秉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

皖南游击战争,从13人的新四军游击队发展到9000多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部队,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胸怀必胜信念接续奋斗。

忠贞的革命信仰。据不完全统计,皖南游击战争中牺牲干部群众2000多人,涌现出的杰出英烈有李健春、吕辉、张银祥、姚镜清、张富俊等。唐辉同志原在新四军政治部从事民运工作,“皖南事变”中被捕后成功逃脱,历尽艰辛找到中共旌泾太中心县委,1941年10月出任中共旌绩县委书记,领导皖浙边人民战斗直至皖南解放,1952年11月在徽州视察工作时不幸因公殉职,时年36岁。他以坚守、战斗和牺牲,诠释了自己在1939年11月写下的“向国家、民族尽大忠”的家书誓言,被誉为“皖南赤子”。

坚韧的斗争意志。面对初期“近似原始人式”的生活条件,游击队通过葛藤打草鞋、棕毛织袜子、野菜鼠肉过大年等革命乐观主义方式从容应对,照样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面对长期穷凶极恶的反复“围剿”,游击队灵活应对,愈战愈勇。首任黄山游击队队长刘奎,在皖南游击战争中身经百战、九处负伤,每次都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继续投入战斗。国民党惊悚地称他是“打不死的刘奎”。

实干的进取精神。皖南游击战争中,新四军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数百万根据地人民的坚定支持下,于困境中实干进取,不断取得创新突破。1941年7月,摧毁旌德县庙首乡公所,取得“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游击队首战的胜利。1947年5月,在绩溪县第一次攻占一座县城,震动了京、沪、杭一带。至1949年4月,形成以皖南为中心的苏浙皖赣边区,其范围北起长江,南抵浙赣线,东临太湖,西近鄱阳湖,包括皖南全部和苏南、浙西及赣东北部分地区共40个县。这片重要而巩固的根据地,在渡江战役期间发挥了组织准备、党群工作、敌情交通、物资保障、武装斗争等全面的策应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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