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视角解读孟德尔之谜

1865年孟德尔通过对豌豆的性状进行统计实验，提出了两大遗传学定律，但在当时却并未受到学术界重视。直至他去世三十六年后，这两条定律才被重新发现，并且一举奠定了近代遗传学的基础。孟德尔被忽视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之中，默顿就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组织”。[1] 社会不同组织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经济、宗教等社会领域中所发生的状况，必然会波及作为社会组织的科学。因此，科学的重大发展进步势必只能发生在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里，科学也势必需要这种社会为其发展提供适合的社会基础。[2] 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孟德尔的失意很大程度上就归因于缺乏社会基础的支持，具体分析，即为以下四点的缺乏：一无主流范式，二无恰当身份，三无有效传播，四无伯乐相助。

一、无主流范式：思想方法超前时代，偏离当时科学范式

孟德尔的研究思想超前于时代，其研究方法对当时的生物学家来说也极为陌生。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看，他偏离了当时的主流科学范式，即当时主流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3] 从库恩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孟德尔的理论违背了主流的范式，在当时自然难以传播发展[4]。

孟德尔学说的遭遇也说明了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抑制效应”，即已发展的理论对正在发展的理论存在着抑制作用。[5]当时世界正处于所谓的“达尔文”时代，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并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这时距离孟德尔发表论文的1864只有六年时间。科学共同体受到当时科学思想的桎梏，未能及时关注到孟德尔定律。[6] 甚至就连孟德尔本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孟德尔主义者[7] ，他认为自己发现的仅仅只是某个物种的杂交规律，而不是普遍的遗传定律。 [8,9]  。

此外，在1864年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还未成熟，生物学界尚未研究出细胞核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发现染色体，更无论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研究了。当时科学界对于遗传学说的普遍认识并不深刻，孟德尔远超时代的遗传学说自然很难得到理解。而直到19世纪末，随着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孟德尔定律才得以被重新发现。 [10]

另一方面，孟德尔创造性地首先将假说—演绎法和统计学思想应用于生物实验之中。[11]。而即便是伟大的达尔文也不过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观察者和实验者，并不是一个“精明的计算者”，在他研究中，采用过观察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比较的逻辑方法，却几乎没有用过数学方法，也许这就是孟德尔在遗传学上比他看的更远的原因。[12]但在当时孟德尔的这一行为并不讨好，有人甚至评论这种方法“除了数字和比例，比例和数字之外，一无他物”，是 “纯粹毕达哥拉斯式的东西”。[11]

二、无恰当身份：既非专业也不显赫

首先，孟德尔缺乏“恰当的科学身份”，他并不是职业生物学家，他的实验不被接受和重视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他不恰当的身份。[7] 他与耐格里的通信长达七年，却始终没有引起耐格里的注意。更有甚者，如达尔文甚至根本不知道孟德尔其人，又如维也纳植物园主任凯尔纳连孟德尔寄给他的论文抽印本都没有拆封,就把它打入了冷宫。[13]这些都表明，当时作为一个“非专业生物学家”的孟德尔被“专业生物学家”忽视并非个别现象。

孟德尔使用数学统计方法研究生物的做法不被当时的生物学家所接受，而在当时另外一位使用类似方法的学者高尔顿却被誉为生物统计学的开山鼻祖。生物学界对二者的区别对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尔顿的显赫出身。[10]

为了维持科学理论的“稳定性”和“纯洁性”，科学对刚出世的新学说本来就带有一定保守性，即便是著名科学家的新理论想得到社会的公认都不是一件易事，更无论毫无名气的业余科学家孟德尔神父了。[5]

三、无有效传播：少论文无专著，未引发争议

科技成果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制约其有效传播的因素也多种多样的。[15] 科学体制化之后，随着科学家的职业化以及科学语言的规范化，科学共同体和公众逐渐分离。[14] 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占据着主动。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认同，主要来源于科普、专业评价和教育等途径。在传播过程中，公众即便在科学信息的接收方面具有一定主动性，也难以对知识传播的内容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科学传播的主线存在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则受限于当时的学界权威、主流语境、主流媒介等。而孟德尔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有效传播。

首先孟德尔发表的论文较少，很难引起当时科学共同体的重视。他的杂交实验跨度达15年，但是仅仅发表了两篇刊发在不为人知的《布隆自然科学协会年鉴》上的论文。[12]

恩斯特·迈尔认为孟德尔很少发表文章可能是缘于他物理学知识背景的不利影响。物理学追求的是普适规律，受其影响，孟德尔认为只有对所有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试验，并确保结果正确后，才能下最终结论，而当时他的研究结果很明显只适用于部分植物。[16] 

此外，孟德尔自身也没有大肆宣传自己的工作。作为一名谦虚的学者，除了两篇论文以及一次会议发言以外，孟德尔所做的仅仅是与向几位当时有名望的生物学家写信。但是他的谦逊没给他带来好处，写信的行为也并未带来多大效果，与耐格里七年的通信毫无成果，给达尔文的信件甚至没被拆开。[16] 

而且当时实验生物学尚未形成有效共同体,仅仅通过一篇论文就产生广泛影响更是不可能的事情。[17]即便是达尔文在著名的《林奈学会会刊》上与华莱士联合发表论文之后，在科学共同体中也没有造成太大影响。[18]直至《物种起源》一书出版，该书在获得大量支持的同时也立即得到大量反对意见。正是在这种争议之中，达尔文的科学成果得以广泛传播。孟德尔的论文虽然也曾被引用过，但都没被作为主要证据引用，即没有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也没有公开的反对者，也就没有引发大的争议，加之孟德尔当时没有出版过任何专著，其学说也就很难得到有效传播。[18]

四、无伯乐相助：来自权威的扼杀

默顿提出了科学界的马太效应，即知名科学所获得荣誉和关注常常超出其所做出的贡献，非知名科学家则相反，这就必然导致学界权威的出现。而来自权威的提携和支持，对于不知名科学家快速提升知名度及其重要。

达尔文也曾给当时共同体之中的权威人物写信，是赖尔鼓励他开始《物种起源》的写作，随后赖尔又和虎克一同鼓励他与华莱士联合发表论文。达尔文幸运地遇见了热心的赖尔和虎克，而孟德尔却不幸地遇见了耐格里和达尔文。从二者的不同境遇中，可见来自共同体权威的支持对于无名科学家有多重要。[17]

耐格里不仅没对孟德尔起到任何激励作用，反而起到了很大阻碍作用。在他的劝说下，孟德尔花费了五年宝贵时间集中精力研究山柳菊，但他却并不知道这种植物是常常进行无融合生殖的特例。[11]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孟德尔同耐格里的联系，完全是一场灾难。”[5]

达尔文对孟德尔的工作则全然不知，虽然他十分关注遗传学问题，认为生物遗传与变异的机理是进化论的中心问题[17，并且他提出了泛生说[19]来解释遗传学问题，但他对自己的理论以及前人的获得性遗传学都不满意。[13]他曾说道“支配遗传的规律，大部分还不明了”。[12] 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的变异》中，旁征博引了数十位科学家的工作，却唯独未提孟德尔。[19] 据其子弗朗西斯回忆，在他父亲的图书馆里，未曾见过孟德尔的论文。[20] 德国植物学家福可在他的著作《植物杂种》中多次提到孟德尔。达尔文仔细阅读过这本书，并进行过标注，可惜唯独跳过了有关孟德尔的字句，可见他确实不知道孟德尔的工作。[12]

孟德尔的遭遇也告诫了我们，科学真理不一定会出自权威，更不会出自对陈旧教条的崇拜。科学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突破都是由所谓的“小人物”做出的，而所谓的“权威”也是由一个个“小人物”成长而来的。[5]我们要认识到，权威是相对的，科学发现的权威，不一定是发现新人才的权威[5]。默顿就指出科学奖励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科学家在研究环境以及条件机遇方面的种种差异，最终导致科学分层，这也是科学体制权威存在的原因。科学评议系统是科学研究奖励系统的核心，是影响科学奖励和交流的关键，而该系统也正是由科学权威掌控的。[2] 科学评议系统中的权威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科学发展起到火车头的牵引作用，但一旦权威把自己绝对化，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甚至妒贤嫉能采取学阀作风，那么他就会对科学进步起巨大反作用。所以从中我们要认识到学术权威与“小人物”的关系，即要尊重学术权威，又不能漠视“小人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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