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空间视角看傣族舞《月光》的继承与发展

1.《月光》的概述

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舞蹈艺术的现代主义重构和新的社会意识的兴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陷入了瓶颈期，陷入了“如何顺应”时代发展的困境。1984年到1989年的“文化大讨论”与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运动，表现出一种对“自由”、“人的解放”、“人的价值”的追求。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进步，文学的发展促进了艺术创作的反思。同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单一艺术体系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创作者们的思维变得更加开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模式也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中国民族民间舞在创新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不同的题材与主题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吸取了更为丰富的舞蹈语汇，并对舞蹈作品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了探索，从而开启了对舞蹈本质的探寻。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在舞蹈编导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共性探索与个性创造上。由杨丽萍编导、表演的傣族舞蹈《月光》从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中汲取养分，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浪漫情调，在自然、生命与文化的交融中，展现出舞蹈艺术的魅力和动人心魄的力量。初版的《月光》收录于1984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后经过杨丽萍改编为女子傣族独舞作品，并多次登台演出，最终被收录为杨丽萍创作并领衔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剧《云南映象》中第二篇章的第一个舞段。该作品曾获得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蹈诗金奖等一系列奖项。

2.文化空间视角下对《月光》的分析

“文化空间”的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90年代法国城市理论研究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性空间”，空间的产生来自于人类有意识地实践活动，它是人类历史地产物，具有人类文化的痕迹，所以空间是有价值、有意义地文化空间。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认为空间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范围何场所，更是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织的关系总和。文化空间作为兼备时间性和空间性、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具有完整性、真实性与生活性的显著特征。

通过对文化空间的相关概念和对《月光》中各要素的解读，分析其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具体呈现，以探索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文化空间的建构与呈现方法，为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提供方法和思路。

分析《月光》的文化空间可从三个角度入手，即行为主体、行为客体和活动空间。行为主体即人。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主导着文化空间的发展。行为客体即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是指人作为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活动空间中创造文化的活动过程，是连接人与空间的中枢纽带。活动空间即场所，也就是文化活动发生的实际环境，是对行为主体的限制，也是承接行为客体的空间。

3.《月光》的继承

3.1行为主体——传统傣族少女

《月光》以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傣族少女为创作原点，以身着傣裙的纤细灵动的身体，将女性独有的柔美展现的淋漓尽致。舞蹈动作上，《月光》沿袭了传统傣族舞蹈动律和动作，下半身多保持屈膝状态，腰部横拧，配合膝部律动。

3.2行为客体——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

傣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以本主文化为主，主要为巫文化、佛文化与道家文化。

杨丽萍根据自己对于民族、宗教、生命的理解，对民族民间的动作元素进行个性化的编排，赋予了整个作品原始感与神秘感。作品中一些动作和造型似是壁画图腾，又仿佛是各种动物的拟态。通过与宗教元素的融合，使月下舞蹈的这一形象不再局限于女人这一角色，同时也成为了世间万物生灵的缩影和化身。

老子讲究的是道法的自然、道是无名的，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说“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只有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追求对象，才能充分发挥出人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实现“自然无为”的理想。两者都反映了艺术发展的自然之道。因此，在艺术创作中，只有充分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生命才能激发出创作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才能把人类对于自然的感觉如实地表现出来。唯有如实地表现为“道”，才能使艺术达到最纯粹、最崇高的状态。在道教“重自然，轻人为”的哲学理念影响下，杨丽萍逐步发展出“尊崇自然”的美学理念与创作理念。

艺术家不是单纯的模仿、复制，而是对自然界中的事物进行了理想的转化与高度的浓缩，把没有感情色彩的物体，提炼成可以听到和看到的艺术形象，从而表达出一种让人陶醉的审美感悟和思想价值。《月光》以“月”与“人”为主体。月，常给人一种柔和宁静之感。月色自身的朦胧、柔和的质感又使人月与月更为契合。人和月亮在此作品中浑然天成，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和谐的美感，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音乐上，制作人三宝选取了大量传统的民族乐器，营造出了大自然的氛围。前半部分的音乐一直沿用悠长的旋律，契合了月与女人两种意象的柔美之感。而在快板部分，吹奏乐器的节奏加快，但用于铺垫的弦乐一直保持在悠长的节奏上没有改变。所以在作品中，意境的表现是贯穿全文的，而欢乐的节拍与运动更是丰富了情感的表现，更增添了一种欢乐与自由的轻灵。

作品选用了传统的舞蹈作品结构，大体可分为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部分。开头大幕拉开，明月初升，演员以静止的下蹲造型出现在舞台上。发展阶段，演员起身舞蹈，节奏逐渐加快。高潮部分，乐曲的节拍变得更加急促，舞蹈演员的动作幅度也随之增大。末了，月亮落山的时候，利用了留白的技巧，达到首尾呼应的效果。整部作品的节奏安排非常紧凑，尽管没有设置明确的叙述情节，但是所传递出来的情绪和情感却是层层叠叠，在高潮处爆发，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3.3活动空间——自然空间

《月光》以承载上述这些创作因素的环境空间（我国西南部的云南地区）作为舞台活动发生的背景，在剧场和舞台上构建起了民族民间舞蹈的“自然”空间。

整个作品中装置道具只有一块圆形的幕布，模拟月亮的同时也作为幕布，将舞者的身体轮廓展线在了观众面前。舞者仅留一个身影，紧身的傣族服饰暗示了空间地点，但模糊的服饰颜色与面部表情，使其身份特征难以确定，留下了观众自由想象的空间。

灯光仅使用了白黑绿三种颜色。白色模拟月光，配合黑色的舞台模拟了月夜的环境，营造了清冷的氛围。在舞蹈快结尾的部分，大片热带树叶投影打在了“月亮”上。一片片青翠的草木，突兀的在黑白、冰冷、圣洁的氛围中生长出来，仿佛某些关于神祇的幻想，突然间找到了根，回到了这片最原始的民族大地上。绿色树叶光影的设置，将正沉醉于宗教与神灵之神秘的观众拉回到了土地之上。 

4.《月光》的发展

4.1行为主体——突破传统的个人风格

传统傣族舞蹈语汇强调“三道弯”、“一边顺”，动作给人轻盈柔美、清新安详之感。而杨丽萍根据自身的感受与经验，对传统傣族舞蹈语汇进行了创新，自编自演了傣族舞蹈《雀之灵》。在《雀之灵》中，杨丽萍聚焦于上肢动律，与传统傣族语汇相比，模糊了传统与现代语汇的边界，形成了独具个人风格的舞蹈语汇，并将个人风格到《月光》中。

在《月光》中，杨丽萍以生命的各种舞蹈形态重构傣族传统舞蹈语汇，打破常规，构建了自身的舞蹈语汇。上身的动作被夸张抽象地放大，由双手向身体延伸，并以较高的频率颤抖着，将局部关节的运动扩大到了极致。舞蹈演员的下身动作少，大部分时候处于静止，舞者移动范围仅在双脚之间。同时也改变了全身性三道弯的结构形态，利用手指、手腕、手肘或手臂、肩、胸等小关节，多呈现纵向的三道弯形态。

在发力方式上，杨丽萍老师另辟蹊径，以腰部和腹部为主。腰腹，是子宫的位置，是孕育生命的部位。杨丽萍所属的白族信奉佛教，“重母思想”贯穿于白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以腰部和腹部为发力点而形成的独特动态，不仅表现出生命灵动而强大的能量，更体现出对女性的崇拜与敬仰。

舞蹈的意象有直观可见的具体的“象”，也有需要观众进行体会和想象后形成的虚拟的“象”。好的舞蹈作品中的意象要讲求虚实结合，通过虚实转化给予观众更高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交流。通过观察毛相老师、金明老师和刀美兰老师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傣族民族民间舞的意象大多是动物，直接的表现出大自然朴素的美。但是缺少了“天人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更多的聚焦于具体的“象”而对虚拟的“象”进行了削弱。 

4.2行为客体——西方现当代美学视角下“新东方美学的构建”

近代西方美学是建立在形而上哲学基础之上的一种主流的艺术思想。从艺术运用上看，“达达主义”这一前卫派思想的兴起，极大地影响了西方近代美学。在现代艺术的视野中，“美”的意义被重新界定。到了后期，在以批判写实主义为主流的艺术环境下，人们不再需要传统的审美观念，而认识“美”的范围也随之扩展。

杨丽萍以西方现当代美学逻辑为基础、东方传统文化作为内在价值支撑，在形式创新和精神审美上建立了她的“新东方美学”。《月光》以中国传统佛教、道家的“天人合一”、“尊崇自然”为主，在云南大地上融合了远古巫文化的“巫舞”，以女人纤细的姿态和月光为对象，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特质的美学形态。

4.3活动空间——科技发展的现代化社会

二十一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舞蹈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相比于活跃在民间地头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现代民族民间舞蹈走上了舞台。

初版的《月光》使用的是五彩斑斓的背景版画，能明确的交代时空背景，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想象空间。现在的《月光》在舞台上演出，在灯光、黑幕和屏幕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大量的“留白”，给予了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干冰等其他道具的使用，更有利于烘托空灵的意境，给观众以更强的带入感。

5.《月光》的启示

5.1“关怀乡土”的主题

“当代意识与乡土风情的神遇”、“表现意识与浪漫主义的契合”和“心灵与技能的完美统一”是赵国政在《杨丽萍和她的舞蹈世界》中提出的三点关于民间舞蹈的思考。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乡土文学”概念受到重视，自九十年代末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怀“乡土”的价值，并对其进行了自觉的现代性思考。在民族民间舞作品中，大部分作品倾向于展现民族传统语汇，而杨丽萍老师将舞蹈语汇与自身感悟进行了融合，促进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的诞生。

“艺术不是技术，是生命的往来。”抱着这样的想法，《月光》的表达不曾带有矫揉造作和虚伪感。《月光》中，每一个指尖的颤动都是通过舞蹈与神灵、与自我的对话。这些情感质朴纯粹而热烈，真实的表现了民族民间舞的力量与少数民族生命的真实。

5.2宏大理想、永恒希望与舞蹈的结合

“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这样一种现象，不管它是一场舞蹈，还是一件雕塑品，或是一幅绘画、一部乐曲、一首诗，本质上都是内在生活的外部显现，都是主观现实的客观显现。”杨丽萍以舞蹈艺术为载体，通过直观可感的形式，将人类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永恒的希望注入其中。艺术与人的生命同构，方能唤起人的感性，由此创作出的《月光》才会同时带给观众神秘和亲切两种感受。 

5.3回归“真实”的舞蹈创作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是感性认识的具体概括，美的理念是对美的理想化表达。以身体为媒介，《月光》试图表现的是一种既常见又能唤起共鸣的很“俗”的情感。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杨丽萍就回到了故乡“云南”开始了寻根之旅。大量的田野调查激发了杨丽萍老师对于原始民族的想象，由此诞生的《月光》里，那些身体、信仰、向往、快乐都是真实的，那些通过舞蹈展现出来的对于女性的歌颂、对于土地的热爱、对于神明的虔诚和对于万物生灵的感知都是真实的。

5.4“东方”与“西方”交融

在全球化发展的视野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发展需要时刻注意不能过度“西化”。超前的艺术理念如果没有我国传统文化作为基础，将是一具华而不实的空壳。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舞蹈编导需要先了解西方艺术的本质，对其理论有扎实的学习和个人理解，才能防止出现极度追求极端的情况。杨丽萍正是在对西方艺术理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基础上，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文化转化为了作品。因此在《月光》中我们才能感受到熟悉的身影，领悟到其中蕴含的传统之美、原始之美、自然之美。只有以中国传统元素和精神为基础的舞蹈作品，才能以不同的姿态和形式走进人们心中。

5.5“大众艺术”与“大众审美”

社会承载着一个庞大的信息市场，极大地影响着舞蹈作品的受众面。《月光》和杨丽萍老师的其他作品之所以能具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她将作品的受众定位为大众，而非专业的舞蹈界或某些特定的群体。

大众的审美是有差异的，想要创作出能够吸引更多观众的舞蹈作品，就必须从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中提炼出他们的审美个性，从而实现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共同的美。美不只是人们主观的感觉评判，更是依附于具体的客观事实呈现。因此，作为艺术家需要充分了解自身优势。《月光》是从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入手，展开了对生命等哲理主题的探讨。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这是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共鸣点，而这一起点，也就决定了《月光》这部作品所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由文化空间视角切入，对作品中各元素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上，《月光》都做到了比较良好的示范作用，给一代又一代观众留下了梦幻的印象。《月光》的成功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文化空间的建构与呈现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也为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文章来源：  《尚舞》  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