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

自2016年“后真相”一词入选英国《牛津辞典》年度词汇以来，“后真相”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当下的新闻舆论环境尤其是网络舆情环境当中，往往不难发现“后真相”的身影。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辱母杀人案”，让很多网友感觉仿佛经历了一场道德漂流的“小凤雅事件”，还有让人心痛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从这些近年来在网络舆情环境当中激起千层浪的热点事件中，我们能感觉到当下网络舆情传播环境似乎产生了某些变化，人们对后真相的感受也愈加地清晰，以至于学术界以“步入后真相时代”来描述当下的网络舆情传播环境。基于近年来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现实状况，可以看出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此，本文在对一些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带有明显后真相色彩的舆论事件为分析对象，以期对后真相时代背景下的网络舆情传播做一个清晰地阐述，以此来引起人们对后真相的重视，并尝试提出一些应对建议。 

后真相综述

后真相起源于美国，最初多以后真相政治这一名词出现，与美国政治息息相关，后来才被拓展到社会其他领域。现在人们对后真相的研究多与新闻舆论有关，学术界也常用后真相来形容新闻舆论环境中出现的一些病态现象。当下出现的各种反转新闻、虚假新闻、网络谣言，以及一些非理性的舆论表达和情绪宣泄等，都与后真相时代有莫大的关系。总而言之，随着近几年我国新闻领域和网络舆情传播环境当中出现明显的后真相痕迹，后真相这一“舶来名词”已经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后真相的概念界定。《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各种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情感、情绪、信仰及立场比真相更能影响舆情演变，而真相本应该是舆情演变的决定因素。当然这一概念界定并不是说新闻不再重视真相了，而是说在对舆情造成影响时，谎言和情绪宣泄往往走在真相前面，真相虽不会被淹没，但往往会迟到。

后真相之“后”，在网络舆情演变当中很形象的表达出真相让位于情绪，退居其后的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现在的学术界对后真相的理解往往不仅仅局限于情绪对真相的冲击这一方面，因为若是只关注于情绪，似乎显得造成后真相的主要原因都在广大新闻受众的身上，而与新闻传播者没有关系。事实上，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形成与新闻传播者和广大新闻受众都密切相关。并且后真相的表现方面也不只是情绪宣泄强于事实陈述，现  在出现在新闻界的种种新闻乱象都与后真相有密切关系，比如说当下层出不穷的虚假新闻和反转新闻，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自媒体乱象。总的来看，在社交媒体备受重视的网络环境当中，后真相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在一次次的舆论冲击和三百六度剧情大反转之后，人们对后真相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尽管后真相式的舆情演变在网络舆情传播环境中不断上演。但在经历了多次舆情反转的“洗礼”之后，学术界及广大网民对后真相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深刻内涵也愈加重视了。

后真相的发展演变,国内学术界对后真相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开始于2016年，而在此之前，后真相常以“后真相政治”这一名词出现在美国学术界和政界，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首次拿“Post-truth”（后真相）来描述“水门事件”、“海湾战争”和“伊朗门丑闻”等事件的一些相同特点。2004年，美国记者埃里克•阿特曼发表了《总统们说谎时》一书，并在书中提出“后真相总统制”的概念，认为总统们为达到某些目的，常以“误导性的言论”在“后真相政治环境”中管理国家事务。2010年，“后真相政治”被大卫•罗伯茨表述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的特点是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基本上属于脱节的状态，这也是对当时后真相政治的讽刺。

这种情况持续到2016年终于被引爆了，这一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英国脱欧”，二是“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这两件被人戏谑地称为“黑天鹅事件”的国际大事将后真相捧上了热搜，强势的将后真相带到了公众的眼前，这也直接导致后真相这一词汇的使用比之前有大幅的增加，最终当选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自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后真相多加关注，但是不像西方在后真相政治方面涉足颇多，而是专注于后真相与新闻舆论这一方面。

总的来说，后真相起源于美国政治当中，后逐渐由政治层面拓展到大众生活当中，已经不再是政治领域的专有现象了，现在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是后真相与新闻舆论之间的关系。 

后真相与网络舆情传播

后真相存在于当下的网络舆情传播环境中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许多引人关注的舆论事件及后续的网络舆情传播都表现出了一些相同的特征。就如同前辈学者用后真相来描述“海湾战争”和“水门事件”中的共同点一样，在对当下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及其舆情传播进行梳理归纳之后就会发现，带有后真相色彩同样也是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后真相式的网络舆情传播似乎成为了当下网络舆情传播的新形势。

后真相时代下网络舆情传播的表现。依托于网络的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技术不断进步，导致新闻传播的模式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三微一端和各种社交平台的兴起，当下的新闻传播环境用“人人麦克风”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自媒体传播的强势登场使得传统媒体的权威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在这样的环境下，网络舆情传播也变得更难控制和引导，带有后真相色彩的网络舆情传播在此背景下显得非常突出，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舆情反转闹剧频现。舆情反转可谓是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传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热点舆论事件都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于欢案”、“江歌案”、“小凤雅事件”以及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反转新闻，其引起的舆情反转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说夸张点，这样的新闻就像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一般，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广大网民就像看电影的人，随着剧情走势变化而跟着情绪变动，时而群情激愤，时而拍手叫好。严肃的新闻事件俨然成了剧情生动饱满的电影题材，并且随着新闻反转而反转的网络舆情演变一般都是这样一个过程：事件出现—初始新闻出现—初始舆论形成—新闻发生反转—舆情跟着反转—新闻逐渐消退—舆情随之平息。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新闻和舆情的反转往往不止一次。

在这拿王凤雅事件来作说明。5月24日，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王凤雅小朋友之死》一文，向社会爆料说小凤雅的家人把为小凤雅筹集的治疗眼癌的救命钱拿去给家中儿子治疗唇腭裂了。此文一出，顿时引起网民对小凤雅父母的强烈谴责，网上舆论纷纷将矛头对准小凤雅父母，“重男轻女”、“诈捐”“不配为人父母”、“用女儿的命换儿子的唇”等恶毒又伤人的愤怒言论是当时网上舆论的主基调。仅仅第二天，剧情就开始翻转了。5月25日，水滴筹及当地的有关部门和小凤雅的主治医生都发出声明，小凤雅家人所筹的善款基本都用于小凤雅的眼癌治疗上了，小凤雅的家人也未曾放弃过对小凤雅的治疗。这样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后，那些发布不实消息的自媒体都默不作声地删除了文章。而随波逐流的广大网民似乎被真相雷的有点目瞪口呆。本来是一场畅快淋漓的口诛笔伐和道德声讨，结果才一天就沦为了一场闹剧。网民们还没来得及反思自己，就立马调转枪口去抨击那些发布不实消息的自媒体。原因很简单，广大网民觉得自己被愚弄了。结果不输于上一次的愤怒情绪宣泄又在网络上弥漫开来了。当情绪宣泄差不多之后，大家才开始反思造成小凤雅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这本应该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小凤雅事件平息之后，一些参与过舆情演变过程的网友用经历了一场“道德漂流”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2.虚假新闻扰乱网络舆情传播秩序。反转新闻造成的舆情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表现，除此之外，虚假新闻也带有浓重的后真相色彩。对正常的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危害也不容小觑。新闻真实向来都是新闻媒体的根本，也是新闻界一直秉持的原则，但是近年来随着自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虚假新闻却时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根据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的论述，可以将虚假新闻定义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采用发布假信息达到欺骗当事者的一种舆论，未能真实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带有虚假成分的报道”。郑保卫将“新闻失实”分为“故意失实”“非故意失实” 两种，可以看出，虚假新闻带有目的性和主观性，是一种违背新闻伦理的恶劣行为。这与因各种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新闻失实有质的区别，再者来说，主观性的虚假新闻比客观性的新闻失实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恶劣。

至于虚假新闻与后真相的关系，以及虚假新闻是如何扰乱正常的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我们都知道，后真相新闻的特点就是善于调动情绪，而虚假新闻本就是带有主观性的，没有相关事实依据的“无根之木”。所以虚假新闻要想点燃舆论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情绪感染”。在没有事实佐证的情况下，虚假新闻能走的也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也是为什么网上的虚假新闻都显得特别有感染力的原因，网上出现的一些虚假新闻通常带有新、异、特、血、腥、性等特别能带动受众情绪的元素。《新闻记者》杂志列出的诸如“河南大学生娶同学妈妈”、“乐天董事长说中国人没骨气”、“留守女童被老师强奸，警方不予立案”、“农妇怒撕毒蛇为儿加菜”等假新闻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这些假新闻中，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恶意抹黑，但无一例外，都很能调动网民或猎奇或激愤或感动的心理情绪，从这点来看，虚假新闻比反转新闻更加的无底线。

后真相时代下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拉尔夫·凯伊斯认为“后真相”时代既存在着谎言和客观事实，也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现实，这种现实被称为“第三种现实”，主要体现为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由情绪主导的情绪化的现实。反转新闻和虚假新闻中被反转的“现实”都可被称为是第三种现实。这种现实往往通过放大一些碎片事实，实现将舆情向某一个特定方向引导的目的。比如由于我国的经济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纷纷炒作“中国威胁论”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可算作是一种对事实的恶意解读。第三种现实往往通过对话语的强占，对真相的戏谑，对受众的迎合来引导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其所引起的网络舆情传播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3.网络舆情演变呈现出“断言很早反转很快”的特点。一锤定音后立马剧情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众多的反转新闻和虚假新闻基本都体现了这个特点，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往往有媒体在真相未明之前就早下断言，断言之后又在很短时间内发生反转，在此过程中广大网民往往也会跟着漂流。有时甚至会出现多次断言和反转。

在这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来说明，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一开始就有网友爆料称事故是由穿着高跟鞋开车的女司机逆行造成的。一时间，

“女司机”、“高跟鞋”、“逆行”等关键词成了舆情发酵的主体，网上对当事女司机的骂声蜂拥而至，并且连带着对女性驾驶员的吐槽也层出不群。紧接着又有传言说事故是由公交司机凌晨k歌导致开车睡着所致，结果网民们又将矛头对准公交司机了，女司机暂时从舆论漩涡中解放出来了。到最后，警方查明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是公交车内一女性乘客刘某与公交司机在行驶途中激烈争执所致，事故主要责任方是无理取闹的乘客。此结果一出，毫无疑问，网民又将枪口对准了乘客刘某。在这起事件当中，网络舆情的演变可谓是峰回路转，遭受无妄之灾的女司机受到网民激烈的抨击，虽然最后真相还了她清白，但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

回顾这一事件，我们发现一些媒体在舆情演变中两次强占话语，一次是声讨女司机，另一次是谴责公交司机。两次都是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先入为主的对事件真相做了定性，导致后续发生多次反转。此次教训之后，有网友这样调侃媒体和盲目跟风的网民：“开口之前，让新闻多飞一会”，虽然是戏谑的语气，但不论是媒体还是网民们，在发声之前应该多等等真相。

4.网络舆情演变体现出“重视共鸣轻视真相”的特点。重共鸣，轻真相是后真相时代背景下网络舆情传播的又一特点，这里的共鸣指的是情感的共鸣，说到共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物理学概念来理解它，物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共振”，共振指的就是机械系统所受激励的频率与该系统的某阶固有频率相接近时，系统振幅显著增大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物体发生振动引起其他物体的振动，比如拿两个频率相同的音叉使他们相互靠近，当其中一个振动发声时，另一个也会跟着发声。共振现象的形成关键就是频率的一致，当频率一致时振动幅度会显著的增强。情感共鸣与共振现象其实非常的类似，一个人之所以会被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触动而引起情感共鸣，要么是别人的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要么是这件事刚好能拨动自己心中那根弦。当舆论事件发生时，认同事件所传达的观点的网民就会产生情感共鸣，情感一旦形成共鸣，所爆发的力量是巨大的，其威力大到甚至能对真相产生冲击。在这里我拿《辱母杀人事件》中的网络舆情传播特点来分析这种现象。

2016 年4月14日，山东聊城的于欢因为母亲与自己被11名催债人连续侮辱了一个多小时后，一时情急拿水果刀刺伤了四人，其中一人失血过多死亡，2017年12月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判决理由是故意伤害罪，3月24日，于欢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天，《南方周末》发表了《刺死辱母者》一文，该文在网络上传播迅速，很快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用微博直播庭审现场。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于欢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最终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于欢杀人事件被曝光之后，网上舆情几乎都一边倒的支持于欢，造成广大网民群情激愤的有三点，一是大家都认为事发当时警察有失职的嫌疑，二是施暴者丧人伦道德的恶劣行为，三是于欢为了保护母亲而杀人的行为不应该受这么重的处罚。这三点恰恰也是引起广大网民情感共鸣的主要原因。首先，警察是人们心中安全、保障及正义的化身，但警察这种敏感的身份也很容易被人质疑，所以警察一旦行事有所差池就会被人揪住不放并放大对待。这也是为什么这起事件中的警方被曝出似有失职行为时立马引起网民一致声讨并对警察不作为做出定性的主要原因。即便最后查明警方在这起事件中并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可在当时又有谁去重视呢。其次，我国历来都是一个重视人伦道德的国家，百善孝为先也是一直被提倡的。人伦道德是每个人心中基本的道德底线，并且当时有消息称催债者有极度侮辱人的举动，一时之间，网民们几乎都被被刺者令人发指的无道德行为所激怒了。网上流传着大量的诸如“如果我是于欢，我一样会拿起手中的刀”的言论。于欢很自然的成了网民心中的英雄，被刺者则被认为是死有余辜。总而言之，警察的疑似不作为，被刺者无人伦道德的行为和于欢护母杀人成为了引起广大网民情感共鸣的“共振频率”。

于欢事件中我们能看出情感共鸣所引发的舆论威力有多大，当这种共鸣强到一定程度时，不止真相，就连法律都会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会形成舆论审判，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司法完善。 由此可见，情感共鸣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真相在舆情演变当中的地位，这一点在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情传播重要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勿让情感共鸣致使真相淹没。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传播困境的成因

通过前面对后真相的概念界定，及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的特征和表现方式的分析，我们对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情传播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网络舆情传播带有了后真相的色彩呢？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到过自媒体的影响，也提到过传播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对情绪在网络舆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也作了阐述。在此，结合前面的论述，对造成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的原因做出探析。

媒介技术的发展塑造了后真相的语境。历史表明，技术发展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对新闻传播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克卢汉也做出了“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回顾传播媒介的发展，我们发现传播媒介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特色，并且不同时代的媒介技术在与社会相容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问题。当下也不例外，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量之大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巨大的信息量使得人们对其应接不暇，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信息海洋里人们往往会迷失自己，失去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当人们被纷繁复杂的信息搞晕时，往往就会对信息作出非理性的解读，这就为后真相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UGC新闻生产技术、大数据、虚拟技术、算法推荐技术等都已经相当成熟。这些技术在发展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容易为后真相的产生提供合适的“温床”，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1.算法推荐将人们困于信息茧房当中。算法推荐技术可以收集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切状态更新，包括用户浏览新闻的偏好，搜索新闻的类型、点赞或评论的内容，甚至连阅读不同新闻所花费的时间等这样的细微习惯都会被统计到后台进行专门的数据分析。分析之后会形成专属于某一特定用户的“新闻版面”，也就是说，这个版面中推送的新闻基本都是用户所感兴趣的。算法推荐技术的运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今日头条”，今日头条通过精准的用户定位和信息推荐，使得用户的使用界面呈现“个人日报”的形式。每个用户的新闻版面都不同，真正做到了所谓的“千人千面”。

算法推荐技术虽然有效地提高了人们在信息爆炸时代筛选阅读新闻的能力，但久而久之会将人们禁锢在“信息茧房”当中，“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是2006年桑斯坦在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指的是公众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往往会跟着兴趣走，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会本能的去关注和选择，对不感兴趣的内容则关注甚少。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公众就会将自身禁锢于蚕茧一般的“茧房”当中。大数据支撑下的算法推荐技术，不仅促进了信息茧房的形成，还会加固信息茧房，使其很难被打破。困于信息茧房当中的人们每天都接触着与自己的爱好和价值观相同的信息，久而久之会使得个人视野变得封闭，观点日趋极化。个人的判断力与认知能力也会在同质化信息的海洋中逐渐丧失，如此下去容易使人盲目自信，因为众多同质的信息冲击会让人对某一观点的信任得到极大的强化。这种强化就会导致偏见的产生。一旦产生偏见，人们的思维方式会变的狭隘，往往会将偏见当作真理，从而排斥其他合理观点的进入。而偏见的产生和认知能力的退化会使得网民在面对某一新闻事件时不能理性全面地去思考，就如桑斯坦所说的，“生活在茧房里的人们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这样一来，在思辨质疑能力退化且被偏见影响的情况下，网民们很难在纷繁复杂的新闻消息中做到理性思考，容易被情绪误导而陷入到后真相的陷阱当中去。

2.UGC新闻生产模式对传统媒体的冲击。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兴起于互联网领域。指的是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UGC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业务，其范围也不仅仅包括新闻生产，它是一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在这我们主要探讨UGC模式在新闻生产方面的影响。UGC新闻生产模式是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出现的一种新闻生产的方式。我们知道，以往的新闻主要是由专业的新闻媒介组织所生产的，广大网民仅仅是新闻的消费者，但是在UGC模式下，网友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新闻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者。作为UGC新闻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自媒体在极大地丰富了新闻内容的同时也对传统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

自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受众空前强大的话语权和新闻生产参与权，“人人麦克风”时代的公民新闻就体现了这一点。自媒体的兴起虽然使得专业媒体大权旁落，但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专业性。众所周知，自媒体等社交媒体往往不具备专业新闻组织生产新闻的条件，往往不能有效的履行新闻生产的一般流程，所发布的内容一般都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而碎片化的内容往往会给受众留下过大的想象空间。虽然这有利于激发受众参与新闻讨论的热情，但对新闻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事实全面而客观的呈现。过多的留白容易导致谣言的产生，使得网络舆情演变体现出后真相的特点。并且新闻内容碎片化呈现也是导致新闻发生反转的主要原因。在很多时候，往往不是真相来得太迟，而是碎片化的内容来的太早。

除此之外，自媒体行业有很多乱象，比如部分自媒体为博眼球，无视新闻专业主义，散布虚假信息，使得网上舆论哗然。还有一些自媒体为赚取流量刻意发布一些煽情内容。自媒体行业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网络把关人的缺失，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存在层层把关，自媒体行业却没有有效的把关制度。因此很多自媒体往往在造成恶劣的影响之后才受到制裁。自媒体作为新闻推送的主要平台之一，对新闻受众的影响不言而喻，缺乏有效把关的自媒体平台往往不会讲将真相放在首位，而是注重情绪引导来吸引流量，这样就导致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的出现也就难以避免。

公众普遍缺乏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指的是人们在面对媒介发布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力丹把媒介素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受众对媒介的认识和关于媒介的知识，二是新闻工作者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和一种职业精神。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与传者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了。公众既是受众，也可能是传者。但不管是传者还是受众，都是新闻参与者。公众缺乏媒介素养则意味着公众在接受和传播新闻信息时不能做到理性和客观。就拿作为传者的公众来说，他们有时会忽视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并且在发布消息和言论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定位成职业新闻传播者的意识。这样就导致发布的言论和消息呈现出漠视真相、注重喧哗、不负责任的特点。比如很多年度假新闻和反转新闻都是一些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等自媒体发布出来的，这其实去反映出的是作为传者的公众普遍缺乏媒介素养。喻国明教授也说“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的传播，而不可能人人都具有新闻道德，也难保证每个人都受过新闻专业的严格训练，通过他们所传播的信息，很难说是新闻还是无知之见”。

导致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出现的源头是作为传者的公众媒介素养的缺失。而将这种症状加深的推手则是缺乏媒介素养的受众，做一个假设，若是受众有良好的媒介素养（主要体现在对新闻消息的辨别和质疑方面），是不是就可以将始于传者的情绪化新闻报道扼杀在传播的途径中，但想象终究是想象，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经历了多次舆情反转以及假新闻带来的深刻洗礼之后，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依旧存在于当下的网络环境中，舆情反转现象仍然是社会常态，虚假新闻依旧层出不穷，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媒介素养的缺失导致受众无法理性的分辨信息的真伪，只能盲目的去相信媒介所报道的信息。对情绪化现实没有免疫力的受众无法抵御后真相的侵略，使得后真相在网络舆情传播中随处可见。

总而言之，当下的我们生活在李普曼所提出的“拟态环境”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新闻是媒介对原有事实通过选择加工并重新加以结构化后提供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若是不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那么我们将难以走出后真相的陷阱。

避免“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传播困境的建议

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不仅让正确的舆情引导变得困难重重，也对网络舆情传播环境造成了难以评估的伤害。在这样的舆情传播环境中，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新闻专业主义也受到打击，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者的身份也被人诟病。基于这种现状，在此对如何走出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的困境提出以下建议。

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谈到，作为传者的公众媒介素养的缺失是导致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的源头，而缺乏媒介素养的受众则助长了后真相式的网络舆情传播。基于此，要想从源头和传播途径中避免这种不健康的网络舆情传播首先就要从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入手。在当下，网络媒介与大众生活已经基本融为一体了，我们时时刻刻都与网络媒介打交道，可以说网络媒介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已经因为过分的依赖网络媒介而患上了“媒介依存症”。这种症状的出现其实也反映出公众缺乏对网络媒介的客观认识。说直观点就是尽管我们生活在与媒介无法分离的拟态环境当中，但大部分网民脑海中却没有媒介素养这个概念。所以要想走出后真相陷阱，关键是要普及媒介素养的知识，尤其要注重提高“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因为很多的舆情反转闹剧都是由一些拥有诸多粉丝且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微博大V或自媒体运营者导演的。这些人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比普通的网民大得多。

既然网络媒介已经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提高媒介素养来使得我们更好地适应网络环境也就很有必要，基于此，首先就是要把媒介素养也纳入个人素质教育当中，比如从学生时期就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以课程的形式普及媒介素养的知识，也可适当地把相关新闻传播的理念和知识也作为教学的课程内容。其次就是利用传媒来解释传媒，也就是利用传播媒介来普及媒介素养，比如说以每次出现的舆情反转事件以及虚假新闻为例做一个专门的新闻评论栏目，最好能在比较权威、专业、主流的新闻媒介平台上播出，这样的说服效果和警醒效果会大大增加。模式可以参照专门用来普法的《今日说法》栏目来设置。总之言之就是以基础教育和权威新闻栏目的形式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使得公众对后真相保持警惕，以此来规避后真相式网络舆情的传播。

媒介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媒介自律指的是新闻媒介组织对内部成员的管理或约束，媒介机构和媒体人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自觉遵守也属于媒介自律。媒介他律一般指的是政府或有关部门对新闻媒介或媒体人的一种强制的管理，他律一般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施的。后真相在网络舆情传播环境中大行其道，与媒介自律意识淡薄和他律缺乏力度有很大的关系。当下一些自媒体很难将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做到兼顾，很多时候往往将经济效益置于社会责任之前。自律意识淡薄导致媒介对所发布的内容缺乏责任心，更有甚者，一些媒体纯粹将经济效益奉为圭皋。“博眼球”、“赚流量”、“抢时效”是他们存在的主要意义。而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新闻往往就是导致后真相舆情传播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呼唤媒介的自律意识回归是当下的首要任务。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媒介自律上，这样做也并不现实。一些媒介乱象比如“有偿新闻”、“有偿不闻”“虚假新闻”等的出现就不仅仅是媒介自律意识淡薄这么简单，而是媒介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丧失，针对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加强媒介他律的强度。从当下自媒体出现的种种乱象及一些反转新闻和虚假新闻中媒体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出媒体行业的他律强度有所欠缺。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媒介他律的强度，对一些罔顾社会责任的媒体应该通过强制的他律手段来解决。比如说加强并细化自媒体行业的相关管理制度，并提高媒体失责行为的惩处力度。总而言之，只有媒介自律与他律相互结合双管齐下才能使得媒介环境天朗气清，才有希望将后真相扼杀在摇篮里。

重视新闻事实查验平台的建设。新闻事实查验（News fact checking）指的是对新闻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后真相时代的特点是信息量大，多元性强，情绪化事实泛滥。网络为背景的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的真实性往往难以评估。这就需要对新闻进行事实查验，并且新闻事实查验对规避后真相网络舆情反转来说也至关重要。传统的新闻真实核查一般是由记者和编辑来把关的，但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的新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靠记者和编辑的把关来保证新闻真实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况且一些媒介已经将自律意识抛诸脑后了。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新闻事实查验机构来填补这一空缺。腾讯的“较真”平台就是一个专门的新闻事实查验平台。其栏目定位就是对各种假新闻、缺陷新闻、谣言、钓鱼贴、营销贴进行查证和快速打击，对人们感兴趣的、但缺乏来龙去脉的消息进行溯源和探查真相。这样的机构存在对遏制后真相新闻及其后续的舆情传播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现实情况是这种专业的新闻事实查验平台很少。这其实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新闻事实查验平台的处境艰难：首先媒体本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并监督社会的平台，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权威被除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机构所质疑。其次，新闻事实查验平台自身的立场往往很难被社会各界认同，换句话说就是其公正性会受到的怀疑。再者，新闻事实查验平台是通过对已发布的新闻内容进行再挖掘来探究其背后真相的平台，也就是挖掘“真相”背后的真相。其工作难度有多大也就不言而喻了。除此之外，新闻事实查验平台还要在虚假新闻或缺陷新闻等其它“问题新闻”对网络舆情造成不良影响时及时找出事实真相来引导舆情传播。这就意味着新闻事实查验平台不仅要有极强的新闻敏感性还要注重新闻事实查验的速度。基于以上原因，新闻事实查验平台要想正常运行就需要政府和媒介双方对新闻事实查验平台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这样才能保证新闻事实查验平台的正常运作，才能为净化网络舆情环境规避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添一份助力。

结语

  后真相式网络舆情传播是当下网络舆情环境中不可被忽视的现象，其造成的危害已经不容小觑了。虚假新闻牢牢扎根于网络新闻环境当中，网络谣言也成了网络新闻的“特色”，舆情反转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一切都与“后真相”有莫大关系。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后真相的起源、发展、特点、表现形式、成因及应对建议做了论述，特别对后真相与网络舆情传播传播做了细致分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后真相的重视，在生活当中对后真相保持警惕。也期望能对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治理提些建议，使得网络舆情传播环境不再受后真相的干扰，回归正常的传播秩序。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