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南疆高质量发展研究

摘  要：本文剖析南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征、现状及面临的核心生态问题，阐明在该地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结合南疆具体实际，深入挖掘儒家经典生态文明智慧，从生态伦理视角出发，构建融合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南疆高质量发展策略体系。

　　关键词：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伦理；高质量发展

　　南疆生态现状以及高质量发展诉求

　　1.南疆的生态特征与资源禀赋

　　南疆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及边缘，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少、蒸发量大，水资源匮乏。其地貌以沙漠、戈壁为主，绿洲面积占8%左右，呈“孤岛式”分布于河流冲积平原。区域植被稀疏，天然林覆盖率低，土地荒漠化、盐渍化问题明显，生物多样性受限。依托有限的水源与丰富的光热条件，绿洲成为南疆的核心农业载体，依托绿洲，南疆特色林果业优势显著。对于盐碱地的资源化利用，创新了“以种适地”的新疆盐碱地治理模式。荒漠戈壁为光伏产业提供天然场地，喀什已建成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同时，喀什北部探明原油资源量超亿吨、天然气千亿立方米。

　　总体来看，南疆生态矛盾突出，极度脆弱的环境与高度集约化的绿洲农业并存，光热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匮乏严重。基于这种矛盾，当地已经初步依托特色农业、清洁能源、生态治理形成了“资源—产业—修复”的生态闭环。

　　2.南疆生态约束对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儒家生态文明思想融合的必然性

　　南疆水资源匮乏，土地承载力逼近极限，生态安全屏障脆弱，严重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儒家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破解困局的文明基因：“取用有节”的原则可矫正水资源超载开发问题，“仁民爱物”的伦理观能推动全民生态修复实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可引导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儒家的“天人协同”思想与维吾尔族长篇诗作《福乐智慧》中的生态智慧、柯尔克孜族的神山崇拜等思想，形成多元文化共鸣，构建起超越族群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伦理基石。由此，儒家思想不仅成为生态治理的有效工具，更在生态治理实践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当代启示

　　1.儒家生态哲学的理论根基

　　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把天、地、人联系起来，把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统一起来。思想史家余英时说：“略略回顾下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和心学，‘天人合一’在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潮中都构成了怀德海所谓‘基本预设’之一。”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是指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性之仁，与以“道—气”为性格的天沟通，以期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儒家生态哲学的理论根基便是奠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仁民爱物”的伦理观，二者构成互补互构的生态智慧体系。

　　“天人合一”并非玄虚命题，其本质在于揭示自然规律（天）与人类活动（人）的同构性。《周易》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将宇宙的根本法则归结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人类作为宇宙的一部分，需通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从而顺应天道。“仁民爱物”从伦理维度扩展了人类的责任边界。其逻辑起点是儒家的差序关怀：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血缘伦理推衍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伦理，最终抵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高度。这种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底色要求人类必须对自然怀有敬畏，一方面践行“取物以时”（如《礼记·月令》规定禁渔禁猎期保护繁衍），另一方面恪守“取之有度”（如《荀子·王制》警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尤为深刻的是，儒家强调技术应用需受“仁心”约束——孟子以造箭者（矢人）与造甲者（函人）的职业伦理对比警示技术可能被异化为破坏力量。这一思想对南疆地下水超采等行为构成一定程度上的批判，而当地“以渔降盐”的盐碱水养殖则是“化害为利”的仁术。这正是“爱物”伦理的当代实践。

　　2.代表性哲学家的生态智慧

　　孟子与荀子作为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双峰，分别从“心性伦理”与“实践理性”维度构筑了互补的生态智慧体系。孟子以“仁心”为原点，将生态关怀纳入道德主体的自觉践行，比如《孟子·梁惠王上》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揭示“顺天应时”的生存法则，强调人类需遵循自然节律以实现永续利用；《孟子·告子上》中“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的寓言，痛斥短视开发导致的生态悲剧，提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养护责任。这些思想的终极指向是《孟子·尽心上》中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通过“仁心”的差序推演，将血缘伦理升华为对万物的普遍关怀，使生态保护成为德性完备的必然要求。荀子则以冷峻的“天行有常”（《荀子·天论》），破除了天人感应的迷思，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实践。

　　儒家视域下南疆高质量发展理论路径建构

　　1.“天人协同”发展观：生态阈值约束下的绿色转型

　　荀子在《天论》中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行有常”意味着自然规律的绝对性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本体论层面，“天”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界，其运行遵循内在的“常”，独立于人类意志或道德评判。这确立了自然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在认识论层面，人类需明晰天与人的职分，即“明于天人之分”，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把握客观规律，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实践论层面，“常”并非静态教条，而是动态平衡系统。荀子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要求人类以理性治理顺应自然规律，而非被动屈服或盲目征服。“天行有常”揭示了自然的自主性与人类的谦抑性，为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提供了第三条道路：既否定“人定胜天”的狂妄，也批判“自然无为”的消极，主张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制天命而用之”。

　　以“天行有常”思想为底色，我们可以将荀子思想向现代生态治理的转化总结为三阶递进模式，即从规律认知到责任界定再到制度量化。对生态规律的认知就是对生态阈值的客观性的体认，“天行有常”表明自然系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临界点。

　　2.“仁民爱物”伦理观：共同体驱动的生态治理

　　孟子“仁民爱物”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逻辑推演过程。这一过程始于“不忍人之心”的发现：“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先天具有的道德情感，构成了生态关怀的心理基础。

　　“仁民爱物”的实践路径，体现为道德教化与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在道德层面，儒家强调“扩而充之”的修养功夫。孟子以“牛山之木”的寓言，阐明德性培养的持续性。在南疆的生态治理实践中，“仁民爱物”思想通过文化重构与制度设计实现了现代转化。阿克苏河流域的治理提供了典型范例。借由文化重构，阿克苏河流域的治理将生态保护内化为一种“为自己而战”的集体信仰和区域精神，并通过义务植树制度、以林养林模式、系统治理规划等制度设计，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稳定、可持续且惠及民生的实践。

　　这种伦理观为跨民族生态共识的建立提供了文化纽带。神山崇拜、草原禁忌等生态智慧，与“仁民爱物”思想形成深层共鸣，共同成为铸牢生态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3.“强本节用”策略观：资源循环增值的经济理性

　　“强本节用”思想深植于儒家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周易·系辞下》揭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命题，将宇宙本质理解为永恒的创造过程。这一“生生”哲学构成了资源利用观的形而上学基础：人类经济活动唯有契合天地生化节律，方能实现永续发展。

　　荀子对此作出精辟阐释：“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此处“本”即农业生产，但更深层意指资源再生能力。“强本”非盲目扩张规模，而是通过“时禁”保障资源再生周期，体现对自然再生产规律的尊重。

　　“强本节用”的现代转化，体现为资源利用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南疆实践中，这一思想通过三级循环体系得以实现：

　　生产过程的内循环遵循“尽物之性”原则。棉田秸秆的循环利用堪称典范，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秸秆转化为蛋白饲料，饲料喂养畜禽，畜禽粪便制成沼肥还田，形成“取—用—还”的完整闭环。这一过程暗合“终则有始”的循环宇宙观。

　　区域层面的资源匹配体现“裁成辅相”智慧。盐碱地治理突破传统思维局限，通过“以渔降盐”模式，将原本贫瘠的盐碱水域转化为虾蟹养殖场，消纳盐分。这种“因势利导”的治理策略，正是荀子“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思想的具体实践。

　　制度层面的激励设计融合“义利合一”经济伦理。玛纳斯县创建的“水权储蓄银行”制度颇具创新性，农户通过节水技术将亩均耗水量减少，将节省水量转化为可交易的“绿色积分”。这种设计使“节用”从道德要求转化为经济动力，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实现增收。该机制完美诠释了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的辩证智慧。

　　“强本节用”策略观的深层意义，在于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它重新定义了“效益”的内涵。传统经济学将资源消耗视为必要成本，儒家则强调“用之有节”带来的综合价值。南疆光伏治沙项目即明证：光伏板发电产生直接收益，板下遮阴减少水分蒸发，板间种植耐旱作物形成额外收入。这种“一举三得”的模式，正是“强本”思想的现代演绎。

　　结语

　　将儒家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南疆的发展实践，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它旨在为南疆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伦理支撑，推动发展模式从征服、索取向和谐共生转变。这条道路，不仅是解决南疆当前生态困境的可行之策，更是实现其长治久安与永续繁荣的必由之路，为全球其他类似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重要参考与启示。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