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毛之下：维多利亚时期动物画中的社会隐喻 ——以兰西尔为例

摘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动物画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社会背景，埃德温·兰西尔（Edwin Landseer, 1802-1873）作为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动物画家之一，凭借其精湛的技巧而闻名。本文以兰西尔为例，探讨其动物画中蕴含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隐喻。兰西尔的细腻笔触绘制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动物，通过对动物形态与互动的细腻刻画，他不仅展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力，更将动物形象转化为社会道德、阶级秩序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对道德教化的推崇，亦暗含对工业文明，社会阶级问题的复杂态度。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兰西尔；绘画隐喻；动物画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贯穿了整个19世纪，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在繁荣发展的阶段，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于科技的进步感到兴奋，又感到恐惧，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下，蕴含着对于道德失序的深深焦虑。这种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成为了反应这些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动物画作为逐渐独立出来的一种艺术风格，成为了这一时期艺术的重要分支，动物画是自然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价值观的投射。埃德温·兰西尔凭借其高超的绘画技巧，以及对动物行为与情感的敏锐捕捉，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成为了表达阶级、道德以及情感的工具，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与社会隐喻。

埃德温·兰西尔从小便展现出了他的创作天赋，并对动物绘画情有独钟，他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作品并迅速获得认可，凭借着自己的魅力与艺术才华，赢得了维多利亚时期上层社会赞助人的欣赏，并成功融入英国最高阶层。他的一生创作出了很多经典的动物形象，既为皇室贵族绘制过猎犬，也为议会大厦铸造过青铜雄狮，他的笔下也不乏带有幽默讽刺性质的画作。

关于埃德温·兰西尔及其动物画的研究，长期以来在艺术史、图像研究领域展开。此类研究虽奠定基础，却将动物画简化为技术展示，忽视其社会隐喻功能。本文试图以跨学科方法弥补这部分研究，将兰西尔置于维多利亚工业化背景、道德伦理的交叉语境，通过整合艺术史和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文化研究，旨在打开兰西尔动物画的“隐喻黑箱”。

一、兰西尔动物画的视觉形式特征

埃德温·兰西尔的动物画笔触精准，动态准确，优秀的绘画技巧也是他成为那个时代动物画大师的原因之一，然而他所创作的画作并非简单的生物再现，他通过动物姿态，皮毛，以及神情上的描写，让动物宛若置身舞台的演员，有着自己的情感。从王室贵族到工业时代新贵，不同阶层的审美需求塑造着画作的物质形态，而兰西尔通过人为操纵，让画作能够既服务于客户群体的身份彰显，又暗藏艺术家自己的风格技巧。

（一）精准的形体塑造

在少年时期，兰西尔便通过解剖，学习并掌握动物骨骼肌肉的精确结构，在早期作品《阿尔卑斯獒犬营救遇险旅人》（《Alpine Mastiffs Reanimating a Distressed Traveler》）里，画面中央獒犬的斜方肌与背阔肌随前肢发力呈现块状隆起，掌骨与腕骨的连接角度精准还原犬类生理结构，这种对动物形体的准确掌握，使得兰西尔能够通过动物的肢体语言传递情感。这种科学性与戏剧性的融合，奠定了其动物画在维多利亚艺术界的独特地位，也使他受到了那个时期赞助人们的青睐。

（二）戏剧性的构图

兰西尔的绘画风格具体是如何演变的，一直以来都很难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因为他所创作的这种动物画风格在很久以前便已经存在，同时很难确定他具体受到了哪些艺术家的影响。但兰西尔的一些大场面创作，例如狩猎场景，无疑还是受到了一些其他优秀绘画作品的影响，他在佛兰德斯大师的遗产之上，发展出独属维多利亚时代的戏剧化叙事模式。

在画作《The Hunting of Chevy Chase》中，兰西尔参考了鲁本斯的一些狩猎场景构图，让人物在画面外围，狩猎场景在画面中心。

但兰西尔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他将鲁本斯惯用的对角线动态布局，转化为垂直向上的冲突结构——猎犬群沿画面中轴线螺旋攀升，与顶端持矛骑士构成视觉对抗，并通过缩小画幅增强紧迫感，使观众仿佛置身混战中心。

在狩猎场景的动物部分构图上，兰西尔则借鉴了弗兰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s，1579-1657 年)的作品，[ 《Sir Edwin Landseer》Richard Ormond, New York ,Rizzoli , 1981,P25-27] Richard Ormond 在《Sir Edwin Landseer》中提到：“他成年所画的几幅狩猎场景都是按照弗兰斯·斯奈德斯的传统绘制的，这一点经常被他的同时代人注意到。”画中猎物为视觉中心，形成向心式布局，所有猎犬的动作都指向猎物，集中焦点，强化了冲突的核心，同时猎犬和猎物的肢体相互交错叠加，这种构图方式让画面充满了压迫感和紧张感，凸显出冲突的戏剧性。

（三）色彩传递情感

兰西尔在绘画中十分擅长使用色彩来使观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画面中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他经常使用棕褐色、赭石色以及金黄，并通过叠加釉色的技法，来营造出一种充满暖意的、稳定的古典氛围，配合动物灵动的神情，让整幅画宛若一处永不褪色的维多利亚时期乌托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他的另一些作品里，例如《A Fireside Party》这幅画中，他也会通过铅白与群青混合的灰蓝色，配合笔触，营造出一种阴冷粗糙的质感，暗示生存环境的残酷。

兰西尔是一位情感丰富并且能够敏锐洞察社会现象的画家，他的色彩选择也展示出了他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现象的一种观察，而他作为一位出色的画家，在画作中表现出了这一点。

二、拟人化的动物与道德隐喻

兰西尔画中的动物形象极具生命力和戏剧性，同时具有一种拟人化的倾向。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以严格的道德规范著称，这种道德体系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应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焦虑的防御机制。兰西尔画中拟人化的动物，往往有着一种道德上的隐喻。

[2 《看》(英)约翰. 伯格(John Berger)著，刘惠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P8]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为何观看动物？》中指出：“若说动物是最原始的隐喻，那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的基本关系是隐喻性的。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两个专有名词--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却也显示出二者区别之所在。反之亦然。”这种关系转变在艺术中投射为"道德化的物种寓言"。兰西尔通过细致的动物刻画和情感表达，使用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维多利亚社会对道德观念的推崇，其画作既延续伯格所言前工业时代人与动物的亲密性，又将动物重塑为社会规训的媒介。

兰西尔的《高地早餐》恰成为验证——在这幅画中，人的行为和犬的行为同时进行并且相互呼应。一位母亲正在用母乳喂养她的孩子，而画面的右下角，一只小狗也正在喂养自己的孩子，背景里简单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组成了一种静谧温馨的气氛，整幅画显得十分温柔，十分美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风气倡导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男人在外工作，而女人在家里照顾孩子，处理家务，主要职责是以家庭为中心，兰西尔充满了母性光辉的画，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倡导的女性道德，一种家庭道德。

兰西尔的画中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较为有名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描绘犬类在面对死亡时的表现，这体现了一种当时乃至现在都在倡导的道德品质——忠诚。

在《牧羊人的坟墓》（《The Shepherds Grave》）中，描绘了个悲伤的场景，墓碑上未完成的铭文显示，狗的主人最近刚去世，兰西尔通过拟人化的处理，让狗的神情蒙上一层哀伤的灰雾，使得观者也能体会到那种悲伤，画中狗的态度与现实里人的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图1埃德温·兰西尔《The Old Shepherd's chief Mourner》45.7*61cm木板油画1837年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兰西尔的另一幅同题材画作《老牧羊人的首席哀悼者》（《The Old Shepherd's chief Mourner》），表达了相同的情感，画面中的狗默默靠在棺材上，棺材里的是它的主人，角落里的羊角以及地上的散落的手杖帽子，则暗示了死者的身份是一位牧羊人，而这只狗正是和它相依为伴的牧羊犬，它匍匐于主人棺材旁，眼神哀戚，前爪轻触棺木。画面通过犬类的忠诚，隐喻维多利亚家庭伦理的核心——无条件服从与情感依附。牧羊犬的哀悼不仅象征仆人对主人的忠诚，更暗示了那个时代所倡导的道德理念，将动物情感升华为社会规范的情感教育工具。

当兰西尔开始绘制时，一场精妙的角色扮演便已经开场。他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以及动物的拟人化表情，引导观者将人类的道德观代入进去。动物的世界里实则并没有所谓的“人类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兰西尔的画表面上是画动物，但内里其实暗藏了隐喻，皮毛之下，其实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投影。

三、荷加斯式的阶级讽喻

如果说荷加斯的讽刺是直刺眼球的讽刺漫画，而兰西尔则发明了属于绅士阶层的“优雅冒犯”，用惹人怜爱的动物形象，去展现粗粝现实。

兰西尔的这两幅作品中十分明显地刻画了两只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所饲养的宠物，一边是富裕家庭所饲养的品种犬，一边是普通家庭的混种犬。这种对比手法背后有着悠久的文学与图像传统，通常承载着道德或宗教寓意，例如在17-18世纪的戏剧小说中，伦敦时尚圈的不道德与轻浮常与乡村淳朴美德形成对照。

通过背景以及狗本身神情的描绘，能够使观者对于这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状况作出明显的区分和判断，对比强烈。同时富裕家庭的宠物皮毛经上千笔细密短刷营造出丝绸质感，背景中的哥特式壁炉与天鹅绒帷幔暗示房屋较为豪华，而杂种犬的鬃毛则以粗犷的厚涂法表现，身后斑驳砖墙与破木桶指向稍低的社会阶层的住所，从塑造手法上形成触觉层面的阶级隔离。这种"皮毛政治学"（Politics of Fur）通过触觉差异实现视觉阶级隔离，正如艺术史家黛安娜·唐纳德所言："兰西尔的笔触本身就是阶级修辞——光洁代表文明，粗犷象征野蛮。"[  《Picturing Animals in Britain: 1750-1850》Diana Dona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89-93]

兰西尔的画作自1840年代开始，某些作品便开始带有了霍加斯式的讽刺，他通过一些或是荒谬，或是幽默的画面，来展现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上的问题。

兰西尔1840年的讽刺画《Laying Down the Law》（《制定律法》）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对法律进行了讽刺。自从霍加斯的著名版画《长凳》（《The Bench》）出现以来，并不完善的法律制度长期以来都会被人们讽刺和嘲笑，但到了兰西尔的时代，长期法律不完善所造成的社会压力，使得那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法律改革的需求达到了顶点。故而那个时候也有人认为兰西尔这幅画其实为了讽刺现实中的某位法律界知名人士。

画中的贵宾犬蓬松的耳朵和毛发，和法官的假发以及衣物相对应，其形象象征了那些自负盲目的上层阶级人士。周围的斗牛犬以及猎犬等则象征了律师、法院官员和陪审员等角色。

通过这种讽刺性动物寓言，画作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权力本质，迫使观众在批判与反思中完成对“正确道德”的再确认。这种“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恰是视觉规训最精妙的实践。

《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和《High Life》 《Low Life》一样，在画中进行了一个对比。这幅画所描绘的故事来源于《亚历山大大帝传》中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的故事：

亚历山大拜访了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他，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而第欧根尼回答：“请别挡着我的阳光”。亚历山大的臣子对于第欧根尼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大帝则察觉到了他们的情绪，转身说道：“如果我不能成为亚历山大，那么我甘愿做第欧根尼”。

从亚历山大的年代到了维多利亚时期，这种略带幽默但又具有一定哲理的故事，仍然适用。这幅画使用狗的形象，来影射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以及朝臣们的形象。这个故事本身便带有一定的讽刺性质，当兰西尔把故事中的人类主角们，使用了拟人化的方式，换成了或是趾高气昂，或是憨态可掬的狗的形象时，这种讽刺性质达到了巅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两只代表了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的狗身后，那群代表了臣子的狗们，他们的神情各异，但兰西尔刻画得相当巧妙，使得他们非常恰当地表现出来了故事中那种谄媚权贵之感。

四、结论

埃德温·兰西尔的动物画作不仅是维多利亚时期自然主义艺术的巅峰，更是解码19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隐秘钥匙。在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浪潮下，维多利亚社会深陷道德焦虑与阶级矛盾，兰西尔在他的画作中通过精准的形体塑造、戏剧化的构图与象征性色彩，将动物的形体与情感升华为复杂的社会叙事，巧妙运用拟人化手法，使动物成为道德教化、阶级讽喻的媒介，既延续了前工业时代人与动物的情感纽带，又折射出维多利亚社会对稳定秩序的渴望。本文通过跨学科视角，将兰西尔置于艺术史与社会文化的交叉语境，弥补了既往研究对其隐喻功能的忽视。然而，维多利亚动物画的隐喻体系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例如殖民话语与动物形象的关系，或女性视角在拟人化叙事中的缺席。兰西尔的作品不仅是历史的镜像，更是当代反思权力与伦理的参照。在技术理性主导的今天，重审这些“皮毛之下的寓言”，或许能为理解人性与社会的永恒命题提供新的启示。

文章来源：《新美域》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