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罗振玉与《艺术丛编》的图谱编纂

《艺术丛编》的编纂缘起

　　1916年，上海犹太富商哈同的夫人罗迦陵因雅好中国文字，在其住址哈同花园内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后又考虑办学只能惠及百十孩童，遂希望能够收集中国古物出版，以飨公众。罗迦陵的收藏主要是甲骨文，其收购了部分刘鹗生前所藏的甲骨，藏于爱俪园戬寿堂。为此，罗迦陵希望能够请专家研究、整理这批甲骨，并进一步邀请古物收藏家共同出版。罗迦陵经过与总管姬觉弥的商议，由姬觉弥邀请浙江海宁籍的金石学家邹安主管出版事宜。

　　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善书法，写金文极为古拙，博览古器，考订精详，为晚清大收藏家，毛公鼎曾为其所藏，有《周金文存》《艺术类征》《草隶存》《梦坡室获古丛编》等论著行世。邹安又联系了研究甲骨文的专家罗振玉、王国维一同参与出版。出版的两套书定为《学术丛编》与《艺术丛编》。《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罗、王二人的古文字、考释研究文章，《艺术丛编》则主要为金石古器图录。考察《艺术丛编》的出版，能够厘清罗振玉古器物学思想的脉络与实践，以及从传统金石学的注重文字考释向器物本身研究的学术转型。

　　《艺术丛编》有三篇序言，作者分别为罗迦陵、姬觉弥、罗振玉。通过细读序言，我们可知罗迦陵是此次编纂的发起方和出资方，其初衷是推广中国古文字。罗迦陵的《艺术丛编》序言提到，在聘请邹安主事的时候，也聘请了在东京的王国维、罗振玉，请他们拿出自己的收藏和著录，经过半年集结成编，按期分卷印行。总管姬觉弥的序言中也点明了这一点：“延揽名流，征求古索，聘当世收藏家为著作林，出所有吉金乐石，高文典册，裒集成帙，曰艺术丛编，以公诸世。”[1]罗振玉的序言则指出古代的金石学分为四个维度：研究金石文字可以明造字之源，读金石文本可以补史之阙，考察金石的形制可以正古代礼制，探究金石的工艺可以考察考工记的得失。前两个是基于文字的维度，后两个则是基于器物的维度。这种对器物的关注在罗迦陵的序言中是没有体现的。若进一步考察《艺术丛编》的条例，其第一条便指出丛书编纂的目的是“使人知保存古物，多识古字，多明古礼制、古工艺为宗旨”。[2]该内容从识古字、明古礼制、鉴古工艺的三个角度强调了古物的重要性，实际已经显现出古器物学的倾向，恰与罗振玉提出的金石学的四重维度相契合。因此，罗振玉关于古器物的思想主导了这次编纂实践。

　　《艺术丛编》所收录的古器物图谱

　　《艺术丛编》主要收录罗振玉和邹安二人收藏的金石拓本及图片。由罗振玉辑录的主要有《殷墟书契后编》《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录》《殷文存》《明器图录》《殷墟古物图录》，邹安辑录的主要有《周金文存》以及向社会征集的器物图录《艺术类征》。《周金文存》收录的是邹安收藏的周代金文拓本。邹安喜好研究三代秦汉文字，三十年间收集拓本二千种，于1912年分类编次写定。因为要纳入《艺术丛编》出版，所以先挑选出一部分，厘定为《周金文存》六卷，将收集拓片的时间截止到1911年，罗振玉助其审订。

　　罗振玉辑录的《殷墟书契后编》《金泥石屑》《殷文存》以文字拓片为主，《古器物范图录》《明器图录》《殷墟古物图录》以古器物为主。在《殷墟书契后编》的序言中，罗振玉指出此书是因为罗迦陵翻阅了他之前所出版的《殷墟书契前编》八卷后，力邀其将后编出版：“闻予为此书，请为刊焉，乃以十日之力亟厘为二卷，付之梓，与前编共传当世。”[3]《金泥石屑》则是罗振玉收藏的一些不被前人注意的小器物上的文字。在《金泥石屑》的前言中，罗振玉提出了宏伟的编纂计划与分类方案。他认为，可以从文体、断代、依物三种分类标准将金石文字分别辑录为《寰宇石刻文编》《集古遗文》《集古图录》三套丛书。《寰宇石刻文编》《集古遗文》主要是针对文字的分类，而《集古图录》则主要依靠器物类型分类，具体可以分为贞卜文字、古匋文、古兵器、碑符、古器物范、范金释老氏象、古明器、泉布、砖甓、瓦当、玺印、封泥、镜鉴十三类。其中除贞卜文字、古匋文外，其他均可看作是基于古器物的分类而非文字。因此，在这里罗振玉的分类出现了一道裂缝，在试图通过器物类型对器物上的文字进行分类时，实际上却走向了背离文字的分类标准，转向了器物。

　　《艺术丛编》所刊载的《古器物范图录》《明器图录》《殷墟古物图录》多是罗振玉在1906年调任北京后游逛厂肆所收藏的古器物。罗振玉常根据所获古物来起斋名，此时因广收古墓所出陶俑等明器而名所居曰“俑庐”。1908年罗振玉写成考订这些古器物的随笔《俑庐日札》[4]，并在1909年连载于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主要分为古器、钱币、玺印、碑刻、砖甓、瓦当、陶器、明器八类。这种分类基本也反映在后来出版的《集古图录》中。《古器物识小录》序中，罗振玉叙述了自己1906年调任北京后便开始关注“无字之物”：“乾嘉诸儒大抵偏重文字，古器物无文字者，多不复注意。予恒以为憾。往备官京师，每流览都市，见古器无文字、人所不注意者，如车马器之类，见辄购取。复以暇日为之考订而笔记之。”[5]因此我们在《俑庐日札》中已可见罗振玉古器物学思想的萌芽。而《艺术丛编》对其收藏的明器、古器物范进行出版，实际践行了他的古器物学思想。

　　《艺术丛编》所体现的古器物学思想

　　1918年，罗振玉撰文《古器物学研究议》，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文中正式提出“古器物学”一词：“古器物之名亦剏于宋人。赵明诚撰《金石录》，其门目分古器物铭及碑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尚沿此称。嘉道以来，始于礼器之外，兼收其他古器物。至刘燕庭、张叔未诸家，收罗益广，然为斯学者奉附庸于金石学也，卒未尝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学’，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明确指出古器物分为礼器、乐器、车器马饰、古兵、度量衡、泉币、符契玺印、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匋、瓦当砖甓、古器物范、图画刻石、梵像十五类，并将对古器物的研究分为鉴定、传拓、模造、撰述四类。

　　相较于《集古图录》中杂糅文字的分类，此处分类完全是基于器物进行的。在《艺术丛编》的序言中，罗振玉指出宋代《博古图》与《考古图》除了彝鼎法物外兼收古器，但是更注重器物上的文字。随着古物流失日益严重，罗振玉希望将十年来出土的古器物与已佚但幸存孤拓者或流失海外者著录成书数十种，但是资力有限，付梓者才十之二三，想要得到资助，却一直没有机会。此次能够得到罗迦陵的资助，以《艺术丛编》的形式出版其编纂的古器物图录，是罗振玉古器物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且关键的一环。因此，罗振玉的古器物学思想形成经历了古器物收藏实践、《艺术丛编》的古器物图谱编纂和出版，再到将古器物学思想以文章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漫长过程。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