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舆论战与国民党的大战略

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民族危机的加深紧密相连。政党以掌握国家权力为目标，事关民心所向，宣示与力行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渐成为国内政党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1]

1922年，中共二大在其奋斗目标中即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宣言中积极提倡民族主义，认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3]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亡臻于极限。国共两党合力对外，在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二者的作用均不可替代，在战后同样具备了问鼎国家权力的资格。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复建构与宣传自身的抗日功绩，而其对日本战犯的宽纵却消解了这种努力。1945年9月3日，国民党公布《中国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开篇即强调国民党对抗战的领导之功：“首先是本党遵照国父遗教，领导国民革命，争取中国自由平等，今已在我同胞共同奋斗之下获得成功。”[4]该文反复颂扬国民党对抗战胜利的功劳，却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贡献只字未提。至1946年，在国民党的宣传话语中，中共已成为抗战的破坏者：“幸赖全国人民均能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一心一德，在日寇与中共夹攻中发挥最大力量，终于击溃日寇，获致胜利。”[5]在反复建构自身抗日功绩的同时，国民党也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与国内宣扬自身抗日功绩。但是，冈村宁次作为原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在战后理应受到审判，国民党却因内战需要迟迟不予审理。国共围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的舆论战由此展开。

揆诸有关研究，在涉及国共政争的领域，对国共舆论宣传的考察多侧重其中一方，而能同时展现国共双方舆论宣传互动过程者较少。[6]事实上，在国共政争中，国共时常以另外一方为舆论宣传时的“对手方”，宣传交锋也在所难免。因此，要真正理解国共两党中一方的舆论宣传内容、形式、策略等，并评估其宣传效果，另一方的“在场”必不可少。国共两党围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展开的舆论战几乎贯穿整个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这为我们从舆论宣传领域考察国共政争提供了难得的个案。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与综合论述相结合的方式，尝试回答如下问题：一、在国共两党围绕审判冈村宁次的舆论战中，国民党如何处理军事与舆论宣传之间的关系；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如何处理审判日本战犯与抗日功绩宣传之间的关系；三、在抗战后国民党的总体战中，国民党如何处理军事战略与其他战略之间的关系。意在探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如何处理军事与舆论宣传、与其他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有助于从宏观视角把握国民党在国共政争时期的战略决策理路。

一、指责与掩饰：国共两党关于审判冈村宁次的舆论宣传

面对战后国共相争，冈村宁次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蒋介石在当天电告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之命令。”[7]同日，朱德也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8]面对矛盾的命令，冈村宁次选择了南京政府。17日，冈村宁次发表公告称：“今后如有未奉蒋委员长命令之对日军事行动，均不能承认。”[9]18日，冈村宁次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表示“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并尽力为南京政府在设备、技术及人员方面提供帮助。[10]由于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国共产党的接收遭遇到日军激烈的抵抗，这极大方便了国民党抢占沦陷区地盘。冈村宁次的立场和表现赢得了国民政府的好感。9月9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命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负责“传达及执行总司令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一切善后事项”。[11]在这些善后事项中，遣返日俘、日侨为主要任务。

中共要求严惩冈村宁次，指责国民党包庇并利用其打内战。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以《控诉冈村宁次，他是屠杀我同胞的大刽子手，应该严厉惩办！》[12]为长句标题，全文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该读者因日本侵略而家破人亡，作为侵华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便是这一悲剧的首恶。同月14日，《解放日报》刊文要求严惩战犯，从日本各领域彻底清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残余，而冈村宁次即是战犯的代表。中共认为，冈村宁次“不但是战争的坚决执行者，又是指挥烧杀、奸淫、破坏、掳掠最凶恶的罪犯”。[13]因此，在日本正式投降以后，应立即将冈村宁次监禁起来，听候审判。1945年底，由中共发起成立的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主要战犯名单，除已被盟国逮捕的战犯外，冈村宁次名列首位。[14]谈及战后战犯审判，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称：“而最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的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15]

随后，中共媒体不断就冈村宁次问题抨击国民党。据笔者统计，在1946-1947年两年间，仅《人民日报》中提及冈村宁次的文章就有32篇，[16]文中无一例外均指责国民政府包庇冈村宁次、利用冈村宁次打内战。据这些文章所见，冈村宁次对内战的参与渐深：先是作国民政府的“联络员”，[17]后来变为军事上的“顾问”，[18]直到最后“直接指挥蒋军作战”。[19]指责国民党为打内战与侵华要犯相勾结，中共希望通过舆论宣传达到打击国民党政治形象并瓦解其军队士气的双重目的。此时期的《人民日报》有一段较有代表性的评论：“蒋介石用冈村宁次来屠杀中国同胞，蒋介石的汉奸面目是彻底暴露了。但是，徐州战区六十六万蒋军官兵，难道是像蒋介石一样全无心肝，甘心在民族敌人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日本法西斯战犯的指挥下，来屠杀本国的同胞么？”[20]

遣返任务与病重，成为国民党拖延审判冈村宁次并掩饰其意图的借口。“二战”结束后，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也设置了10个军事法庭，对在中国境内犯有战争罪行的战犯予以审判。冈村宁次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战犯嫌疑重大，理当予以审判。1946年初，这些军事法庭先后开始了战犯案件的审理工作。此时，何应钦以“俟其协助遣送日俘侨工作完竣后，将立即予以逮捕”为由，[21]延后对冈村宁次的审判。至7月，中国境内的日俘、日侨已基本遣送完毕，[22]而少量未遣送者，继续成为遣返未完成的理由，冈村宁次仍未得到审判。9月，当被问及为何至今仍未审理冈村宁次时，战犯处理委员会答以“现担任联络班长，工作未了”。[23]12月，面对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答称，冈村宁次仍在“继续协助遣送未遣完之日侨日俘”。[24]1947年5月，面对记者的追问，新闻局长董显光的回答几乎没有变化，“冈村系日军投降及遣送事宜之联络班班长，其工作尚未完毕。”[25]

先完成遣返任务，再进行审判，依国民政府言下之意，冈村所应承担的遣返工作必然非常重要，才值得对其审判一拖再拖。然而吊诡的是，同一时期的报刊消息表明，冈村的身体状况异常堪忧。果如消息所言，冈村绝非遣返任务的合适人选。1946年3月，冈村宁次被报道“过去三月中，患舌病，至今不能说话”。[26]5月，冈村宁次已发展到“舌头肿大，病势甚危”的地步。[27]10月，冈村宁次又添新疾，“患牙疾，今日病势加剧，牙床肿胀，颊部浮肿，已不能进餐”。[28]1947年7月，当中共指责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军队参与内战时，国民政府答称，冈村宁次的肺部出现了严重问题，“患肺病颇巨”。[29]因此，不可能到徐州直接指挥军队。同月，矶谷廉介战犯案需要冈村宁次到军事法庭作证，而冈村因“患病甚重，不能到案”。[30]冈村宁次以病情之复杂、病势之重，仍能被国民政府倚为遣返任务的不二人选，且能屡次因为此任务延后审判，于情于理，都不太能说得通。实际上，不惟遣返任务，病重也是拖延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的借口。在1946年时，即有人开始质疑冈村的病与延后审判之间的关系：“他如今成了降将，他如今做了俘虏，威武的军刀，离开他的胯下，在等候‘战犯’的检举。可是他病了，病得很奇怪。据说：舌头肿大，病势甚危！这算是一种什么病呢。”[31]遣返任务与病重同为延后审判的理由，然而二者之间在逻辑上又是如此的不相凿枘，这恰恰说明，延后审判冈村宁次的真实用意，国民政府一直都在试图掩饰。

还施彼身，国民党试图网罗中共与冈村宁次勾结的证据。为挽回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对国民党政权造成的不利局面，国民党决定还击。1947年7月23日，《申报》和《益世报》同时捏造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曾与冈村宁次订立密约，约定共同打击中央军的消息。[32]《申报》声称此消息来源于军闻社，为了证明消息的真实性，该报道称毛泽东与冈村宁次订立密约后曾合影一张留作纪念，且该合影已经为国防部获得。然而，所谓的合影作为如此重要的“证据”，《申报》并没有一并刊出。且据常理推断，即使真有密约，中共又怎肯合影留念，给自己留下把柄和口实。相比之下，《益世报》的报道就更为保守一些。《益世报》以“有此一说”为标题，说明此消息的真实性仍不能肯定，且通篇报道都没有提及合影一事。此消息的传播非常有限，很快就偃旗息鼓，并没有进一步发酵。

利用侵华要犯打内战的指责与工作、病重的掩饰借口，两种舆论宣传的成效两相比较，高下立判。随着遣返任务渐成历史，工作借口已无任何说服力。至1948年，亲国民党言论坦言：“由于冈村宁次多时未被起诉，共党利用此点以愚惑人心，甚见成功。如在东北、华北各地剿匪战役，共军惨败之余，即谓政府战略成功，但证实为冈村宁次协助指挥之功。此说，第一，足以诬政府官员无能；第二，引起全国人民憎恶政府。”要扭转在舆论交锋中的不利局面，挽回国民政府的政治形象，如何处置冈村宁次是国民党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此时，内战逐渐不支的国民党决定公开审判冈村宁次以应对舆论危局，“故政府此次公诉冈村，实无异使共党宣传为之粉碎。”[33]

二、宣传反击：国民政府公审冈村宁次及民众的反应

舆论造势与形象塑造，成为国民政府欲通过公审冈村宁次赢回舆论阵地的主要策略。

1948年8月2日，国防部军事法庭以“在任职期间内，有纵容部属屠杀平民等罪嫌”为由将冈村宁次提起公诉。[34]《字林西报》直接点出了起诉书为国民政府迟迟未审判冈村宁次辩解的意图：“中共经常以冈村宁次作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宣传目标，他们声称冈村宁次正在国共内战中给国民政府提供帮助和建议”，“起诉书则称，冈村宁次自被羁押时起，就一直患肺结核病，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可以接受审判了”。[35]在公审之前，军事法庭于8月14日先开调查庭对冈村宁次作初步讯问，[36]正式的公审在8月23日开始。[37]国民政府极力宣传本次公审，《中央日报》甚至称，在军事法庭于9月底结束前，“该案将为结束前最精彩的一幕”。[38]

为向公众传达国民政府在审判冈村宁次的问题上并无私心，军事法庭刻意给本次公审营造以公开、透明的形象。首先，在地点的选择上，军事法庭放弃常规的审判地点，而挑选宏大建筑作为临时法庭，以容纳更多人旁听。“会审地点以军事法庭狭小，将自下列三处中商借一处，即参议会、青年会或青年馆，现尚接洽中。……旁听席预设一千席。”[39]后正式选定上海市参议会作为临时法庭。其次，邀请各界代表前来旁听，努力展现本次公审的公开与公正性。各界代表阵容可观，“包括外交团、各军政机关首长、中外记者，届时南京有关部会亦将派大员来沪观审”。[40]最后，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极力向民众宣传本次公审。这些技术手段中有扩音器和电台的使用，“为补救旁听限制之缺憾起见，将在参议会附近通衢，装置扩音机。向市民广播审判情形。并利用参议会所办新都电台(呼号KLST，波长一千二百K)，同时向全国转播”。[41]就连在当时比较珍贵的电影摄制，也一并采用，“届时中宣部电影制片厂将派员摄制新闻片”。[42]

对公审冈村宁次的宣传，立即引起新闻媒体关注度的升温，冈村的罪行被充分挖掘和报道。[43]对冈村宁次的在华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如《大公报》：“冈村一生事业，专做侵略中国的勾当。由起家成名，以至赫赫大将，指挥百万大军，拥有半个中国的生杀予夺大权，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44]随着报道的增多，民众对冈村宁次的在华罪行了解更为全面，要求严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新时代》评论说：“冈村宁次率领百万大军，蹂躏了大半个中国，生杀予夺，唯意所欲，是一笔算不清的血债。如果这样的元凶战犯，也让他逃出死刑，那就也太没有法律了。八年的抗战，也打的太冤枉了！”[45]更有报刊以《军事法庭应从速决定，杀冈村宁次以谢国人。应记廿年来日军阀的毒辣侵略，日本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了几多》为醒目长句标题，[46]表达在审判冈村宁次一事上的态度和愿望。

然而，与国民政府的初衷相反，对冈村宁次行将公审的宣传，并未使国民政府的负面形象得到改观。

舆论更倾向于根据既往印象预判公审结果，有报刊即预测：“(一)冈村宁次不会判死刑。(二)但一定会判徒刑的。(三)判了徒刑之后，可能是：‘……该第一号战犯肺病严重，生命危在旦夕，着即送某地休养……’。”[47]

《字林西报》更通过援引官方消息，透露出审判结果可能并不乐观：“根据一些官方消息，对年老、患肺结核的冈村宁次的审讯，将会从南京转移到上海，因为‘那里的军事法庭不是那么严苛’。他们预测这个已经在战后保持了近三年自由的囚犯，将会被宽恕暴行、免予指控，或者只给予极轻的判决。”[48]8月23日正式公审之后，报刊对审判结果的估计愈加悲观和保守：“冈村可能获得开释，或在形式上宣判徒刑，而予以缓刑或特赦。”[49]

审而不判，意料之外的公审结果暗示审判者别有所图。

8月23日正式公审冈村宁次，然而对冈村宁次的判决却迟迟没有来到，“在7月23日公审前，军事法庭预计审判结果将会在8月30日产生。然而在首次公审后，军事法庭声明称，因本案尚需进一步调查，判决结果将会推迟发表。”[50]此时，因冈村宁次侵华要犯的身份加之公审前后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使民众异常关注此案。在8月23日公审时，即出现了民众“冒雨鹄立门外通衢间静听扩音机广播审讯情形之群众数百人，亦自晨至暮始终不散”的情形。[51]因此，当法庭做出延后判决的决定后，民众对此案的关注热情并未降温，反而迫切想要知道判决结果。自8月31日起，皇后、黄金、国际三大影院均加映“公审冈村宁次新闻”。[52]三家商业性电影公司，竟以公审冈村宁次的动态报道作为亮点招揽观客，民众对此案的关注可见一斑。

不久，冈村宁次又一次以病重为理由，获得延后审判的机会。“冈村日来因终日忧伤过度，致使肺病复发，日益严重，虽经军法庭聘请名医为其治疗，然仍未见起色。军法庭为此防止冈村病势剧变起见，将于日内由江湾上海战犯监狱移至某医院救治，故关于冈村再审事，势将因此延搁若干时期云。”[53]11月，已届审理之期的冈村又不失时机地病重起来，“冈村宁次案，原定本月卅日续审，兹因该犯原患有肺结核病，自入冬以来，病势转剧，又兼患恶性疟疾，致不能如期出庭受审。军事法庭已决定另行定期审理。”[54]民众关注判决结果的热情就在这种反复的延后审理中沉寂下来。

本次公审虽然没有判决，军事法庭在公审中有意偏袒冈村的种种迹象，仍为舆论所诟病。

首先表现为对起诉书内容试图包庇冈村宁次的不满。有报刊指出，冈村宁次在华北罪行累累，然而相关罪行起诉书中竟只字不提，“住在华北的人们，或许对冈村宁次知道的更为清楚，他那套杀光、烧光、掠光的政策几乎要把中国老百姓斩根杀绝，就因此他被誉为‘对付游击战专家’。冈村是战犯，并且他还是屠杀整个中国人民的战犯，只说他的部下在某处杀几个人，烧几间房子就算是犯罪证据，那实在是太‘宽宥’他了。”[55]其实，起诉书意图为冈村开脱，这似乎并不难看穿，“控诉他的罪状只是他的几个下属在南方的少数罪行，这样第一罪轻，第二隔了一层，他直接应负的罪责比这不知要多若干万倍”。[56]其次，冈村宁次屡因病重而延后审理，这也引起了质疑和不满。“胜利后，冈村代表日本政府办理对我国投降及遣送等善后事宜，怎么在‘工作完毕后’，突然‘患起严重肺结核病’来了，并且这场病也真‘严重’，一患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也没见过关于他症状报告的片纸支字，现在又云里雾里突然‘诊治稍愈’，最近正式提起公诉(均见三日大公)。试问凭着患结核病理由，冈村就可以逍遥自在的活过三年吗？”[57]

仔细审视本次公审，便不难发现国民党的用意：既想以公开审判冈村宁次的形式回应中共的指责，却又并不想真正严惩冈村，要想兼顾二者，找借口拖延判决便成为了不错的选择。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国民党并非不知道民意的重要性，却又为何愿意糊弄民意，大费周章地包庇一个侵华要犯？国民党的表现恰恰印证了中共之前的指责。民众并不容易被愚弄，既要包庇冈村，再好的舆论宣传形式和内容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随着判决冈村宁次遥遥无期，民众最初的期望逐渐消散，“然而看这一次审判，大家都很灰心。谁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幕‘儿戏’上面。从开审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定谳’迄无踪影，不知是到‘某医院’‘养肺病’去了，还是正在‘呈总统检准’的过程中搁浅了。”[58]国民党以公审冈村宁次挽回自身政治形象的努力，事实上已经走向了反面。

三、军事优先：国民政府无罪释放冈村宁次及抗日功绩话语权的丧失

冈村宁次案最终在1949年1月26日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59]作为军事法庭奉令结束前的“所余未结案件”，[60]国民政府已无法再继续延后审理了。然而，这一次审判却并不是公审，关于审判详情的报道相比之前也要少很多。显然，国民政府本次并不打算大肆张扬此事。实际上，国民政府也明白，作为一再延后判决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最终被无罪释放，已无法给民众一个合理的交代。然而此时，国民政府似乎已不能再兼顾这些了。

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的消息一经传出，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致公党就此事公开指责南京政府：“此种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实为不可容忍之事。”[61]《密勒氏评论报》开设一期专栏刊登读者来信，就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一事发表民众的看法。难以置信是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冈村宁次在1949年1月26日这天被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无罪释放，这个消息让我们难过无语，许久都不能说话。一个参与令人深恶痛绝的对中国人大屠杀的人，竟被中国政府无罪释放，这是真的吗。”[62]

为一党之私压制民族正义的伸张，随着冈村宁次的无罪释放，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幻想破灭，“应记得战争期间我国人民被杀、房屋被烧、财产被夺、姐妹被强奸、生命的损失和财产的破坏难以计数。即使冈村被依法处决也无法平息人民的愤怒。但冈村被国民政府宣判无罪使我们的愤怒变成了无助。”[63]冈村宁次被释放后仅隔一天，即被遣返回日本。这两件事若非巧合，则是早有安排，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却并不难发现，“拖延了三年有半的日本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现宣判无罪了，而且就在宣判的后一天立即遣返日本，这真是一个‘奇闻’。”[64]对于包庇冈村宁次的事实，国民政府此时已不再掩饰。国民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已不再是它所要考虑的内容了。

利用日人做最后一搏，冈村宁次是国民党内战大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国民政府不顾舆论压力和政权形象，无罪释放冈村并立即将其遣返回国，显而易见的包庇再次印证了中共之前的指责。不仅冈村宁次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他还负责日本国内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络，这些说法在当时已十分普遍：“国民党中的若干主战分子，已与美国方面有所接洽，想由冈村返国，号召日本以及台湾的在乡军人，到中国来协助对中共作战。”[65]

这些说法是空穴来风。自1947年起，蒋介石所采取的紧跟美国，对日宽纵并扶植日本复兴的政策获得了日本上下的好感，日本无疑更愿意国民党掌控中国。

至1949年，内战中已陷于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开始谋划借助日本力量。1月21日，一份日人向蒋介石的献计函称，不仅可以“秘密吸收大量日本有志之士为党员，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中日共同反共之力量”，甚至可以招纳旧日本军人直接来华作战，“可招致台湾、缅、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任务。”[66]3月，又有日人酒匂景映向蒋建议，可从日本雇佣数十万曾在华作战的复员军人，以重新取得对中共作战的优势。[67]6月下旬，已返国数月的冈村宁次联合多名旧日本军官，向蒋介石呈送了两份机密方案，策划运用日本力量帮助国民政府。[68]同时，一份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的备忘录也显示，1949年国民政府在败退前夕曾招纳前日本军官作为军事顾问，该备忘录相信冈村宁次是此次秘密招纳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几乎他的整个人生都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他应当与本次日本旧军官的秘密中国使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69]

冈村宁次在遣返回国后即开始积极奔走，为国民政府利用日本力量献策、出力，这与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已显而易见。兵败势穷之际的南京政府，为借助日本力量与中共做最后一搏，已无暇顾及民意与自身形象。释放冈村以联络南京政府与日本国内，很显然，南京政府更看重战争的胜负，而不是民意所向。

就无罪释放冈村宁次一事，中共在和谈中向国民党发起舆论责难。在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的两天后，闻悉此消息，正在进行国共和谈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南京政府此举是“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对于释放冈村宁次的目的，中共揭露称，这是“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的一项阴谋”。[70]中国共产党命令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并将这项要求列为和谈的重要前提。

2月1日，南京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回复称：“关于冈村宁次一案，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71]两天后，宣判冈村宁次无罪的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也通过《申报》辩解，称宣判冈村无罪“纯系基于法律之立场”。[72]然而南京政府以“司法独立”作为搪塞的借口，既不符合民意，也并非真正的司法独立。

冈村被判无罪后，对审判本身的质疑和指责就从未间断过，《自由论坛》即评论称：“冈村宁次是战争末期日本侵华的军事统帅，他直接代表日本侵华的意识与行动。依照通行的国际战犯法庭的法理观念来说，一个直接指挥侵略的人，不能被审判完全无罪。纽伦堡的战犯审判，是一个先例……南京战犯法庭，仅以冈村在任时未直接纵兵烧杀中国人民为理由，判他无罪。我们认为这是有意开脱，歪曲审判原则，而且近于无耻地把冈村代表侵略意识与行动的罪行部分，丢开不问。不过，可以想得到，这不是法庭自身的过失，而是有人干涉了法庭的审判。”[73]

2月4日，就南京政府将冈村宁次及260名已判罪的日本战犯遣返回日本一事，中国共产党再度发出声明，称此举“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在声明中，中共将南京政府指斥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2月5日，中共在回应国民党的和谈声明中，又一次将冈村宁次问题作为舆论宣传的重点。中共声明称，就在国共和谈开始之际，国民党却急于宣判冈村宁次无罪。中共要求重新审判，国民党却又慌忙将其和其他战犯送回日本。这一系列不合常规的巧合，坐实了国民政府的反动卖国罪行。因此，中共总结道：“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与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本质形成对比，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自己是“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74]

随着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国民党已在事实上丧失了抗日功绩话语权。无罪释放冈村宁次，无异于公开包庇仇敌。若非为一党之私，何以罔顾民意，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总司令官。为一党得失公开包庇仇敌，这样的政党很难不让人对其之前的抗战功绩产生质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坚持要求侵华要犯必须要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共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而民族利益捍卫者形象的树立，使中共顺理成章地宣称抗日功绩的话语权。因此，当国民党决定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的时候，已在事实上拱手将抗战功绩的话语权交与中共之手。关于此点，亲国民党报刊也不讳言：“谁都知道共党的目的只是要藉此打击政府笼络民心，而政府此一失着，确是给共党一个大好的政治资本。”[75]

四、逻辑悖论：宣传抗日功绩与宽纵日本战犯

国民党对抗日功绩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认识，并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与国内宣传自身抗日功绩。

日本正式签署投降协议当月，根据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为期三天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在全国各地展开。通过悬旗、遥祭中山陵、悬挂国父遗像和蒋介石放大肖像以及蒋介石巡视游行队伍等一系列仪式与活动的举行，[76]国民党显然希望强调自身在抗战胜利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而在这些仪式与活动中，中共是被刻意遗忘的。上海的抗战胜利大会较具代表性。该市市长钱大钧在大会致词中巧妙地将宣扬抗日功绩与政治合法性联系了起来。钱将抗战的胜利归功于“我们贤明的领袖蒋主席的领导，实为主要的因素”，因此，“蒋主席既已领导我们得到抗战的胜利，今后必然能够领导我们得到建国的成功”。[77]紧随其后，汤恩伯代表党政军首长致词，其发言主旨也与钱大钧如出一辙。[78]国民党宣传部门在实际宣传中也将自身的抗日功绩作为舆论宣传的重点。在1947年的修正“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中，国民政府新闻局在加强广播一项中要求：“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每日就国务会议决议及主席七七广播词要义加以释明，令各电台不断播送(此项材料中央宣传部及行政院新闻局应予以协助)。”[79]这里的“七七广播词”是指1947年蒋介石在纪念抗战爆发时的讲话。选在“七七”这个特殊的日子发表讲话，似有深意。在讲话中，蒋实际上将中共摆到了抗战的对立面，而将自己塑造为抗战的功臣，因此也是这个国家合法的领导者。蒋在讲话中称：“今日剿匪工作，就是继续对日抗战未完的任务，也正如我们同胞们所说，要确保抗战胜利成果，获得国家民族真正独立自由，所必须经过的奋斗”，[80]“我必竭忠尽智，以保持我们抗战胜利的成果，任何妨害我们主义实现，破坏我们国家统一，阻碍我们国家建设与进步的敌人，我势必领导我全体同胞，生死不渝，始终一致的奋斗到底”。[81]

在国际宣传中，国民党也非常重视对自身抗日功绩的宣传。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1946年度的工作报告中，即有多处宣传国民党抗战功绩的内容。如“出版《委座抗战言论选集》计两卷，印三千册”“出版王秘书长亮畴主译之《中国之命运》英文本，印三千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部出版之《中国抗战故事》一书，由驻纽约办事处供给材料”“以前出版书籍仍继续由办事处发行或由各书店经销者凡十种，其书目如次：……(五)最后胜利前夕；(六)抗战与建国；(七)抗战七年后的中国；(八)战时中华志；(九)抗战歌曲选”等内容。[82]

至1948年，国民党明确要求在舆论宣传中应将抗日功绩与政治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在本年度国民党中宣部制定的宣传纲领中，有如下宣传要求：“指出中国国民党致力于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十余年，领导抗战八年，为中国最悠久最大的爱国政党。今日只有本党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力量，也只有本党有保卫国家独立生存的决心与诚意。”[83]

审判日本战犯本应成为国民党提升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契机，却在国共政争因素的影响下走向对日审判宽纵，因而导致抗日功绩话语权的丧失。日本在侵华期间所犯罪行累累，大量战犯应予严惩，以平民愤。配合对自身抗日功绩的大力宣传，如果国民党也能同时严惩在华日本战犯，无疑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国民党却在对日审判时采取宽纵态度，[84]致使侵华战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大失民心。

仅就对冈村宁次的审判而论，如果能及时给予冈村宁次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国民党在国共围绕审判冈村宁次的舆论战中也不至于陷入被动；即使身陷被动，如果国民党能立即严惩冈村宁次，则对中共的指责也可应对。然而，坚持利用冈村宁次打内战的国民党却一直不愿严惩冈村宁次，致使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始终被动。当然，在国共围绕审判冈村宁次的舆论战中，国民党的舆论宣传自身也存在着问题：遣返任务与病重作为国民党拖延审判冈村宁次并掩饰其意图的两个借口，在逻辑上却是自相矛盾的；国民党希望通过公开审判冈村宁次以回击中共的指责，却又迟迟没有判决，反而印证了中共的指责；违背国际法原则判处冈村宁次无罪，却又以“司法独立”作为借口。以上都显示出国民党对舆论宣传缺乏规划与预期，较为被动。然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宣传部门需要得到有力的配合：他们能决定如何宣传，却无法改变宣传对象本身。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宣传的成效并非宣传自身所能掌控，当需要做出与事实相悖的宣传时尤其如此。关于如何处理冈村宁次，军事胜利还是争取民心在国民党这里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舆论宣传的成效取决于军事而非自身，这提示了从总体性战略角度审视国民党舆论宣传得失的必要性。

目前学术界从战略视角审视国民党的研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外交和军事方面，[85]最新的研究也只涉及到国民党政权的地区战略，[86]而对国民党大战略的关注则十分寥寥。考其定义，“大战略是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到国家政策所界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87]每个政权在一定时期内都有其预定目标，它会调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实现它，这些手段可以是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要达成大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需要积极的协调与配合，即大战略的结构平衡。从大战略的角度，单纯某方面战略的研究，因其忽视了战略的整体性和战略之间的联系性，故而意义仍较为有限。

强调军事胜利是抗战后国民党大战略的核心。“总体战”理论是国民党战后大战略思想的典型代表。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的《总体战》一书，给总体战的定义为：“提高绥靖区司令官的职权，集中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的力量，采一致的行动，作总体的战斗，实施一元化的作战新制度，从而有效的、加速的戡平匪乱。”这个定义已能够比较清楚地阐明国民党的“总体战”理论。这个“总体战”的目标就是军事胜利，而手段则是“集中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的力量”。对于总体战的定义，该书又进一步作明确阐释：“因为现代化的战争，不是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一切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故现代化的战争之本义，实与前古之纯凭军事作战者不同，随时代之变化而进展，军事固战争之主力，他如政治、经济以及思想各方面，要亦为战争之必要条件，因此军事作战，必须配合政治、经济及思想等战，乃能克敌致果，即所谓全面动员，总体出击，然后战争之胜利，方有可期。”[88]“总体战”理论大体反映了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战略思想。然而，大战略并不必然要求以军事胜利为目标，对国民党而言，解决国共间的权力冲突才应是目标，军事资源只是手段之一。而国民党则视军事胜利为终极目标，要求各种资源的全力配合，这就可能削弱其他战略的主动性，甚至为贏得军事胜利不惜牺牲其他战略。最终的结果是大战略的结构失衡与大战略的失败。而本文的研究，则恰恰提供了窥探国民党如何处理大战略目标与其手段之间关系的典型个案。

将军事成败置于大战略的中心，这是国民党在国共围绕审判冈村宁次的舆论战中节节失利乃至丧失抗日功绩话语权的根源。1948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行政院新闻局下达了各宣传机构皆需遵守的宣传纲领及口号。这份下达文件强调：“现值剿匪戡乱加紧进行之际，宣传工作亟应加强，期能配合军事，争取胜利。”[89]国民党中宣部刻意强调“剿匪戡乱”的大环境，显然，文件中的“配合军事”绝非“联合”之意，而应解读为“服务于”。这份文件向我们揭示了军事和宣传各自在国民党大战略中的位置。从国民党在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上的表现来看，此战略在抗战结束后就已显雏形。在抗战结束后直至1948年以前，国民政府对待冈村宁次的态度都一直是军事上利用、宣传中掩饰。然而，因事实上的军事利用导致国民党在舆论宣传中漏洞百出的问题，则只能尽量在舆论宣传上予以克服。至1949年，希冀利用冈村宁次在军事上做最后一搏的国民党则干脆直接释放冈村宁次，掩饰已除，宣传上再无能为力。牺牲舆论宣传以成全军事之意甚为明显。从舆论宣传服务于军事的初衷，到牺牲舆论宣传以成全军事的结局，国民党最终也并没有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而民心也已尽失。

片面强调军事成败的大战略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除上述舆论宣传必须服务于军事外，其他战略也需要以军事成败为依归。经济上，为支持军事作战，国民政府搜刮税源、滥发纸币；政治上，为便于征兵和防共，国民政府划定绥靖区，以军统政，并在地方推行保甲制度；外交上，为获取支持内战的“美援”，国民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的这种大战略往往演变为军事胜利为唯一目标，牺牲其他战略亦在所不惜，显然这种胜利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