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德国音乐领域繁荣的重要导

德国人在音乐领域中对世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音乐已成为德意志民族历史传统中的固有属性。就连作为欧洲艺术大国的法国对德国在音乐上的成就也不得不表示赞叹甚至嫉妒。面对德国音乐领域的伟大成就与繁荣现象，深入分析这一独特精神现象背后的导因，是颇有价值的，有利于进而认识德国整个社会意识形式领域异乎寻常的繁荣现象，从而深化我们对于德意志民族特质的认识。
德国音乐领域繁荣现象的产生与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即：（I）理性之形上传统与非理性之情感宣泄的独特结合；（II）前瞻性、个性化的实用主义传统。下面就从此二方面展开论述，以期能揭示两者在德国音乐繁荣历史中的作用。

（I）理性之形上传统与非理性之情感宣泄的强烈需要，两者的独特结合是德国音乐繁荣的重要导因。

A. 理性之形上传统

世所公认，德意志民族具有深厚的理性传统，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斯、恩格斯等一大批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哲学领域的繁荣正是这一理性传统的体现，同时哲学上的不断进步也推进与发展了这一传统。从音乐领域来分析，通过聆听西方诸国音乐，德国这一传统相较于其他国家更是独树一帜。有比较方可有鉴别，从西方四大音乐强国音乐风格的差异性来看德国音乐的理性特质犹为明显，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对音乐而言，聆听是理解的最佳门径。置身于音乐的世界，才能真正体悟音乐本身的魅力与意义。就笔者个人对西方传统音乐的感受，略陈已见如次。

意大利音乐风格是一种丰富之内心情感充分外化展示而形成的优美旋律，试问有谁能不被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四季》中《冬》的那段温暖的广板（第二乐章）所打动？

而法国音乐则表现出浪漫性格所化生之如幻如诗、且诗且醉的意境美，典型者如柏辽兹(H.Berlioz)的《幻想交响曲》，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个性与音乐中朦胧的意境美；在俄国则表现为北欧民族坚强性格的热情、奔放，“强力五人团”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果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的民主传统与自由发展造就了外扬开放的音乐，法国自由浪漫的民族情性融汇成朦胧飘乎的乐章，俄国冰封严寒的北欧民族铸造了狂暴奔放的旋律，激发为热情如火的乐思，那么德意志内敛的民族特性与形而上的思维倾向则形成了其音乐深刻的人生主题与哲学思考。

从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到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瓦格纳(R.Wogner)，再到马勒(G.Mahler)，R.斯特劳斯(R. Strauss), 勋伯格(A.Schoenbeerg)，威伯恩(A.Webern)，贝尔格(A.Berg)等一大批德国音乐大师都从他们的不朽杰作中体现了这一特质。德国音乐创作偏重于严肃性与悲剧精神，其优美旋律不以外扬特点为主，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灵慰藉，其华丽旋律外表下是内心的倾诉与自白。以瓦格纳为例，他一生钟爱悲剧性创作，其一生歌剧创作中喜歌剧仅有一部《纽伦堡的名歌手》，而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作曲家则大量创作喜歌剧作品；即使是以抒情性作品见长的舒伯特(Franz Schubert)，其作品似乎偏向歌唱性，但在他伟大的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其抒情旋律仍频频被悲剧性的引子主题所打断。音乐起先由大提琴与贝司奏出引子主题，压抑肃穆，像是经历了人世间的各种痛苦后，对世界发出的疑问；展开部以引子主题为发展基础，音乐紧张激动并富于戏剧性，好似疑问得不到回答；尾声中引子主题再次出现，压抑低沉的音调，预示着悲剧性的结果无法挽回。

引子主题：

以上例子都充分体现了德国音乐的悲剧性与深刻性，在这种悲剧性、深刻性背后则是理性思考与人生主题的回响，而R.斯特劳斯的交响音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更加使德国音乐彻底哲学化，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创作中的形上倾向与理性思考，正是这种形上之理性传统使德国音乐具有了独特一帜的哲学倾向与深刻内涵。

B. 外部压抑与内向化的民族性格使得情感释放具有内敛倾向，从而繁荣了音乐创作。

我们常言“手舞足蹈”这个成语，其典似出自《毛诗序》：“咏歌之不足，故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据考今本《毛诗序》乃后出，则典源则应溯至《孟子·离娄上》：“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文意大体并无二致，可见《毛诗序》中此文乃沿《孟子》文意而仿用之。由此处可知古人立意之旨，个性情感的寄托与抒发是人的共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为何感到“不足”、感到“恶可已”呢？乃是缘自内心情感不足以全部宣泄，故要“手舞足蹈”。而当个体非理性情感甚至遭到压抑，民族性格趋于内化时，这种“不足”就更加强烈。而此种人之共性必需满足，于是音乐成为德国人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与抒发内心情感的有效渠道，从而也促进了德国音乐的发展与进步。浪漫派末期的马勒(G.Mahler)在遭遇丧女、身患重症、事业挫折等一系列巨大人生不幸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杰作《大地之歌》，这一事例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即压抑与内向，甚至作曲家个人的不幸促进了作曲家内心的情感迸发，这往往成为杰作不断涌现的源泉。

C. 理性之形上传统与非理性情感宣泄的强烈需要，两者各自独立作用的同时，它们还相互结合。这种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独特结合更有利于推进德国音乐的发展，因为这种独特组合恰好与音乐本身的二重特质相互协调一致，构成了和谐统一的独特关系。

音乐不同于其它艺术形式的方面，可以归结为其具有的二重特质即：抽象观念性与感情抒发的意念性。记得黑格尔曾言道“听觉比视觉更有观念性”此乃深造有得之伦，颇有见地。因为音乐作为听觉艺术比其它艺术形式手段在表达与接受方面更具抽象性、形上性特点，其艺术创作不实有某个切实可见的实在对象与物质载体，而是一种观念的迸发与表现，因此若音乐家把握得好，其表现出的思想性就比其它艺术手段更易深刻、更为深邃，因而它可以充分表现人类的某种理性观念与形上思想。同样是黑格尔，他在《美学》一书中，对音乐所作的评价也能够揭示这一特质，“如果我们一般可以把美的领域中看作一种灵魂的解放，而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因为艺术通过供观照的对象可以缓和最酷烈的悲剧命运，使它成为欣赏的对象。那么，把这种自由推向最高峰的就是音乐了。”

而与此同时，音乐还存在着另一种特质。我们往往可以感受到，音乐所能达到的意境远比其艺术形式广阔，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第六交响曲“田园”作为严肃的交响乐作品，甚至可以被迪斯尼动画片《幻想曲》中巴库斯与宁芙的嬉闹场景所出色运用，可见音乐的情感抒发所具有的意念性，同一音乐作品在不同受体心中具有不同的意象，这正是音乐普遍性意义的表现。无论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还是听众（受体）对音乐作品的感受方式都是属于直觉性的，因而音乐更擅长直接渲染与展现人的非理性意念，成为宣泄内心情感的有效途径。

正是由于这两重特质，即音乐的抽象观念性与感情抒发的意念性，完全融入德国音乐创作之中，铸造与成就了德国的音乐传统文化。德国理性之形上传统与音乐之抽象观念性之间、非理性情感宣泄之强烈需要与音乐之情感抒发意念性之间，都构成了完美的和谐统一；不仅如此，德国之音乐理性传统与感性抒发需要，两者结合而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也恰与音乐二重特质的对立统一性相切合，从而更有利于其音乐的繁荣与发展，成为德国音乐兴盛局面形成的重要导因之一。

（II）重之二，即前瞻性、个性化的实用主义传统推进了音乐领域的不断开拓与创新，使德国音乐文化呈现出不竭的创造活力。

奏鸣曲(Sonata)是一种有三个（或四个）乐章，并且乐章之间有着快、慢对比速度的器乐曲。从德国巴赫(J.S.Bach)创作的6首《帕蒂塔》(Partitas)开始，交响典的先导形式逐渐形成，到J.S.Bach 的次子J.C.Bach对奏鸣典式进行革新，使其运用于多器乐的创作，而海顿(J.Haydn)、莫扎特(W.A.Mozart)更使其完备化，并将该曲式成功地运用于交响曲创作，这时的音乐在形式与内容、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达到了理想的平衡。这似乎应已发展到了尽头，但到了贝多芬手中，将原来交响曲结构中第三乐章即海顿、莫扎特所运用的小步舞曲(Minuet)彻底以谐谑曲(Scherzo)替代，以更方便思想性的表现，因为谐谑曲较小步舞曲而言，从音乐语言结构上看更加自由，从而方便个性思想的抒发。因此从贝多芬的创新开始，德国音乐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崭新时代；前文已谈到R.斯特劳斯实现了交响音诗(Symphonic Poem)的哲学化，从而也就进一步摆脱了交响曲固定格式的束缚，突破规定性曲式，抒发个性化的观念与哲学思考；而发展到新维也纳乐派的勋伯格(Schoenbeerg)，威伯恩(Webern)，贝尔格(Berg)时期，又实现了德国音乐历史的进一步创新，甚至冲破调性音乐的法则，另起炉灶，以表现主义的手法，以十二音体系的创立为代表，用无调性音乐展现内心的感受与体验，开创了先锋派音乐的新纪元。

从以上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德国在精神领域所表现出的前瞻性、个性化的实用主义传统，即不拘泥于任何既存形式与习惯性做法，使音乐创作不断向便于抒发个性情感的方向变革，体现为通过不断革新使艺术形式更加适合思想与情感的抒发。正如贝多芬所言：“为了更美，没有一条规则是不可以打破的。” “为什么写作？——我心中的东西必须流露出来，我正是为此而写作的。”可见这是一种精神领域深层的实用主义传统。

所谓“实用主义”，其核心内涵即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与寻求最优化的实现手段。其中，所谓的“价值”，即客体对于主体需求的满足性。而对于满足对象的性质区分，就可以将价值划分为物质性与精神性两途。而德国音乐领域的这种实用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最大化即精神思想性“利益”的最大化，并进而寻求实现此种“利益”最大化所需的最优化手段。这种深层次的实用主义精神往往使得作曲家们为了追求个性情感的充分展现而不断革新音乐形式，因而超前于潮流。正如叔本华、尼采都曾说“自己的时代”尚未来临，自己是为未来而写作一样，马勒、勋伯格等作曲家也有类似言论，马勒曾自信地宣称“我的时代一定会来临”，勋伯格也曾预见性地讲“时间裁决一切，最后人们会理解我的作品”。他们的预见都在新世纪获得了证明，这与法国音乐创作中一度迎合潮流，特别是拿破仑时代，大批音乐作家为迎合拿破仑所谓“大歌剧”胃口所进行的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这种实用主义的个性化与前瞻性。而正是这种个性化、前瞻性的实用主义传统构成了德国音乐领域不断创新、持续繁荣的又一重要导因。这种“超潮流”的实用主义，使德国作曲家在音乐史上不断开拓创新，而这些创新到后世也都成为潮流的前导与代表，这也正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巨大影响力与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由于理性之形上传统与非理性之情感宣泄之间的独特结合（即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使得理性思想通过音乐创作得以完美展现，理性内核融于感性外核之中；同时也使得非理性、感性的情感通过音乐作品得以抒发与满足，理性逻辑方法为感性直觉体验开拓了道路，感性激情用理性创作的技巧手法得以充分抒发。而另一方面，通过富于前瞻性与个性化的实用主义传统不断推进德国音乐思想的解放与手法的革新，从而为理性之形上传统与感性之情感宣泄的矛盾统一提供了更高、更新的“平台”，起到了精神动力的作用。总之，在理性与感性、实用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体之中，德国音乐不断走向繁荣，最终形成蔚为大观的德国传统音乐文化。其间治胜之道，可资龟鉴，学者宜详究而深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