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角度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消费行为
一、社会融入与消费行为
社会参与一般是指个人在社会团体或社会事件中的一种生活体验或活动状态。对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来说,表现为参与某种共同的快乐或基本福利的体验。缺乏这种社会参与体验,意味着个人遭到某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并因此而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孤立。这种社会参与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影响到人们对自我与群体或社会的关系的定义或态度(王劲松,2007)。[2]从老一代农民工开始,我国的社会学者们就在积极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和社会参与度等方面的问题。农民工这一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他们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世世代代在农村生活的他们任何能够融入城市这样一个复杂的大环境,一直是社会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如何使他们融入,就要先讨论如何使他们参与。
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受到种种制度和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社会参与度低,只认为城市是赚钱养家的地方,而没有真正想过参与到城市生活中去。他们在一个同质性强(都是农民工,甚至都是老乡的群体)的群体里工作,在闲暇时间也是选择睡觉等不需要跟城市交流的方式去打发。当然,由于城市人的歧视等原因,也阻碍了农民工的社会参与,使得他们的社会参与意愿也一直无法提高。他们就像城市的“过客”,在城市里工作,回到农村生活,冷眼旁观着这个城市的一切,从么想过参与其中,也一直不敢奢望。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太过陌生,这里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家”。
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相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跟随父母在城市里生活,或是在学业完成后手持文凭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但他们却有着极强的意愿去参与到城市的生活当中。他们的父辈对于土地有着极强的依赖性,而他们则不愿意离开城市、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虽然制度的限制依然存在,对于他们的歧视也并没有消失,但他们希望能够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市民”。
笔者认为,他们的消费行为首先体现着他们的社会参与,这是他们与城市群体所发生的必然联系。新生代农民工在娱乐消费方面的夙求就体现了他们社会参与的意愿。他们在闲暇时的娱乐方式就已经摆脱了“父辈”的束缚,与朋辈群体的联系开始加强。上网、KTV等新兴娱乐方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最为普及,他们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不再局限于同质性的群体,而是参与到异质性的群体中去,扩大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使得他们的城市社会参与成为可能。另外,在自己职业在教育的投资中,新生代农民工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也是意想不到的。他们不再只安于干简单的工作,他们希望通过职业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工资,这样他们可以在城市里拥有更好的生活。而对于孩子,他们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愿意花足够的钱使他获得更好的教育,能够在城市里安家立业。他们从心里把城市当做自己的归宿,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实现社会参与。随着他们与城市联系的越来越紧密,自身的社会参与度也就会提高。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极强的社会参与的意愿,但是他们面前依然有着很多的阻碍。由于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的壁垒,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能完全享受与城市人相同的待遇,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当中成为平等的市民。农民工消费的社会参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就我们调查的783名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8%的人工资收入在2000元以下(有17个人的数据丢失或未填),农民工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且标准调整缓慢,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水平与物价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2]另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一直都不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加上很多企业主没有这种意识,导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一直都不完备。这些都导致了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当中。
在农民工消费的社会参与中,他们一直都是“弱者”,处于低收入、低保障的处境当中。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他们“父辈”的处境要好很多,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权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基本生活消费占工资收入的大部分,农民工无法真正享受政府提供城市的公共服务,必然会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成为“边缘性群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对于城市的认同度非常高,对于城市社会参与的意愿也非常浓烈,他们从心里想成为城市里的“新市民”。但是,虽然他们自身有这种强烈的意愿,但是种种因素却在减少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度,如果不加以解决,必然会继续导致他们“社会孤立”状态的持续。
二、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管从哪一方面,我们都要团结这一群体,只有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存在,让他们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迅速。
1、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壁垒,允许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城市人”。
由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想要在短时期内完全取消户籍制度也是不太现实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本身就比较畸形,并没有完备的发展计划。城市容纳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一下子放开户籍制度,有可能造成城市的不堪重负、人口爆炸。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的放开这一政策的限制,可以有条件的允许一部分农民工成为城市人,积极参与到城市的社会生活当中。等到时机成熟、中国的城市、乡村发展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放开,使得整个社会没有户口的差异。
2、使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政府应该积极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制定相关政策使得农民工群体能够享受到“五险一金”的基本保障。今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将建立建筑工地农民工工资账户,通过银行划款的方式支付农民工工资,让政府监管部门可以有效监督发放工资的情况,将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政策上的一大努力。我认为,经过全面的改革,我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有各省市牵头建立农民工资料库,记录农民工的一切动向,保证农民工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
3、政府应提供农民工更多的职业再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做好职业定位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都比较年轻,身上也有很多城市“80后”、“90后”的缺陷,他们不比他们的父辈可以做一些苦累的活,他们往往还是希望做一些不必太辛苦可是工资收入有很高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眼高手低、不肯吃苦。这就需要政府的职能部门提供给他们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做好职业的规划。只有在城市里有了工作,才能在谈城市参与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是值得关注的,而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关注他们的消费也是必要的。想使农民工真正生活在城市当中,真正能够社会参与,完成农民到新市民的转变,这不仅仅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较之老一代农民工的转变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新兴群体对与社会参与的渴望,我们也希望城市能够成为这一特殊群体的“新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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