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社会背景下的身份认同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手段来收集资料，并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调查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本文结合大多学者的观点，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80 后、90 后的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约1亿人。他们一般离开学校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指在80、90年代出生的进城务工青年。与国内大部分学者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同都是选取了80、90的青年。笔者选取了南京市作为调查地点，分别选取了玄武区、雨花台区、浦口区三个区，采取了偶遇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

2．资料收集方法：主要采用结构式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问卷由28个问题构成，在玄武区的饭店、理发店及一些公共场所发放问卷250份，有效问卷246份；雨花台区安德门劳务市场发放问卷250份有效问卷247份；浦口区某工业园区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0份，共计发放问卷800份，有效问卷783份有效率97.8%。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根据不同文化程度、年龄分层、务工职业、是否已婚等状况，选取了一些代表性个案进行了无结构式访谈，以获取更详细资料。

3．资料整理与分析：全部问卷资料经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运用专业统计软件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表1  每个月的实际收入

收入（元）
 人数
 百分比
 
960以下
 27
 3.4%
 
961-1000
 53
 6.8%
 
1001-1500
 168
 21.5%
 
1501-2000
 158
 20.2%
 
2001-2500
 133
 17.0%
 
2501-3000
 110
 14.0%
 
3001-4000
 84
 10.7%
 
4001以上
 33
 4.2%

表1反应了新生代农民工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情况。另外的调查资料表明，在这783位被调查者中，在问及每月收入是否有富余时，有175位表示有富余，占人数的22.3%；有421人表示每月的收入基本够花，占人数的53.8%；另有64位表示每月收入缺口较小，占总数的8.2%；还有108位被调查者表示每月收入的缺口大、需要家里补贴，这部分占总数的13.8%。

在这783名调查对象中，除去15个未填答或丢失数据的情况，有102人的每月伙食费大约占工资的10%以下，占总人数的13.0%；有294人的月伙食花销占收入的10%-20%之间，占人数的37.5%；有303人的花销占工资的20%-40%之间，占人数的38.7%；另有46人的伙食消费占工资的40%-80%。占人数的5.9%；另有21人的伙食费占工资的80%以上，占人数的2.7%。由此可见，大部分被调查者的伙食消费在40%以下，并没有占用调查者过多的工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可以粗略估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恩格尔系数比较低，生活水平大多均能达到小康。

通过以上数据显示，新世纪头十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满意的占86.2%，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较低。也就是说他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已经不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仅能满足温饱的贫困状态了。这样的事实前提，为我们下文进一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提供了可能。

，占人数的20.9%；有266人从亲朋好友处获得信息，占人数的34%，另有68人选择其他途径，占人数的8.7%。

杰哈利在《广告符码》中提到广告是用来填满意义的工具，由于劳动分工的深化，人们不再能得到产品生产过程的真实咨询，广告由此得以填补空洞。广告的存在即是不断提醒人们蕴含在商品中的符号价值。

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工友和亲朋处获得信息的占54.9%，这些都是与新生代农民工们有直接社会关系人群。而从媒体广告处得到的信息相较之下只占34%。总的来说，广告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信息导向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他们更多受到来自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为先天以及后天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们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落后性以及闭塞性。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自身存在的缺陷，更加限制了传统媒介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们符号价值消费的导向作用。

（3）身份建构的缺失

通过消费行为，符号价值可以有两种占有方式——一方面消费行为可以将商品作为后天资源，形成拥有性的成员资格，另一方面消费行为本身也是决定存在性成员资格的要素。[3]

而现今消费社会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占有者与被占有者的关系占主导，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存在性成员资格，而是更多地关注“占有”，是一种我想把每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身都变成自己的财富的关系。[4]

在占有的关系中，物扮演的角色是作为人们自己的个人特征以及他们的成员资格和一般社会地位的象征。在今天大量的消费活动并不是简单的对物的占有，而是通过对物的消耗，或者服务和经历来改变、提升消费主体本身的生理和心理特质。也就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导致的结果，物不仅仅是自我的延伸，而恰恰就是自我

新生代农民工们对身份构建兴趣不浓，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在未来的个人发展可能性方面有极大的限制。这些限制来源于他们生活环境的现状， 这是品牌无法帮助他们突破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重要而独特的一群人，有独特的需求。他们在进行消费时注重的是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能和及时有效地利用购买的东西使其发挥掉自身的用途。而并没有考虑过，用拥有一种品牌来实现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个性，来证明自我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特质。

2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消费的失衡

（1）有形商品——餐饮与服饰

在每月主要支出的选项中，被调查者有352人选择餐饮为主要支出，占总数的45%；有340人选择服饰为重要支出，占人数的43.4%；有110人选择交通为主要支出，占人数的14.1%；有230人选择房租为主要支出，占人数的29.4%；有430人选择给父母钱为主要支出，占人数的54.9%；另有被154人选择存钱为主要支出，占人数的19.7%；有98人选择教育，占人数的12.5%；有73人选择通信，占人数的9.3%；有204人选择娱乐为主要消费，占人数的26.1%。

餐饮与服饰作为消费行为中有形商品消费重要的一环，在研究消费认同中起到重要的参数作用。我们发现，在调查数据中除了选择给父女钱的占到54.9%，剩下的餐饮和服饰支出占到总人数的45%和43.4%。

餐饮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的休闲娱乐方式，正在不同程度地被新生代农民工们所认同和接受。他们通过与工友们结伴去餐馆消费，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并且能够逃离打工时严肃的气氛和重新获得下班后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他们通过这一小成本的消费行为，从工作时压抑、厌倦、强制，难以形成认同的方式的气氛中解放出来，在餐饮消费中找到了自己的认同。、

相比餐饮，服饰方面的消费更具有典型意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们来说，为自己打造酷的外表，是既简单可行又回报较高的一种个人选择。他们越来越着迷于时尚、美容美发、。愿意用消费来尝试构建自己的外形。购物的过程，相当于在他们空闲的实践中注入发现和选择的成分。

（2）无形商品——休闲服务娱乐

在调查娱乐方面的消费时，有430人表示自己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消费，，有167人的娱乐消费在30-300元之间，占人数的21.3%；有135人的娱乐消费在301-1000元之间，占人数的17.2%；另有31人的消费在1001-3000元之间，占人数的4%。在被调查者中，他们的娱乐方式主要集中在上网、KTV、打牌、运动、买书、溜冰、看电影、电玩、、旅游、聚会、桌球等方面。有670个人选择上网，占总人数的85.6%；有544个人选择了KTV，占总数的69.5%。

从中可以看出，没什么娱乐消费的人超过调查总人数的一半占总人数的56%，这是很大的比例。而娱乐消费在30-300之间的占21.3%。也就是说，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没有娱乐消费以及只有一点娱乐消费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参加娱乐消费的人中，主流的消费方式就是上网和KTV，都是比较廉价和实用性的花费。

隐藏在各种服务休闲娱乐抽象的形式背后，体现的是各种成员资格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与大城市年轻人经常看电影自助游等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们并没有觉得去到一个场所享受服务，或者花一点钱体会休闲和娱乐有多大的吸引力。这其中，受到来自于他们自身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多方面制衡的影响。

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对以上两种形式商品的消费，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他们的偏好，即更偏向于消费简单可行性又高的有形商品的消费，而不是无形且耗费又高的无形的娱乐休闲服务消费。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前者来构建自己的消费认同，体会自由选择的快感，证明自己的个性从而得到周围人的认同。

（二） 社会认同

根据对认同的哲学根源同一性分析，自我认同也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即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人认同是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社会认同是自我的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的社会群体的认同。[3]

在调查与南京本地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和周围同龄人的消费方式有无差别时，有373人认为自己与南京本地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差别很大，占人数的47.6%；有321人认为自己与南京本地年轻人差别较小，占人数的41%；另有74人表示完全没有差别，占人数的9.5%。

在调查在与周围同龄人相比差别时，有279人表示自己的消费水平与周围同龄人相比下差别较大，占人数的35.6%；有400人表示差别较小，占人数的51.1%，另有89人表示完全没有差别，这部分占人数的11.4%。

在这两份调查数据中，新生代农民工们觉得与南京本地青年人消费方式差别大的占近一半，与周围同类人差别大的占35.6%，明显低于前者。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将自己放到自己所属的工友群体的中，而距离南京本地年轻人所属的各种群体很远。在南京本地年期人这一参照系下，新生代农民工们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限制——消费方式选择少，消费能力比较低，他们更愿意将自己放到周围同龄人的群体中，而去无视其他的社会群体。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对现在所属的社会群体的认同非常稀薄，亟需投身别的社会群体中寻找认同，但是现实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又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他们像盒中困兽一样，在身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将消费作为逃离冷酷现实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