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县刘坑村竹马灯舞文化成因

摘要：摘要：宁都县刘坑村竹马灯舞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承载着赣南客家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着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核与软实力。当前学界对其研究相对匮乏，深入探究其文化内涵不仅有助于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更能为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从自然生态与人文信仰的双重视角切入分析竹马灯舞的文化成因，从“清源祖师”祭祀仪式入手，结合山地环境、生产方式和客家族群迁徙历史，探讨对舞蹈风格和内涵的影响；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汉帝崇拜等文化信仰解读竹马灯舞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同时理解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信仰体系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宁都县刘坑村；竹马灯舞；文化成因

一、从“清源祖师”看“竹马灯舞”缘起

宁都县刘坑村竹马灯舞是春节期间村民们盛行的搬竹马灯禳神仪式，所谓禳神，是指祭祀“清源祖师”，此位真君民间人们尊为戏神，又叫“二郎神”。戏神清源师信仰源流考辨中，明代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该书将宜黄海盐腔戏神原型追溯至"西川灌口神"，然未明确指涉具体神祇，后世研究者多基于汤氏对清源师神格特征的描述展开考辨。据汤氏所述："清源师以演绎古圣贤之八能千唱为本，始创参鹘之戏，渐次发展为末泥、三姑旦等杂剧体制，折数由四折至五十折不等。其艺能涵盖天地鬼神，包罗万象时空。"又载："清源本为西川灌口神祇，仪貌俊美，以戏乐证道，降艺于人间。初无专祠，伶人开台仅以薄酒祭之，唱罗哩连以祀。"[[[]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见《宜黄县志》,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84页

]]戏神由此而来。

清代"清源真君"信仰呈现跨地域传播态势，据现存祭祀遗迹考证，其信仰圈覆盖华东、华北、西南及鄂省等地。关于刘坑村禳神仪轨中清源祖师之溯源，据口述传承与《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所载：清源妙道真君赵昱，字仲明，隋时偕兄赵冕隐修青城山，师事道士李珏。炀帝征辟不就，后强任嘉州太守。时犍为潭蛟为患，昱率众治水，"持刀入江，斩蛟首而出"。隋末隐遁后，唐太宗因嘉陵江水患敕封"神勇大将军"，立庙江口。开元间，玄宗幸蜀加封"赤城王"，形成"显圣平波"的民间信仰体系。此说通过《眉山守奏议》等史料记载，构建了由历史人物向戏神转化的典型范式。可知清源祖师乃是历史上信奉道教的人物。至于竹马灯舞是否为清源祖师创建，不得而知，但因这位祖师的活动与“马(即赵昱显灵时常飘然骑马。杳然不知所终)及艺术有关，且又能为民除害，故舞马者将这一英雄与艺术的化身挂钩。

由此可知，刘坑村以竹马灯作为禳神活动的重要道具，源自嘉靖年间周复俊作《全蜀艺文志》中的铁骑英雄，而在清朝时期“清源真君”信仰流传至江西。而后清朝中后期从抚州宜黄传入宁都，民间活动中祭祀清源祖师的只有刘坑村，其它地方会祭祀此真君的是采茶戏相关的。而刘坑村竹马灯舞作为禳神活动的一部分，里面有许多祭祀表演的成分，因此也成了传达其宗教内容最直接、最功利性的一种载体。

二、生存环境对竹马灯舞蹈形成的影响

（一）山地环境

刘坑村东靠西厢村、南领土围村、西接碧岸村、北连背村，四周被丰富的自然景观所环绕，是大自然特意为这个村落设置的一道屏障。而刘坑村面积约1.7平方公里，小巧而精致，恰好位于翠微峰山脚，这样的地理位置更是赋予了它独特的山地环境。山地环境为刘坑村带来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竹马灯舞蹈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翠微峰的庇护下，刘坑村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资料。在这样的环境下，村民们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文化活动中，竹马灯舞蹈因此得以在村落中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和完善。村民们通过舞蹈来表达对自然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也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舞蹈中，可以从“洗马拆牌”中看到坚韧不拔的山地精神，环境对刘坑村村民的生活生产、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也进一步塑造了竹马灯舞蹈的独特风格。在山地环境中，村民们形成了勤劳、坚韧、乐观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也在竹马灯舞蹈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舞蹈中的动作矫健有力，队形变化多端，服饰色彩鲜艳，都展现了村民门对于生活积极向上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二）生产方式

赣南多山地，是农耕地区，人们与土地紧密相连，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的循环往复不仅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表达。竹马灯舞蹈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奏，是对赣南农耕生活的一种模拟和再现。拆牌武术中，“背日头过岭”“葫子滚西瓜”“磨地割韭菜”“狗牯打栏”[[[] 李学文.宁都非遗[M].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57]]等动作组合皆为日常生活动作，看似普通日常的劳作动作，在舞蹈中被赋予了艺术化的表达，使得观者不仅能看到舞蹈的美，更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生活哲理。

生产方式的影响还体现在竹马灯舞蹈的表演形式和内涵上。竹马，本为孩童嬉戏之物，却在勤劳智慧的农人手中，化作了舞蹈的道具，寓含着对丰收的祈愿和对生活的热爱。灯，则是光明的象征，当竹马与灯在舞蹈中交织时，它们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是在颂扬一种与自然共舞、与岁月同行的坚韧与乐观。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不仅丰富了竹马灯舞蹈的视觉效果，也使其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成为他们情感表达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进一步来说，生产方式对竹马灯舞蹈的影响还体现在其社会功能和价值上。在农耕环境中，竹马灯舞蹈不仅是娱乐和审美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凝聚力的体现。在年关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表演竹马灯舞蹈，共同庆祝劳动的成果和生活的美好。这种集体活动不仅增强了村民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竹马灯舞蹈的表演和观赏，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心和归属感。

（三）客家族群的迁徙

在深入探讨竹马灯舞蹈的形成与演变历程时，客家族群的迁徙历史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一族群的大规模迁徙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更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他们的文化传承。在历史地理视域下，古代宁都呈现典型山地文明特征，原始森林覆盖率与可垦殖面积相对较高，这种"山环水绕、土地膏腴"的封闭性地理单元，为两晋至唐宋时期南迁客家先民提供了理想的避难所和农耕文明发展空间。

古代的宁都群山环绕、人烟稀少，道路难行却物产丰饶。唐朝末年中原战火连绵，大批北方百姓被迫南迁，当时宁都未经开发的自然环境，恰好为这些移民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据记载，从南北朝到南宋末年，陆续有四十多个北方家族迁入宁都，后来这些家族的后代遍布全县八成村落，逐渐形成了当地的主体居民群体。”[[[] 潘昌坤主编《客家摇篮赣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9 月，第 268 页

]]谱牒文献研究表明，宋元时期宁都地区已形成显著的人口迁移现象，现存族谱资料证实北方移民群体在此阶段大规模定居。客家族群是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族群，其迁徙历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然而，正是这样的迁徙经历，塑造了他们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迁徙对竹马灯舞蹈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舞蹈的主题和内涵上，南方耕地多为牛，而马是北方常用的牲畜，客家人从中原迁徙而来，马的作用自然延续而来。赣南自然环境艰苦，丰收艰难，因而竹马灯自然成为祈求丰收的对象。再者，客家人迁徙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用舞蹈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客家族群的迁徙对竹马灯舞蹈的形成和演变使其从北方带至南方，形成了赣南客家特色的舞蹈风格，融入赣南人自身的客家精神，它不仅丰富了舞蹈的主题和内涵，也影响了其表演形式。更重要的是，迁徙让竹马灯舞蹈得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传承和发展，成为客家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三、文化信仰对竹马灯舞蹈形成的影响

（一）自然崇拜

宁都县地处赣南地理单元北部，东接石城、广昌，南邻瑞金、于都，西联兴国、永丰，北毗乐安、宜黄、南丰诸县，县域地貌构成呈现典型山地特征，素有"七山半水一分田，分半道路和庄园"之称。地形呈盆地状，东、西、南三面山体相对不高，北面山势高峻。发源于此的上西江蜿蜒数十里，在洛口镇与上东江合流形成梅江河，成为贯穿县域的南北水系命脉。凌云山地区的自然崇拜体系以山水崇拜为核心特征。研究表明，该信仰形态的形成既源于其独特的地貌特征，亦与托名古代地理文献的《地理玉髓经》存在密切关联。据清代地方志文献《宁都直隶州志》卷三记载，牙鼓洞内现存汉高祖祖茔遗迹，其方位坐标与《天下名墓图》记载相符。值得关注的是，当地至今保留着每年三月举行"汉王醮祖"的年度祭祀仪式，具有重要民俗学研究价值。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分析，主峰呈现旗鼓造型，两侧对称分布十二座次峰，构成"二十四帝"地貌景观，这种特殊地貌与当地古谚"头作江西省，尾作汉朝天"形成互文关系，体现了自然地理与政治象征的深层联结。

当地流传诸多灵异传说：曾有盗墓者欲葬山腰，遭雷电驱逐；明崇祯年间县令时公与翰林曾公登顶堪舆，天朗气清之际突遭雷电交加，仓皇下山；另有乡民遇神秘老者引路至山中宝地。这些传说强化了凌云山的神圣性，使其成为融合自然崇拜与帝王信仰的特殊文化空间。自然崇拜，作为人类早期的一种信仰形式，源于人类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和依赖。宁都县境山系纵横，西北部属雩山山脉，东部为武夷山余脉延伸带。县域地貌制高点凌云山海拔1454.9米，其南麓发育的汉水流域涵盖汉口、南团、辛野等聚落，于洛口镇与东江（源出肖田）交汇形成梅江干流。该水系贯穿县域13个行政单元，流程145公里，经于都龙石咀注入贡水，最终构成赣江水系二级支流网络。在民国前陆路交通滞后的历史背景下，梅江长期承担着宁都水运动脉功能。梅江冲积平原发育形成的带状河谷平原地貌单元，自古便成为赣南早期农耕文明的核心发展区域，这种地理环境特征为理解该区域自然崇拜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生态背景。人们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对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充满了敬畏与崇拜。这种自然崇拜的信仰形式，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竹马灯舞蹈的形成与发展。

（二）祖先崇拜

客家人将祖先崇拜内化为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千年迁徙历程中凝练出以勤勉、协作为核心的伦理体系。祖辈遗留的实践智慧与宗族规范，不仅塑造了"耕读传家"的集体记忆，更在资源匮乏的山区环境中维系着社区秩序。这种崇祖意识具象化为竹马灯舞蹈的仪式传统——其本质是通过身体叙事重构族群迁徙史诗，实现代际文化传递。  

竹马灯舞蹈的起源深度嵌入祭祀场域，初始形态为汉帝庙祭典中的通灵媒介，舞者通过程式化的舞蹈和仪式流程祈求祖先护佑农耕丰产。随着仪式世俗化，这种蕴藏巫傩基因的祭舞逐渐衍生出娱神娱人的双重属性，但其核心仍保留着"请神-酬神-送神"的仪式结构。舞蹈动作中特有的环形队列与起伏韵律，隐喻着宗族血脉的循环延续；灯具造型则暗合"薪火相传"的祖灵崇拜意象。祖先信仰的仪式需求塑造了竹马灯舞蹈的审美范式，肃穆的祭祀场域要求舞者保持低重心行进，通过重复性动作强化集体记忆；面具与服饰的符号系统则构建起神圣或世俗的阈限空间。在正月祭祖、清明宗祠典礼等节点，全族参与的舞蹈展演既巩固了辈分伦理，又以身体实践重申"慎终追远"的文化契约。当代竹马灯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后，其功能从血缘共同体维系转向地域文化认同构建，但舞蹈语汇中仍可辨识出祖灵崇拜的原生代码。  

（三）汉帝崇拜

汉帝信仰作为宁都县域共同祭祀体系的核心，以汉帝庙为社庙载体，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构建起跨越宗族的精神共同体。其信仰空间的形成，本质是凌云山自然崇拜向帝王信仰的创造性转化：通过伪托汉高祖刘邦祖墓传说，将土著山神庙改造成具备王朝正统性的祭祀中心。据田野调查显示，全县汉帝庙（太子庙）呈典型圈层分布，以凌云山脚为圆心向县域辐射，密度随距离递减，印证信仰起源与圣山的地理关联[[[]  邱浪平.客家地区的汉帝信仰研究对赣南宁都县的重点考察[D].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57]]。这种信仰建构具有双重动力：一方面，客家族群定居过程中通过攀附汉室正统强化文化合法性；另一方面，基层治理通过神明祭祀圈实现乡村自治。汉帝庙多设于自然村口，既作为农耕仪式的神圣空间，也是协调村落事务的公共场域。其神职功能呈复合化特征：既保留山神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原始属性，又整合米谷神、财神等多元神格，形成"主司农业、兼理百事"的全能神体系。如刘坑汉帝庙中财神配祀现象，折射出传统农耕社会向商品经济转型期的信仰调适[[[]  赖启华《早期客家摇篮——宁都》中华国际出版社，2005年版]]。

信仰实践呈现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祭祀活动避开农忙周期，神明代言人（神汉、巫婆）提供驱邪治病、占卜问事等定制化服务。这种"一庙多神、一神多能"的信仰模式，契合中国民间宗教"泛神崇拜"的心理机制——信徒通过多重信仰组合分散风险，如同"宗教投资组合"[[[] 姚南强《宗教社会学》，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当代汉帝信仰更融合清源祖师等护法神，并通过竹马灯舞蹈等仪式艺术实现文化传承，展现传统信仰的现代适应性。

四、总结

宁都县刘坑村的竹马灯舞是生存环境与文化信仰多元影响下的产物。在生存环境上，独特山地环境为舞蹈提供天然舞台与背景；传统农耕文化与生活方式赋予舞蹈乡土气息；族群迁徙带来多元文化交融，促进舞蹈创新发展。在文化信仰方面，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清源祖师信仰，共同塑造舞蹈精神内涵与表演风格。竹马灯舞是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文化信仰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也体现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信仰体系之间的深刻联系。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