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壮族“舂堂舞”文化的流变

摘要：壮族原始农作——“舂堂”是稻作文化的产物，“舂堂舞”以该劳作为现实模型，是壮族先民禾崇拜的精神集成，也是传统节庆仪式活动中表达美好夙愿的身体行为，随历史发展、族群异迁，其背后文化构成瓦解与重构，原始生存语境变迁，场内人观念、意识改变，使旧言语形式链接更迭，化形为各族群中同源存异的“舂堂舞”，汇成了现如今的舂堂舞文化。文章论述了广西壮族“舂堂舞”文化的流变，旨在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舂堂舞”文化。

关键词：“舂堂舞”；文化流变；

“舂堂”亦可称为“舂塘”，壮语念为“特朗”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劳作形式，以木杵敲击木槽以舂蹈稻谷，常见于以稻作为主的地域。

壮族对禾的文化崇拜体现在稻作生产各个环节，其中包括了“舂堂”，在禾文化面前，“舂堂”仪式更显得严谨而又庄重，只有在特定的节日庆典才可举行，如若违背了旧纲规定，则视为犯禁忌，部分规定如今仍有保留，例如：壮族从正月初一至开春止，忌舂堂相关的活动。习俗认为，舂米时木杵和石臼的碰撞与摩擦，预兆家庭不和睦，从而影响来年收成。总之，“舂堂”的人文内涵交织着向上的原始祈愿得以始终稳定表达，在人为的驱动下逐渐塑造出属于壮族舂堂舞的生存语境，从而形成以稻禾崇拜为蓝本的舂堂舞文化。

“舂堂”的延续与发展与壮家根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原始遗风的召引与生存的主动选择，使得壮家人民对自然山川的生命依赖要远远超乎想象，上至祖先庇佑之福祈，下至禾文化之盛行，“舂堂”最终化形于点缀在壮家文明星河的符号，而“舂堂舞”文化，亦在这棵参天的壮家大树下生衍。

壮族舂堂舞最早是一种常见的劳作方式，壮族远古时期就已然产生了行为极其相近的劳作形式——“开碌砻”，在部分壮族地区，仍能看见碌砻的遗迹，不过是以石为器槽，木杵敲击的形式进行农作。于平以语言族系划分法为方法，梳理了相同语言族系舂堂舞的分布形态，言指苗侗的“踩堂”疑为舂堂之音变，还有瑶族“踹堂”均与壮族舂堂舞蹈文化生态相通，由此可知，“舂堂舞”并非是以壮家一枝独秀的形态得以保留至今，不同流系舂堂舞文化是深远而博大的稻作文明产物，壮族舂堂舞文化亦是形成于此。

故而，笔者认为可通过“舂堂舞”文化的类化分析，梳理与其相关的起源、分流与变革历程，能进一步帮助解决壮族不同地域流派“舂堂舞”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本文主要根据近年来的与“舂堂舞”文化相关的研究实践与学术研读而作，以作相关学术探讨，若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2.“舂堂舞”文化催化：以劳作为本的身体行为

“舂堂”的舞蹈文化成分并非在原始时期就完全形成，虽然有规范的程式以及具体动作图式，但舞蹈成分不高、具有体育性质，《身体、符号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身体活动研究》中将这种身体活动看作是经过“仪式化整合专门身体活动”。因此，笔者视传统“舂堂舞”为受规范的身体活动，该部分主要讨论“舂堂舞”的自然文化结构对其舞之文化形成的作用。

传统“舂堂舞”更多是依附在仪式活动中，表现为一种反映身体运动—劳作，抑或是表达一种情感、故事，甚至一个情景的身体活动，而仪式文化是原始族系思想、观念的集成体现，克里斯巧夫·武尔夫认为：“集体在仪式的演示过程中控制了参与者的身体，并以此将文化记忆刻进他们的身体，从而保证了他们对集体同一性的接受和认同。”自然场域中的“舂堂舞”常见于壮族各大传统仪式活动中，以广西南丹地区蚂拐节为例，传统蚂拐节分为开棺查验蚂拐骨、找蚂拐、讨蚂拐米、立幡等主要仪式程序，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初十二结束。“舂堂”见于“立幡”这一环节，“立幡”这天是大吉之日，需准备相应的供品与节庆饮食，糍粑作为壮族人民过年常食用的美食，在此节庆中，需经过“舂堂”将蚂拐队日前讨来的蚂拐米进行舂打形成。这项仪式中“舂堂”按照男性老人、中年人、青年、最后妇女的顺序进行，共同协作完成上百个糍粑供乡社食用。

在陇人地区的开生、打醮仪式上也能看到“舂堂”这种身体活动，陇人属于壮族支系，分布在平果县、田东县、天等县三县交界地带，舂堂所用工具称之为“砻”与前文记载有所关联，“砻”在陇人地区被大量保存，而壮族最古老的“开斋”“开生”仪式亦在此地区被保留下来。在这些仪式上，“砻”主要作为祈求平安的沟通工具，通过敲击“砻”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构成砻歌，表达敬献之情。在这些仪式上，陇人地区的“舂堂”原本功能发生变化——农作，与“那”人地区在仪式上“打糍粑”“舂粮”本身的劳作意味不同，由于时代变革，陇人迁移的现今地区不能种植水稻，“舂粮”的农作功能随之失语，转变为传统仪式符号。

因此，“舂堂舞”是壮族人民经过积累经验自然反映在仪式文化中的身体行为，而这些意识为主导的身体行为成为“舞”之前身的历史原型，是“舂堂舞”文化持续发展的现实根本。

3.“舂堂舞”文化分化：以族群为划分的舂堂舞

   前文可知“舂堂舞”这种身体行为与仪式、神话等要素构成了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符号系统是一种表达观念的语言，”而张再林提到：“人类文化有两大符号系统：一是意识符号系统，具有科学式；一是身体符号系统，带有审美式的。”正因如此“舂堂舞”文化建构才得以发生。但随着历史发展，族群分裂、汉壮文化交融等因素，引起“舂堂舞”相关层级符号“所指”改变，分化出和而不同的“舂堂舞文化”。

   前文可知壮族关于“砻”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壮族原始时期，不过具体记载从唐代开始，名曰为“舂堂”，暂且可以认为“砻”是壮族“舂堂”的本源。在相关文献记载中“砻”也是壮族一种古老的敲击体鸣乐器，流行于壮族陇人支系，陇人之称第一次明确提出于1934年修订的《隆山县志》，据悉，由于明清时期社会变革，民众迁徙至广西环境更为恶劣的山砻地带，组成了如今的壮族陇人支系，陇人迁徙过程中保存“砻”，并传承了原生态的“打砻舞”。而壮族那人支系，称“砻”为榔，在天等地区盛行着“打榔舞”的体育活动，民国《隆山县志》中记载：“打舂堂之习，相传已久，今犹未裹，每一年的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是自由娱乐活动。”该内容即是对天等县地区打榔舞的现实记载。由此可知，打砻舞与打榔舞均为“舂堂”文化分化的产物。两个族群的“舂堂舞”除了名称不同，它们所处的符号系统也不甚相同，因此表现方式也不相同。

3.1陇人“打砻舞”

联系上文，虽然陇人之砻原先所关联的禾崇拜文化语境失语，但因其音色陈厚而广阔，后被用以“召众”，屈大均《广东新語》记载：“寰宇记云新州俗：豪渠之家丧祭则鸣铜鼓，召众则鸣舂堂。可以看出，“打砻”在演变过程中，该行为语义发生一定的变化。”后来，随着汉壮文化融合，陇人地区“打砻”也逐渐转变为仪式祈福的载体。其常见于（打斋）打醮、开生等的仪式中，而在《同正县志》相关内容中，可知，原始观念坐落在陇人生活中的痕迹，同时影响着“打砻舞”文化发展。

同时，从仪式中，也能够看出“打砻舞”的兴衰，以陇人地区较为典型的开生习俗为例，其寓意为去浊除岁，盼新年新气象，开生仪式由道公主持，分为新年开门仪式、拜后土、念经文请童子、解秽仪式，解秽仪式后，屯里敲锣打鼓地把砻抬到广场进行“打砻舞”，此处的“打砻舞”强调音律、节奏，以吩砻歌，形成歌圩，由此可见这里的“打砻舞”扮演着伴奏作用，伴随嘹歌形成欢快的身体律动，给开生仪式增添了乐享舞欢的乐趣。但“陇人”地区的开生仪式保留了壮先民的传统风俗，有许多隐性的原始符号，对于现代文明发展呈现一定的滞后性，改革开放前曾一度受到打压，21世纪后，大部分陇人村屯已不再举行，尽管有些村屯仍会举行，但也是几年一次甚至更久。

3.2那人“打榔舞”

“那人”以“打榔舞”为主，也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先天自然因素，造就了“那人”的稻禾文化，“打榔舞”农作功能在该片区并未完全消失。从劳动生产说上看，“打榔舞”始发于一次偶然自娱活动，“那人”的先民通过快慢有别、轻重分明的方式以杵敲击榔壁，发出了如节庆时击鼓的声音，顿时缓解了劳作时的疲惫，随后，“打榔”自然行为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使“打榔舞”逐渐成形，壮族先民打至兴起时，身体随着身心得以解放，脚下形成了并步小跳、点步、原地踏步等活跃的步伐，并结合了劳作动作形态，相较于“打砻舞”其动作层次较多、形式更为丰富，这与“打榔舞”所依附的仪式文化脱离不开关系。

壮族传统节庆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霜降节”中，“打榔舞”是“那人”地区必不可少的体育活动，而这些传统节庆并不仅仅属于壮民族的狂欢，这些节庆仪式以祈福、歌颂丰收为寓意，一定程度上共融了汉壮节庆传统的意识形态。

“打榔舞”并不像“打砻舞”只作为简单的仪式符号，“榔”的出现代表了该地区“舂堂”文化本身，天等传统“打榔舞”的进行往往要经过道公主持，分别以“开榔”“请榔”“送榔”三个环节，歌颂壮族先民培育水稻、征服自然的壮举，也歌颂了“榔”对稻禾文化历史进程的见证。如今“打榔舞”相关的仪式也在逐渐简化，但“打榔舞”的人文内涵正以新的形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同时，“打砻舞”与“打榔舞”文化的和而不同体现出壮族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铸成了多样的“舂堂舞”文化。

4.壮族“舂堂舞”美化演绎——打扁担

   打扁担是“舂堂舞”中广西最流行的一种，流行于马山都安县一带。与前两者比较而言，“打扁担”相关研究文献较多，但大部分研究主要基于其艺术层面的承继与开发，虽然这也是其他两种“舂堂舞”研究的普遍现象，但这两种“舂堂舞”在壮族稻禾文化、原始民间舞文化等方面研究中常作为案例分析，尤其是打榔舞，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他两种“舂堂舞”更能体现壮族原始舞蹈风采，更为接近历史形态中的壮文明。

    作为其他两种“舂堂舞”的姊妹艺术，打扁担更像是主流审美中诞生的艺术品，它和宁明县地击棍都是原始舂堂舞经过吸收了当地民俗舞蹈演化而来的。在动作上，有着较前者更具形式美的动态，舞之意味更浓，分为四个舞段：第一段为耙田插秧，第二段为戽水耘田，第三段为收割打场，第四段为舂米尝新，整体去仪式化，舞蹈程式与动作更明确。在节奏上，轻重缓急层次分明，其余两种舂堂舞也是如此，但不足在于曲谱不全，即兴成分较大，传统打扁担因成双而舞，舞者、敲板凳、对打时音色轻重有别，且需要舞者之间配合，有传统保留的节拍套路。在道具上，去“器物”农具化为板凳，过去打扁担所用工具似古籍记载那般，为铁木所制，该木材随人为影响的扩大逐渐稀少，而传统“榔”太过于沉重，不便于随心起舞，因此当地人对其进行改良，将“槽器”改为了木制板凳。同时，打扁担所流行地带马山县、都安县等地的气候逐年干燥，已不适合种植水稻，从其存在的环境上看，其在道具上的改良也是顺势而为之。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冲动即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因此，打扁担如同其他舂堂舞一样作为壮族生活技能的见证，是壮族禾崇拜遗风的延续与美化。

5.当代壮族“舂堂舞”文化变革

舞蹈文化变革指的是文化生态中人的观念、环境、行为发生改变，使身体语言发生变化，是当下“舂堂舞”千姿百态的根本原因，以下分为外显与内隐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5.1外显：身份、空间差异

壮族“舂堂”由原始形态逐步内化为审美为导向的自娱舞蹈，已然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与人文发展的自然选择，其中在表演群体、表演者性别、表演空间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变革。

传统“舂堂舞”表演主体以“师公”为引领进行，壮族民众以参与者身份进入表演空间而非表演发起者。随着汉壮文化、城乡文化的融合，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使新一代民众原始观念意识减淡，更多主张为“旧事新办”——以简化的程式进行仪式，与此同时“师公”身份在传统仪式弱化，而反映当下民众心智观念的身体行为成为节庆的重心，表演群体身份逐渐由参与者转型为发起者。

表演者身份内核的变化引起了舂堂舞性质改变的同时，其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然空间中舂堂舞随文化变迁由仪式舞蹈转变为自娱舞蹈，引起壮族民众的自觉维护举措，也吸引了非遗项目保护的目光，随之舂堂舞进入教育、经济等社会空间，像天等县“打榔舞”与马山县“打扁担”以其显著的体育属性被引入中小学甚至高校的美育课堂，而“打扁担”以其独特民族舞蹈风格，曾代表广西参加全国第十八届群星奖比赛斩获金奖的殊荣，是舂堂舞文化多维空间结构发展的体现。

5.2内隐：观念、认知变革

舂堂舞文化变革主要来源于现代文明的冲击，变革也是一个民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关于各个原始系统的破碎与重构，当中的谜团难以在本篇文章简单说明，最直观的文化变革首先来源于生产方式变化，自然环境的改变与现代科技的冲击，使“舂堂”陷入现实的对立面，像陇人地区、马山县一带的壮民已鲜少种植水稻，而传统劳作方式生产水平低下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这当中水稻文化与舂堂的符号关联已经显示出淡化的走向，甚至陇人地区的“打砻舞”已鲜少表演。不过，总的来说，舂堂舞的原始意识观念弱化，不仅引起舂堂舞地位的改变，也引发了动作、表演形式的变化。即，前文符号关联淡化的另一面，则是强化了当代壮民对“舂堂舞”的重新思考，仪式简化、造材优化、动作融合等举措均是他们面对文化碰撞时沉思的产物，同时也给“舂堂舞”文化优化路径带去了新方向。

6.结语

如今，主流文化的推动下，伴随着“舂堂舞”文化历史背景的隐退，与物质价值的消散，原始习得衍渡成往顾古今的情感因子，却也在不同族群中生发出同源而不同形态的舂堂舞形式。新媒体及国家政策的关怀，促使多种样式的舂堂舞走入大众眼帘，而社会各界人士所发起的各类保护项目，也使其不同场域类型表达出不同人文形态；在非遗保护视域下，各类舂堂舞虽应用于旅游场域、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等社会场域中，但舂堂舞在此过程中更多聚焦在舞蹈上，忽视背后文化构成，不同族群中舂堂舞原始文本分析仍有空缺，导致不同舂堂舞大面积出现大相径庭的动作套路与开发经验化现象，在源起研究上能够一定程度帮助理清支系舂堂舞的关系与差异，健全与完善相关文化的评价体系，优化舂堂舞文化传承发展路径。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