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大潮中决胜于理性主义的柯尔律治自然观之形成——以《古舟子咏》为例透视柯氏生态思想

一、引言

    西方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丰碑式人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的文学理论家，柯尔律治被著名生态评论家罗伯兹和杰弗德誉为“最伟大的生态预言家”，众多光环与荣耀集于一身。何以使他的影响百年之后仍然屹立文坛不倒且具有如此魅力？为什么说他比起同时代（19世纪）的其他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重要得多？又何以为“最伟大的生态预言家”？评论虽不一而足，但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他独具一格的柯氏自然观。布鲁克(St op ford Brooke) 如此说: 柯尔津治全部美妙的诗篇可以装订在二十页中，但是, 应该全部用纯金。[1]（Charpentier, 338） 当代著名的批评家奈特更是对《古舟子咏》、《克里斯塔贝尔》、《忽必烈汗》这三首魔幻诗推崇备至，称为柯尔律治的“神 曲”, 认为它们分别与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中的《净 界》、《 地狱》、《天堂》 相 当。[2]（Knight, 83）柯尔律治诗歌中所体现的自然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整一，《老水手吟》、《忽必烈汗》重在表现人与自然对立后果的预警，《克里斯贝儿》则强调的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修复与重构。[3]（郭峰，2013）

    柯尔律治自然观是一种对现代化工业发展后果的反思与批判，是20世纪后期生态危机语境下西方现代生态思潮的超前意识和智慧体现; 然而，长期以来中西方学界对他的自然观的研究和关注却远远少于对其他作家的研究，对其思想和诗论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表面或有些许偏颇，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他的诗论冗长生涩隐晦，他的诗歌繁杂诡异夸张。虽然罗伯兹和杰弗德对《古舟子咏》极力推重，但他们既未对柯氏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挖掘与梳理，也未对这部影响至深的作品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

    本文将对柯尔律治的研究置于英国浪漫主义的历史语境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背景中，结合他的代表作《古舟子咏》，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一步追述柯尔律治自然观的形成的根源。这不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部具有超前生态意识的代表作的文本理解，同时能够增强人们对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生态思想的认识，并且对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老水手”的幡悟中瞥见柯尔律治自然观的一角

    现代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平衡意识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变化而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从躲避自然灾难求得生存和进化，经过逐渐适应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到试图征服自然以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然而，在当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技高度发展时期，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似乎完全忘记了自然也有向人类展开“报复”的时候，如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于是，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正视人类自身的所谓“主体地位”。“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然成为世纪末的关注焦点。有关现代环境自然观的定义繁多，但都不乏以生态平衡为中心。例如，现代环境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动植物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地球与其他星球之间经过漫长时间的地质演化与自然进化形成的动态平衡体。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4］(郇庆治，P218-219)

    综观柯尔律治诗歌，早在200多年前他就已经独具慧眼寓言了人类即将面临的生态乃至人性的危机。他的自然观与现代环境自然观可谓古今遥相呼应，但历来受到的争议却是最大也未真正获得应有的评价,只因其作品中多有“超自然”和“魔幻色彩”的元素，同时浓重的“哥特式”文学的特点也为其蒙上了一层面纱。不过，随着生态批评的日渐兴起，柯尔律治及其作品成了研究的热点。其代表作《古舟子咏》（1798）便是借宗教题材的文本来拯救仍处于思想蒙昧行为丑陋阶段的人类的生态主义诗作。更是被誉为“最伟大的生态寓言”。

    诗人讲述了一个光怪陆离关于“”罪“罚”的充满宗教色彩的航海故事，老水手和他的船员们驾驶船只航行进在广阔的大海之中，突然间“如墙的冰山从船旁漂过，”“冰雪在怒吼，冰雪在咆哮。”过了一会儿，一只信天翁穿过云雾飞向船员们飞来，“它仿佛是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前来引领遇难的人类逃离苦难。于是，顷刻间坚冰迸裂，航船解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老水手恩将仇报，无故残忍的射死了信天翁。其他的水手亦是如此冷漠认为老水手做得对，应该杀死这只带来灾难的信天翁；但当深陷困境之时，众口埋怨并且咒骂是老水手的错误导致灾难降临，不该杀死那只信天翁。在老水手的潜意识中他并没有将信天翁视为上帝的同等造物去严肃对待其生命，而视之为草芥随意射杀。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人类的忘恩负义和自我为中心的丑陋面目和愚昧心智，结果是必定遭到惩罚。于是没过多久航船又被搁滞在大海之中，虽然到处是水，船板却在干缩；虽然到处是水，水手们却焦渴难耐。最后，死神夺去了老水手之外的一个又一个生命。在生不如死的这种痛苦煎熬中，他看到熠熠生辉的水蛇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弋，便不由自主地对生命的活力由衷的赞叹，这一瞬间他领悟到了生命的价值，并且认识到不仅人类的生命是宝贵的，一切物种的生命都是“美丽”的，“没有语言能够形容。”［5］（顾子欣，P221 ）由于这种幡然悔悟，老水手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和帮助，在狂风暴雨中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他的出发地。从此，他便开始了全新的征程———作为爱的使者，将一种博大精深的爱播种到人类的心田。[6]（胡泓，579）

    在这部作品中个人与大海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视觉和形象上都显示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老水手无名无姓是人类的代表，他射杀信天翁，象征着人类杀死了自然——人类的衣食之母，衣食之母被杀害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灾难行之不远了。那罪魁老水手虽然没死，却经历了生不如死的精神炼狱的煎熬，给读者带来的心理震撼更是巨大。当人类功利性地改造自然，伤害自然的同时，也在动摇着自身的所谓“主体性”地位。在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人类如同其他物质形态都只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或一个环节而已。自然界的变化和提供的资源制约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开了自然界能量的历史积累和稳定的自然生存环境，人类的存在就难以得到保证；人类虽然是生物进化中最高级的万物之首，但不是无限的永恒的存在。海德格尔曾经说，“人不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牧人。”[6]（胡泓，579）人类在自然界中获得权利与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应该承担起对自然的生态伦理责任。虽然具有许多优于其他物种的特性与能力，但不等于人类在自然界中拥有绝对的优先权，可以随意剥夺役使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

    在宇宙中，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相亲的关系。信天翁虽然形体幼小，没有人类的语言和情感，但它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一样地位平等同样伟大。因此，诗中的老水手正是经过了一场生死劫难之后，才对生命价值有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感悟。他所“感悟到的真理远远超越了宗教教规，而成为一种对宇宙万物和谐的肯定［7］（安德鲁·桑德斯，P532 ）。自然界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整体。自然界中的事物都和人类一样有着自己的生长死亡周期。人类要改变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首先要认识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并遵循此规律。从老水手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现代环境生态意识的最初萌动。

    凭借其生态寓言，《古舟子咏》这部生态史诗使得柯尔律治由19世纪英国湖畔诗人之中脱颖而出。 柯尔律治的自然观与其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诗人在其诗中故意把自然置于人的对立面，以纷乱对立的画面将诗情和意境延伸至神秘、怪诞与恐怖，以这种独具一格的书写方式显示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和谐整一的哲学深度；同时也体现了柯尔律治自然观的深刻性，及其诗学观点的中心即：“ 太一”, “太初的整一与极善”。[8]（鲁春芳，2006）H.J.杰克逊写道：“柯尔律治有着比华兹华斯更精确的观察力，他特别机敏于心理创作。他善于从完全不同的物质材料中创造复杂而又和谐的整一”[9]（Jackson,44）。美国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曾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10]（伦斯·霍克斯，1992）。《古舟子咏》隐喻着人类从对自然无知而本能地敬畏自然依附自然的原始蒙昧阶段进入文明社会驾驭自然的人与自然主客两分对立冲突阶段，再到反思生态危机最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亲和谐调的未来阶段，因而更是一部人类成长的生态史诗。[11]（刘国清,2006）

三、工业革命时期柯尔律治生态思想与自然观的进化

浪漫主义自然诗学崇尚在自然中舒展人性，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柯尔律治一心将自然视作人类灵魂的栖泊之所，这也正是其自然观中生态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生活在工业化后果已经相当严重的英国，柯尔律治亲眼目睹了自然环境的惨遭破坏，也感悟到了人性的异化，因为痛恨资本主义城市文明而长期定居在英国湖泊很多的偏远地区[12]（李进, 2011 ）。看似是逃离“人类中心主义”文明，实际则是进入了诗人关于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关系的深刻思考，从此柯氏自然观逐渐明晰。 

1. 诗意栖居的落空------柯尔律治自然观形成之萌芽

    柯尔律治等英国浪漫主义湖畔诗人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情结，以久居湖畔为名，描写自然风物，歌颂自然的美好，视大自然为人类最终的精神家园。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都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诗人诗意栖居的理想终化为泡影。1 8 世纪末、19 世纪初全球气候的异常。18 16 年被称为是欧洲历史上“没有夏天的一年”。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不断增强，自然过去在人们心中神秘与强大的形象逐渐淡去，也就是韦伯所言的自然被“祛魅”。其结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人与自然彻底疏离了。不承认自然界是人类精神的导师，人类便不再敬畏自然界，自然随之成了人类实现欲望任意掠夺的对象，人类的精神乃至生存危机便接踵而至。[11]（刘国清，2006）例如;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 以及文明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发和人性的失落,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使一些诗人在对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厌恶之余,从对大自然的歌颂中寻求心灵慰藉, 追求心灵与大自然的交融, 重新寻找并建立人与自然亲近的平等、和谐关系。

而作为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柯尔律治此时的诗歌正是应生态和人性双重危机而生，反映了部分作家和诗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人性观和自然观。他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认为这种文明不仅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乱象, 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而且使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行所无忌地膨胀起来,人性被泯灭、被异化。如何找回人类“善良”的天性, 找到通向美好人性的道路? 他认为诗人应肩负这一神圣的使命，诗人“是人性最强的捍卫者”。因为诗人除了“ 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 具有更多的热情和温情, 他更了解人的本性, 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11]（刘国清，2006）于是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为主要代表的浪漫派诗人把才华和激情投向了大自然, 给予大自然关注。 

2. 政治理想的幻灭------柯尔律治自然观形成之推动

    出自对英国政治的不满和对法国革命的向往，以无政府主义哲学家高德文的理论和思想为基础，柯尔律治和骚塞构思到美国建立一个柏拉图式的小社会“大同世界乌托邦”，隐居田园山川之中，共享财富，共同劳动，平等相处，共同管理社会。但计划还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柯尔律治因此一度陷入了复杂的心理矛盾中。一方面他虽然仍忠诚于法国革命时期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对革命引发的残忍无道心存恐惧而感到精神幻灭，于是他和华滋华斯一样最后转而投向了自然的怀抱。在创作中二人从政治理想转向了审美理想，自然成了他们通向审美理想的桥梁，由法国革命的支持者转为反对者，以哲学家的洞察力，战略家的远见，将焦点对准了威胁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淋漓尽致的诠释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尤其是当人们陶醉于英国革命带来的物质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心中充满无限美好憧憬的时候，柯尔律治就以诗人的敏感，生物学家的远见卓识预见到了人类即将面临的生态灾难，而直到19世纪末人们终于开始饱尝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后果，但为时已晚。泰德·休斯诗集《埃尔梅废墟》(1979)中的埃尔梅就是工业革命引发生态灾难的缩影。工业革命已过100多年，可它给埃尔梅的环境带来的创伤迄今并未被岁月抹平，没有人知道要等待多久。[13]（李增，2004）柯尔律治有着极高的生态敏感度与高瞻远瞩的生态意识，在对工业革命潜在危机的预见方面，早他人两百多年，这也就是《古舟子咏》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为世人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柯尔律治就是一位了不起的生态预言家，《古舟子咏》也无愧于“最伟大的生态寓言”之誉。

3. 精神家园的复得------柯尔律治自然观之形成

19世纪的人们深受“人类中心论”影响，本着一切为我所有，一切为我所用的自私观点出发，伴随着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无良的利用自然，不断的征服自然，过度的改造自然，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下借助科学技术任意地向自然索取，支配和占有。人类所秉持的所谓的理性主义并未对人类真正的理性行为有指导性意义。相反，人类不择手段的使自己的物质财富利益最大化。欧洲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卢梭最早看到了这种发展模式背后隐藏的生态危机，他曾经对当时所目睹的情境这样描绘过：“他们挖掘土地的深处．冒着牺牲健康和生命的危险，到它的中心去探求虚幻的财富，却把当他们懂得享受时大地向他们提供的真正财富撇在一边；……火焰代替了田间劳作的甘美形象。在矿井有毒气体的包围中受尽煎熬的可怜的人，浑身漆黑的熔铁匠，人人面孔瘦削，苍白一这就是采矿．嫂备在地底造成的景象。他代替了地面上青翠的田野、蔚蓝的天空．相恋的牧羊人．健壮有力的农人”。[12]（李进，2011）当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而趾高气昂沾沾自喜时，却同时尝到了自然与人性双重危机的恶果。20世纪后期，土地沙漠化，物种灭绝，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等。一如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中的老水手无故射杀信天翁之后的得意，却完全不顾及其愚昧残忍带来的生命和精神的缺失。满目疮痍，乱象横世，美丽恬静的家园已变成神话与传说。这对于原本一心向往诗意栖居，寄情山水的柯尔律治来说，满腹的失意情怀更使得他亲近于大自然，诉诸于犀利又细腻的笔端开始他作为诗人的哲学性生态诉说。    

    “神性自然”在柯尔律治的诗作中倍受推崇，他对自然有着至高的敬意，这也是古今生态批评所关注的。因此他的诗歌大多带上了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生态文学的特色。于是，在他的笔下自然成了使人性复归的一种力量，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是人类终极的精神家园。英国浪漫派诗人创作的灵魂是将自然与人的本性相连，而并非将自然作为单纯的物质对象进行描述。例如布莱克的《伦敦》一诗暗示着工业污染的严重程度，连教堂都被熏黑了。在他看来，烟囱林立被黑乎乎的工厂包围的城市是撒旦的作品[14]（彭克巽，2002）。英国的浪漫派诗人们想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伤害中找到灵魂上的一个美学安慰，自然就成了最好的灵之所系、魂之所归的居所。因此“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走向自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在自然界中寻求心灵的安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怀着对自然的敬意，企图从自然中寻找一种走向未来的力量”[11]（刘国清，2006）

四、结尾

    面对21世纪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态危机和日益恶化的人性危机，我们更加惊叹于柯尔律治的诗才豪情，特别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深忧虑和批判。他那些看似诡异魔幻的诗歌背后，实则蕴涵着诗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歌主题，无不体现着他构建生态道德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这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当代文明模式重新进行反省和探索。人类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人类要能动地适应并尊重自然规律，自觉地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爱护人类唯一的生存和精神家园。当人类的利益与大自然的整体利益冲突时，人类应该首先维护大自然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1] J.Charpentier, Coleridge the Sublime Somnambulist, Constable & Company Ltd. London,  

  1929, title page or W. J. Long, English Literature, p338.

[2] G. W. Knight, The Starlit Dome, Methuen, London, 1941, p83.

[3]郭峰、鲁春芳：《论柯尔律治的三部“超自然诗歌”》，《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4]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顾子欣编：《英诗300 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6]胡泓：《“老水手”的漫长旅程——从文学视窗中看人类生态意识的衍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第5期。

[7]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8]鲁春芳：《从 〈古舟子咏〉 看柯勒律治的自然观和生态意识》，《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9]Jackson, H. J. “Samuel Taylor Coleridge.”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Ed. 

  David Scott Kasta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p41-44.

[10]伦斯·霍克斯：《论隐喻》，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11]刘国清：《人类成长的寓言史诗——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古舟子咏〉》，《东北师大学报》2006第6期。

[12]李进：《从生态批评主义视角解读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的自然观》，Gold Mountain，201年第11期。

[13]李增、刘国清：《痴迷的自然情结——论泰德·休斯的自然观与自然诗》，《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4]彭克巽：《欧洲文学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