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线条的艺术魅力——艺术论文

1、中国画线条的发展演变

    纵观中国绘画史，线条始终是绘画创作的基本艺术语言，从原始彩陶到西汉马王堆帛画，再到顾恺之、吴道子、赵孟頫、陈洪绶、任伯年、齐白石等历代名家，均以线条为造型语言和写意方式。商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就提出，“凡画绘之事，后素功”，论述了线条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将线条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基本语言，提出“骨法用笔”，强调以线写形，用线条描绘客观物象。唐代张彦远提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归于用笔”，并提出了“书画同源”的理论，推进了中国画线条理论的发展；吴道子创造了兰叶描等线法，推进了中国画线条的进一步完善。宋元时期，苏轼提出“士人之画”之说，推进了大写意与文人画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线条在中国画中的地位；赵孟頫受“崇古”思想的影响，提出“书画同源”理论，推进了书法与绘画的融合。

    明代邹德中总结了前人绘画用线的经验，将中国画线条归纳为行云流水描、竹叶描、枯柴描、蚯蚓描、战笔水纹描、铁线描、高古游丝描等十八种描法，行云流水描用笔若云，舒卷自如，活泼飞动，流畅飘逸，李公麟的《免胄图》就用此描法；高古游丝描线条细润轻柔，精细劲健，颇有古逸之气；铁线描用笔遒劲有力，并无粗细变化，用铁线描勾勒的衣纹犹如“曹衣出水”，阎立本、李公麟等画家常用此描法；战笔水纹描简细流利，若水纹波浪，疾如摆波，周文矩的《重屏绘棋图》就用此描法。近代以来，画家吴昌硕、董其昌、齐白石等人运用金石般的线条表现画作的力度美，通过以线造型、以线塑形的方式增加了线条的审美意蕴，徐悲鸿强调素描的重要性，改变了单线勾画在平涂的绘画形式，至此中国画线条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

2、中国画线条的形式美

    “笔墨”是中国画最基本的绘画语言和审美特征，清代恽南田曾说，“有笔有墨谓之画”，这里的笔墨不仅指用笔用墨的绘画技法，还指由笔墨而创造的形式美。线条的形式美可分为内在和外在形式美，也就是说，线条不仅是对客观物象的摹仿和可视的视觉形象，还包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历代画家均将线条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来研究，用线条表现物象的外部轮廓、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国画大师黄宾虹总结古人用笔之精妙，提出用笔五法，即平、圆、留、重、变。“平”是指用笔力度要均衡，不弱不浮，苍圆毛涩；“圆”是指用笔要圆劲有力，犹如绵里藏针，含而不露；“留”是指用笔不能轻飘，要有力量感，犹如高山坠石；“变”指用笔应随机而变，不能呆滞刻板。

    中国画用线讲究“笔力”、“笔韵”，所谓笔势就是点线表现出的骨力、生机、活力等，是画家学识、修养、个性、气质、技法等凝聚而成的一种笔墨精神。“笔力”是中国画线条的内蕴之美，古人常用“力透纸背”、“高山坠石”、“棉里藏针”等形容线条的力度美。当毛笔作用于宣纸时，笔与纸之间会产生反作用力，笔毫含墨、运笔轻重、行笔速度、宣纸渗水性能等都会影响线条的“笔力”。当画家凝神静气，将全身之力融入笔尖毫端，贯注于画面之上，笔锋藏而不露，一波三折，就能创造出“力透纸背”的力度美。正如潘天寿所言，“用笔力能扛鼎……非笨重与粗悍”。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写道，“善笔力者多骨……无力无筋者病”。[1]

    “笔韵”是画家在运笔过程中表现出的节奏、韵律和风格，如用笔的聚锋、中锋、顿挫、轻重、逆顺等，线条的转折、方圆、疏密、粗细、刚柔、疾徐、浓淡、虚实、呼应等。画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运笔，创造出中锋、侧锋、回锋、提笔、转折、逆笔等线条形式，创造出重如“高山坠石”、湿似“润含春雨”的审美效果。例如，以侧锋用笔可以创造出劲拔奇险、苍拙老辣的审美效果；以回锋用笔可以创造出无往不复、无垂不缩的审美效果。[2]

    此外，中国画讲究“以书入画”、“书画同源”，这使中国画线条展现出浓重的审美意韵。在书法艺术中，用笔讲究取势和笔法，线条起笔、落笔上要注重虚实结合，起笔要含蓄、藏锋，“欲上先下，欲左先右”，使起笔和行笔产生方向上的反作用力；收笔要稳，要有回笔，将气收拢于线条里。当书法线条融入绘画艺术之后，线条的构成、位置、编排、起伏等成为表达画家主观情感、人格理想的重要方式，因而，“以书入画”也增加了中国画线条的形式美和意韵美。

3、中国画线条的写意性

    中国传统绘画提倡“以线造型”、“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似与不似”等，以“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似与不似”、“气韵生动”等为审美追求，呈现出浓重的写意性。[3]在传统绘画中，线条往往是“有质有韵”，不仅能表现客观物象的形体，还蕴含着丰富的禅趣、悠远的哲理，能够表达不同的节奏、韵律和情趣；不仅能表现自然物象的形体、结构和空间，还可以表达画家对客观物象的理解和认知，创造出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意境美。顾恺之曾提出“以形写神”，强调通过造型表现物象的内在精神和本质属性；宋元之后的文人画强调以书入画，将意境创造作为审美追求，使线条产生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清代石涛提出“一画论”，他将“一画”看成绘画的基本法则，提出“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从而将线条提升到了绘画本体论的高度。因而，中国画线条是有生命力的符号，是有精神价值和美学意味的绘画语言。例如，直线能带给人速度、力量之感，曲线能给人律动、纤弱之感，粗线能给人庄严、稳重之感，细线能给人柔弱、无力之感。吕凤子对线条的情感表达功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表现愉快感情的线……转折也不露圭角的；表示不愉快情感的线条……或绝忿的线条”，也就是说，线条肩负着表达画家情感、思想的重任。[4]

    在中国画创作中，画家应将主观情感、审美理想等融入物象之中，做到情景交融、形神结合，这样才能在线条的流动中表达画家的情、趣、神、气。历代名家都非常重视线条的传情达意，都有着独特的用线风格，例如早期绘画《人物龙凤图》中，画家就以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凤鸟、龙形象等，线条圆润而简洁，行止自然，节奏鲜明，这说明战国时期的辉煌用线已有很高的水平。顾恺之的线描紧劲连绵，精细绵密，软韧劲健，行笔风趋电疾，飘逸迅疾，呈现出较强的运动感，被后人誉为“春蚕吐丝描”，在《洛神赋图》、《女史箴图》中，顾恺之以精细、圆润、劲健的线条勾勒人物的衣纹服饰，运动的线条描绘出衣裙随风飘扬的动感，使人物的形态、神韵栩栩如生。画圣吴道子笔下的人物线条，遒劲有力，势若风旋，粗细互变，犹如莼菜条，有“笔不周而意尽显”之妙，在《天王送子图》中吴道子以轻重多交的线条表现人物形象，“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寓遒劲与婀娜之中，犹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生动展现了人物潇洒自若的精神气质。[5]北宋李公麟创立了白描法，以简洁明快的线条勾勒人物形象，“扫去粉黛，淡毫轻墨”，通过曲直、粗细、轻重不同的线条创造出“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审美效果，在《维摩诘像》中画家以严谨、流畅的线条描绘人物形象，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宛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梁楷的《太白行吟图》的用笔非常简练，以轻盈而润秀的线条勾勒人物面部，以爽利的线条勾画人物的额头，以清淡的笔墨勾画人物的颊部，寥寥数笔勾出了李白豪放豁达、才华横溢的精神气质，特别是人物远眺的眼神、低吟的口形，使观者产生“孤帆一片日边来”的遐想。郑板桥笔下的竹子线条圆劲挺拔，富有弹性和质感，宛如碧玉凌空，实按虚起，繁而不乱，使竹之虚怀高节跃然纸上。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不断变化，传统的“九皴”、“十八描”等线法已无法满足时代的艺术需求。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应当以新思维、新眼光审视中国画技法，将西方绘画艺术融入中国传统绘画之中，推进中国画线条艺术的繁荣发展。如吴昌硕将石鼓文、琅琊石刻文字的书法艺术融入绘画创作之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大写意花卉；绘画大师黄宾虹以轻重流畅、干湿浓淡的书写形式，形成了遒劲有力，纵横奇峭的线条风格。潘天寿用线雄健刚直，古朴苍劲，凝练老辣，转折处多方折，沉重而多顿挫，线条或干或湿，或方或或圆，富于变化，潘天寿笔下的松树也如钢针，树干上遍体疤痕，树枝虬枝挺拔，展现出傲人风骨。吴冠中将线条抽象为色块，将线性结构转变为色墨丰富的色块，使山川、草木等成了水墨交响乐。[6]

    线条是中国画之精髓，它不仅是绘画造型的重要方式，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蕴，透过线条可以领略殷周绘画之拙朴、秦汉绘画之雄浑、魏晋绘画之风韵、明清之绘画朴趣。因而，我们应深入研究中国画线条，以推进中国画艺术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