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的抗争——论鲁迅《申报•自由谈》时期的杂文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步兴起了启蒙思想解放潮流，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西方民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使现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现象，这是主流价值观无法消解的一种局面。“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宣传的主流价值观，很难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取得完全统治的地位，而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等趋于劣势地位的价值观并没有放弃对于主流价值观的解构与建构。

杂文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很独特的存在。鲁迅杂文中表现出以“进化论”为主导的思想迎合了社会民主进步的思潮，其中对于主流社会的批判、对于革命的反思以及与专制的抗争，均不为当时的执政者所喜，鲁迅的这种反思、批判等属于一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解构、抗争。

一、鲁迅杂文中的亚文化色彩

亚文化不是社会的主流文化，而是一种“解构与建构”并行的文化。它解构权威文化的主导地位，建立特定群体对于文化的另类诠释、另类解释。亚文化并不以精英的价值观为标准，却迎合了普通大众对于文化的需求心理。

现代报纸产生后，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和技术手段，以快速、简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社会上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虽然当局政府依然实行着严厉的新闻制度，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鲁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解构国民党官方话语所宣传的“三民主义”的主流地位，建构鲁迅对于社会、文化精神的独特思考。

在1932年12月至1935年11月近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近143篇，后辑成《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本集子。他这一时期杂文中，对于官方价值观、主流社会的批判，对于革命的反思，对于“儿童”问题的关注等无不流露出鲜明的亚文化色彩。[1]

（一）对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判，揭露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背后的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八里洋场的歌舞升平掩盖不了国难当头的事实。鲁迅的杂文并未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单纯为批判而批判，他这一时期的杂文创作格外关注危机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刺破当局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伪善面孔。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民众的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展开。但就是在这种民族爱国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当权的蒋介石政府提出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下令张学良部队撤出东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姑息养奸，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鲁迅是这个时代的清醒者之一，他没有被当局所谓的宣传而迷惑，而是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和平、民主、政治背后的独裁和虚伪。例如，《“以夷制夷”》、《航空救国三愿》、《不求甚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将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退让、对内打击镇压的面貌暴露无遗，并引用日本外电“中国当局清算无益之抗日”等消息，来撕破政府誓死抗日的虚假承诺。他善于借助通过新闻的互相参照，利用互相矛盾的言行，在杂文中直接揭露其不抵抗政策的本质，挖掘出统治者的虚伪、可笑和狡猾。

鲁迅杂文中对于政府、专制统治的批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也带给《申报•自由谈》很大的政治压力。由此，也可以从侧面看出鲁迅杂文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反响。

（二）对革命的反思

鲁迅杂文总是一语惊天下，对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甚至是被赞颂的现象加以批判，让人在痛中反思，刮骨疗伤以求进步、发展。

革命是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一种反抗，是现行社会无法维持正常发展之后作出的选择，或基于爱国之心，或基于对现行社会的不满。1840年以后的中国，各式革命层出不穷，但在鲁迅的笔下，革命就是所谓的假爱国者借其名行投机倒把之意。《铲共大观》借助《申报》的《长沙通信》对于民众争相观看革命者郭亮的首级和女尸的记载，讽刺了革命的无力，针对民众的麻木不仁呼唤革命要注重启蒙精神的改造。也许，革命最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过后欢喜鼓舞而失去了艰苦的精神，“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落入精神与历史的循环，令人顿生绝望之意。[2]

鲁迅并不认为革命是错误、失败的，但一场所谓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要实现彻底的民主、进步，需要社会整体的变革，而这是所谓的假爱国者所忽略的。

（三）鲁迅杂文表现出对青年儿童的关怀，关注青少年的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

鲁迅杂文中对于青年是充满期待的，是给予无限寄托的。但是，现实社会的黑暗以及国民党推行的教育体制，不仅扼杀了青少年身上最美好的激情，也把封建的、专制的、落后的思想传递给他们。

国难当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学生因爱国热情驱使到首都为东北请愿，却被指责“为反动派所利用”而遭到镇压；华北危急，北平濒于沦陷，学生停课逃难却被指责为“遗臭万年”。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鲁迅连续撰写《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以及《学生与玉佛》等杂文为学生辩护，在讽刺政府的不作为时，留露出对于青年的同情怜悯之心。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吗？”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唯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 [3]

青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在当时的社会，青年却沦为政治的附庸，被诬陷、被压迫、被利用乃至被迫为所谓的“爱国”做无谓的牺牲。鲁迅在批判这种社会现象时，把目光聚集在当权者身上，希望青年儿童成为独特的个体的人的存在，而不是沦为附庸或牺牲品。

伯明翰学派提出“抵抗”观念，认为亚文化的景观性的表象之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企图，是一种对当前社会进行批判的特殊方式，是对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4]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封建道德激烈交锋，固有的价值形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是鲁迅创作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也是其创作的源头。抗争性与批判性贯穿于鲁迅《申报•自由谈》的杂文创作。

二、对于亚文化的思考

当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逐步从经济领域的改革深入到政治、文化领域，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分化、官民冲突等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而互联网络作为草根阶层表现自己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从“杜甫很忙”到元芳体、陈欧体的盛行，从郭美美事件到屌丝文化的出现，以及对富二代、官二代的刻板印象等，都表现出单一的主流价值观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民间话语权正在不断地增强。这种网络文化现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有关。

鲁迅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及其创作中体现的作为亚文化的抗争精神，至今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面对现今日渐呈现衰败之势的杂文以及互联网时代多元语境下言论的纷杂，我们有诸多的思考。

首先，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5]在鲁迅所处的文化语境，鲁迅所恐惧的是文化精神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沦为文化监狱，自由民主精神沦陷，国民沦为专制的奴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而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日益普及，海量的信息使大部分细节都湮没无闻，只有少部分的信息才能获取社会的关注，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公众话语也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诸如“杜甫很忙”、元芳体、网络文学的盛行，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过度娱乐化的现代社会，文化容易成为一种充满感官刺激、欲望的庸俗文化，虽然精英作家仍然在坚持创作，但是其创作很难引起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淹没在海量的文化信息之中。

其次，鲁迅在其杂文创作中体现出的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抗争，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后世的影响值得借鉴。伯明翰学派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和抵抗。”亚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用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洞烛先机的忧患意识，渗透到社会事件背后，探寻事实的真相和本质。它的创作，现代社会而言，因揭露黑暗面而表现的过于阴暗，或许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会造社会思想的动荡。但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消解主流文化的领导地位，能够带来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的变革，每一个时代皆是如此。只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未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力，就应该宽容以对。

再次，“把关”是言论从语言转换为文字展现给公众的一个重要环节。把关是一个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的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编辑主观想法以及意识形态等客观原因的影响，在鲁迅杂文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时也面临编辑黎烈文承受来自政治的压力，但是，“把关”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过程。

网络语境下，非主流文化借助博客、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话语平台受到冲击，主导地位有所下降。话语权的下放，使得各种信息纷繁复杂，海量信息把这个社会中的各个环节、方方面面呈现在受众面前，多元化的言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但是这些言论真假难辨，譬如对于“富二代”、“官二代”、农民工、女大学生等群体的刻板成见，在面临强拆、城管这类官民冲突等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冲突时的一面倒倾向，这些既有的观念影响了普通大众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也容易为有心人士所利用。

因此，在保证言论自由、话语畅通的同时，也需要现代社会加强自律与他律，做好传播工作的“把关环节”，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结语

总之，在现今的网络文化中，网络流行、恶搞文化现象正在解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抵抗单一文化价值观霸权。网络文化观点犀利，敢于触碰社会热点，敢于批评负面现象，在颠覆传统、解构官方话语的权威性的同时，建构代表自己立场的话语表达，在解构与建构中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

但是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对于旧文明和旧社会的批判在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现代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去承接鲁迅传递的大旗，让中国文人引以为傲的铮铮铁骨继续流传，推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春雨.《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J].鲁迅研究月刊，2006，（4）：31-36

[2]黎保荣.古老中国与现代发声——论鲁迅杂文中的《申报》符号[J].三峡大学学报， 2012，32（1）：63-67

[3]吴中杰.鲁迅的艺术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25-164

[4]姜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J].求索，2006，（3）:47-50

[5]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