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读-文学论文

一 女性形象类型分析

阿来作为男性作家，没有摆脱文学创作的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遵循了固有模式。在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固定模式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

有人将唐传奇产生以前的中国古典叙事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一类基本上是“一些没有女性主体真实自我生存价值与生命意志的能指符码”，^[1]比如屈原笔下的“美人”、汉代文人笔下的阿娇、昭君，曹植笔下的洛神等，这些美好的形象实际上是男人愿望无法达成的一种美好想象，是男人们自己制作出来的女性。第二类是淫荡、狠毒的“祸水”与“狐媚”，如赵飞燕、褒姒、妲己。这类女人形象漂亮却是祸水，是男人们性幻想的对象，功业失败的替罪羊。第三类就是善良、智慧却始乱终弃的贤妻良母类型，如《诗经·氓》中的女性，《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等。这类人物形象尽管已经有了很多反抗意识，但结局仍然是悲惨的，似乎在告诫所有的女性，要按照男性的要求做男性理想的女性形象。

观察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女神形象，她们是圣母。她们漂亮、聪颖、贤良，是男性追求、思慕的对象。如西王母、西施等。另一类就是典型的“红颜祸水”，如母夜叉、母大虫，她们阴狠、毒辣、淫荡，是人人唾之诛之的对象。又如《水浒传》中的阎婆惜、潘金莲等。学者刘慧英通过对古今中外的故事程式作比较分析，总结出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三种程式，进而据故事的情节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进行了总结。^[2]无论哪一种女性形象都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不管是哪一类的故事情节的叙述，都蕴藏着浓重的男权色彩在里面，透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

《尘埃落定》中主要女性形象是土司太太、桑吉卓玛和塔娜。土司太太阴狠且权利欲望很强，笔者把她划为“妖妇”型。桑吉卓玛任劳任怨，美丽善良，是“天使”型。塔娜漂亮却不够忠贞，给自己的丈夫蒙羞，属于“狐妖”型的。

二 权力的“妖妇”与美丽的“天使”

吉尔伯特·格巴在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归纳出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在《尘埃落定》中，我们也发现作家把土司太太和茸贡土司塑造成了权力的妖妇。她们有共同特点，就是权力欲望强烈，并且及其自私。

小说最先出场的就是土司太太——小说主人公傻子的生母。土司太太雍容华贵的外表背后，是残忍和狠毒。当管家报告说被赶上山去的女麻风病人因在雪中找不到吃的而下山时，她竟然不耐烦地吩咐“那还不赶紧埋了”^[3] 当“我”率领家奴们在雪地捉、烧烤野画眉凯旋而归时，“母亲”吩咐家丁狠狠抽打那些小家奴。奶娘德钦莫错刚刚死了儿子，伤心不已，土司太太却大骂晦气，让奶娘抽打自己。土司太太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行为，是因为背后有个显性的权力在支持她。尽管曾经贱为妓女，但如今是土司太太，手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她表面是一个信佛的女人，然而对于同是女人的麻风病人是如此地狠毒，华丽外表下掩藏不了一个妖妇形象。

茸贡土司，一个女土司，犹如女儿国的国王，也是个权力欲望强烈的女人。庄稼受害，她的“臣民”处在饥荒的边缘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不惜出卖自己女儿的色相，换来粮食。小说中尽管没有直接描写治下民众的生活状况，但是写了为了需要出卖自己的女儿，让年轻貌美的女儿嫁给一个“傻子”。作品还进一步写道，自己的女儿嫁了以后，按照规定，她年老后，可以由自己的女婿来当茸贡土司，但是，她不想践行这一规定，一再写信告诫自己的女儿女婿，说自己生活的很好，很健康，原因就是生怕别人夺走她的土司位置。

作家在此把这二人塑造成为“妖女”形象示人。当然，在小说中作家也塑造了“天使”般的桑吉卓玛和并不完美的土司女儿塔娜。

桑吉卓玛，是“我”最宠的侍女。十三岁的“我”就能从美丽的侍女卓玛身上获得性的快感。毕竟桑吉卓玛是个侍女，一个下人，年龄还是要大“我”许多，她应该有自己的恋爱，有自己个人的人生幸福，但“我”对她的依赖却一天天增多。“我”决定对卓玛有个了断，牧场上的牧女“卓玛”成为“我”最后的对桑吉卓玛的性幻想。本以为自己就要死去的桑吉卓玛沐浴在温泉里，依然美丽，决定做一个了断的“我”安排了一场浓重而又圣洁的温泉沐浴。在此，作家塑造的下人形象，外貌尽管不是天仙，但却是主人公“我”的性事老师。作家让桑吉卓玛从侍女到厨娘到“自由民”的身份变化伴随叙述的始终，寄托了作家对这一形象的美好祝愿。

说到塔娜的不完美，指的是在男权视野下的不完美，因为她是男人们摒弃的对象。漂亮如仙女，却不忠。在嫁给“我”这个傻子之前，是人见人爱，是人们眼中貌美如仙的天使美人形象。瘸子管家第一次见到就感叹“这个女人不叫男人百倍的聪明，就要把男人彻底变傻”。^[4]“我”也彻底被这个“美丽无比的姑娘”的“美色击中了”。仙女般的塔娜嫁给“我”这个傻子后，不再是男人心目中的天使，而变为了“妖妇”。她与“哥哥”通奸，让丈夫“我”蒙羞，由此从天使堕入地狱成为恶魔。她还在不断地改变，淫荡，觊觎权力，选择“强者”。作家还把她描写成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就是要让他彻底在男权社会的“男人”心中沦为魔鬼。

作家塑造的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神化了她们。她们是神而不是人，表面看来似乎在抬高女性形象，而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贬抑。神化就是物质化，是男人们追求的物质的本质对象化。作家如此描写塑造，“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5] 作家把土司太太和茸贡土司塑造成为权力的“妖女”，把嫁给傻子后的塔娜塑造成“恶魔”，体现了男性作家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自利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6] 作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7]

“妇女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victim）亦是施动者（agency）。”^[8] 在父权制社会里，像小说中描写的下人们一样，她们受男性的剥削、压迫。与此同时，她们总是甘于尾随在男人的后面，像鲁迅小说中说到“他们甘为奴隶而不得”一样，人生的目的在于像桑吉卓玛一样“做稳了奴隶”。在父权社会里，男性也会给予女性一些权力，这些女性权利来源于男性的施与，是有限的。正像小说中所说的，土司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哪怕茸贡土司，她们的权力也限于男权社会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这些拥有“权力”的女人们，握住手中的权力压迫、剥削和她们同是女人的下人们。在此，她们巩固了男人们的权力，帮助男人们掩饰女人们被压迫的事实，无形中这些受害者也成为了施动者。

妇女解放运动最开始的一个目的就是争取她们在社会上享有的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在小说中，就“权利”获得来看，本来就存在着二元对立——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男性与女性。土司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土司将权力地方化。权域上，中央政府处中心地位，土司所辖地方是被边缘化的，土司太太因为是汉族的女性，更有接近中央的便利。同为女性，汉族女人是中心化的，藏族女人是边缘化的。小说中的男性，哪怕是一个傻子，也有绝顶聪明的时候，而哪怕貌美如仙女的茸贡土司母女，也被贴上了“十俊九傻”的标签，男性的中心地位，女性的边缘地位一显无余。二元对立在小说中非但没有能够消解，反而加强了

三 塔娜——漂亮的“物件”

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是《尘埃落定》中容貌最美的女性形象。在叙述塔娜的命运发展的时候，有着明显的两条线索。

显性的是塔娜实在是看不起“我”这个傻子，因为“我”将来做不了土司，没有任何前途，塔娜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傻里傻气的麦其土司二少爷。塔娜一出场，“我看着马上那个貌若天仙的姑娘”失态了，瘸子管家也感叹了。塔娜为什么要来到“我”的领地，因为她们的百姓没有粮食，要挨饿了。为什么挨饿，是因为她们学麦其土司种植了大量的并不值钱的鸦片，鸦片不值钱了，而粮食少了，值钱了。她们来求“我”了。茸贡土司为了得到粮食，让“我”看上了貌美的塔娜，塔娜貌美如仙，就连“我”这个傻子也看上了，喜欢上她了。茸贡土司并不想把她的女儿就这么轻易“送”给“我”，而“我”也不轻易把粮食给她。终于，“我”的阴谋得逞了，借拉雪巴土司的手逼茸贡土司乖乖把她漂亮的女儿“送”给“我”。谁让“我”是个傻子呢，“我”没有哥哥的英武。哪个女人不喜欢英武的男人呢，“我”肯定是不能满足塔娜的。谁让“我”又有一个英武且又好色的哥哥呢，塔娜喜欢上了哥哥，塔娜背叛了她的丈夫“我”这个傻子。哥哥死了，作为“我”妻子的塔娜，在“我”岳母的引导下再次背叛了“我”，她跟汪波土司跑了。

仔细研读还可以找到一条隐线。塔娜的出现是因为茸贡土司遭遇了危机，嫁给傻子是因为茸贡土司受到傻子的挟持；塔娜靠上此时强大的傻子，是傻子手中有麦子。看到麦其土司的合法继承人是傻子的哥哥，大少爷才是未来权力的持有者，更何况大少爷英勇有情趣，已为人妻的塔娜便靠向了麦其大少爷。大少爷南方兵败又被寻仇者杀死，傻子此时又没有什么作为，老麦其土司没有任何让位的意思，心灰意冷的塔娜在母亲的引导下再次背叛了傻子，投向了更为年轻、在南方打败麦其大少爷的新的汪波土司。

透过表层看故事深层表述，可发现一个叙述的关键词，这就是“权力”。“权力”像一个巨大的磁铁，磁铁周围所有的物件都被磁铁深深吸引，形成一个巨大磁场。塔娜就是一个漂亮“物件”，这一物件被这个磁铁吸引住了。

可以用叙事学的方法把这个故事简化一下：物件不停地奔向磁铁，塔娜不停地寻求权力；磁铁不停地吸引着周围的物件，“权力”不停地占有着塔娜。“权力”，阿来曾经说过，写作《尘埃落定》的目的就是揭示出权力的秘密，看看权力是如何产生及运作的。既然小说关于塔娜的故事情节可以用“塔娜追逐权力”来概述，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权力迫使塔娜不停奔波，不停背叛。有人分析这种背叛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女性反抗。^[9] 如果把这种背叛放到“权力”这个巨大的磁场中，显然，背叛就不是背叛，而是追逐。塔娜背叛了傻子，但是塔娜并没有背叛权力。权力的实质是什么？正如傻子所言：“权力？是的，权力。我并不是没有权力。再说了，得到权力也不过是能得到更多的银子、女人；更宽广的土地和更众多的仆人。”^[10] 权力意味着可以占有女人。权力在不停的转手轮换，持有“磁铁”的人在不停轮转，物件在不停地跟随。磁铁周围的女人在变，但是作为女人的女性没有变，代表男权社会的男人们持有权力，不停地占有、损害、侮辱女人，这是多么赤裸的男权压迫呀。

在塔娜的故事里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塔娜的两次“背叛”都是和性有关系。第一次，表现出了作为妻子的不忠，和傻子的哥哥通奸。第二次，塔娜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每次都不能成功。这是因为印度红色粉末用多了，“下面被烤干”了，不能生育了，傻子也厌烦了，认为会折损男人的阳寿。 “性”在男权社会里是一个不可以回避的问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文学，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性权术。”^[11] 正是由于“性”——塔娜的年轻貌美唤起了每一位男性的追求。塔娜第二次对丈夫的“背叛”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性”有关，丈夫厌倦了，不是从前那个貌美的妻子了，抛弃了。这个故事叙述模式，是一个不完整的“诱奸故事”类型。^[12]

四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不能指责作家阿来在这里摆弄“性权术”，更不能苛刻追究。他是如何利用手中的话语资源对女性压迫，贬抑这些女性。应该认识到，在当前这个男权统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作家是不可能摆脱或超越人类集体的陈旧意识的。这种人类集体陈旧的“历史意识”是男权社会的产物，绝不是男人或某些人所专门持有。正如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男人玩弄的对象一样，男权文化中“女性化”是男人欣赏、艳羡的形式，但是这种“女性化”本身也被女性所接受。就像塔娜母亲茸贡土司引导女儿引诱汪波土司说的那样，“想娶就娶她，不想娶她，也可以陪她玩玩嘛”。^[13] 女人已经给自己定位于男人的“玩物”，当女人成为“物”，也就永远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听到茸贡土司这样的话，要想消除男权社会里的两性不平等是多么难。

注释

[1] 许龙.男权文化镜城中的美丽囚徒——女性主义阅读策略观照下的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女性形象[J].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第52页.

[2] 这两种类型参考刘慧英的著作。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4]、[10]、[13] 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第7页，第136页，第348页，第360页.

[5]、[6] 、[7]  朱立元.西方文艺理论[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47页，第348页，第348页.

 [8] 鲍晓兰.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和女史学家.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 .北京：三联书店，1995.第81页.

[9] 覃春琼. “权本位”观念对女性的戕害[J] .梧州学院学报，2006年10月.

[11] 刘慧英转引康正果.女权主义批评述评[M] .文学评论，北京，1988年第1期，第40页.

[12] 刘慧英的三类情节叙述类型，分别是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参看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