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我国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存在着角色定位模糊、缺乏专业素养、道德伦理失范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国内记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角色是多重的，这些角色包括：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供职于某个媒体的记者、一定程度上有舆论引导权的公众人物，而大众对这些角色的期待也各不相同。但一些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对自身角色认识的错位，从而片面地追求社交媒体使用的自由，随意发布因自己特殊的职业渠道而获得的独家或内部消息或是情绪化的言论，最终破坏了作为记者和公众人物的形象，使所在媒体的形象和利益受到损害，严重者甚至会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2011年2月24日，“第二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颁发两天后，央视国际频道新闻主播鲁健与金扫帚奖的创办人程青松因观点相左而在微博发生骂战，互斥“垃圾”，鲁健甚至爆出粗口。而央视记者赵普的“酸奶门”也是引发了公众的哗然。可以说，作为一名记者和公众人物，在微博上随意发表攻击性言论，是对自己角色定位的模糊与对公众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次，目前国内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一些记者因缺乏把关而摈弃了质疑与求证的专业素养，在微博等平台上发布假新闻；也有部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的角度不够客观，影响了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还有的记者不能以专业的态度去正确对待已经出现的错误，错过了勘误和纠正的最佳时机。如2010年的“鲁迅作品大撤退”就是由于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核实，直接引用微博网友博文中的标题，最后造成了假新闻的风波。2010年12月，新浪微博里发生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被死亡”的离奇事件，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记者微博新闻失实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转发不求证，无意中传谣。二是刻意制造假新闻，即蓄意造谣。”如2013年1月，记者戴鹏导演的长沙救助站爆“冷”事件。在某些情况下，谣言是一种变相的“社会抗议”，造谣者从受众的不满情绪中，借势造谣。由于职业特点和社交圈广泛的原因，记者微博扩散性更强，受众也对其微博内容更为信任。所以一旦记者发布谣言，产生涟漪效应的谣言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大。

    再次，某些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会进行过分情绪化的表达，例如发布有攻击性的激烈言辞等，这些表达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底线，扰乱大众试听的同时也对网络环境造成了污染。在微博的草根化过程当中，一些记者在情绪被激化后通过微博泄愤，有的记者甚至在微博上无端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对其自身形象和所在媒体的形象造成了损害。记者社交媒体上道德伦理失范的例子在我国并不鲜见，虽然例如微博等社交媒体有诸如“发言请遵守社区公约”①的提醒，但是收效甚微。而在药家鑫案的审理过程中，各大媒体在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了过分的渲染和报道，而一些记者在微博中不断发布、转载药家鑫是“富二代”、“军二代”的猜测，对公众和舆论产生了极大的误导。更有甚者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中国法律已死”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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