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自觉及其悲剧性命运

1、痛苦的自觉

    再次回到奥古斯丁对“捕鼠机”的解释：“主的十字架就是魔鬼的捕鼠机，诱饵就是主的死。”——显然，主很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在用自身生命来换取魔鬼的灭亡。这是一个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会怎么样的“自觉”的过程。哈姆雷特的复仇就蕴含着“自觉”这一重要的元素，他怀有一种“痛苦的自觉”。“不幸的人”，这正是哈姆雷特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帕斯卡尔曾经说：“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树并不觉得自己可悲。”

    自觉的痛苦不因其身份的高贵而消失，相反，却因为哈姆雷特智力水平的出众而有了更深的程度。“到了人，这种痛苦也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哈姆雷特就明显符合这一论述。他有着出众的哲学和艺术能力（当然，这个评价更适用于其作者莎士比亚），他想成为“胡桃壳中无限空间的君王”；但是他又必须承担为父报仇的任务。他自知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故他在对自己性格的评价、对自身行为的看法以及对命运无常的感叹上，总是体现出其特有的惊人的深度。在这样的深度背后，我们亦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天才“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这点也是我们理解哈姆雷特悲剧命运的关键之一。

    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哈姆雷特总是自觉的，至少他努力地做到自觉。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复仇这件事和复仇的对象，反复区分对母亲的爱和对她不忠行为的愤怒和仇恨，多番审视自己对奥菲利亚的爱情。哈姆雷特冷静的自觉似乎给复仇这一暴力举动消去了很多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曾对犯罪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在单纯的犯罪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镇定，但是由于犯罪这件事本身，他们不可能保持冷静，相反往往会在犯罪的过程中那些最应该冷静的地方更加严重地体现出狂热和非理智。”如果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罪的这个表述和哈姆雷特的行为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哈姆雷特的行为从终端反应上来看是一个刺死克劳狄斯的杀人过程，其行为的结果是有罪的（复仇本质上即是一个以暴易暴的过程，因此不可能全然符合正义），但是其过程似乎并没有十分浓厚的犯罪意味。也就是说，超乎常人的自觉一方面给哈姆雷特个人带来无限的痛苦，但另一方面这些自觉的苦难又为之带来旁人眼中（或许在他自己眼中也是）对罪恶的救赎和洗清。这里的罪恶不单是他自己的，也是克劳狄斯的，是王后的，甚至是奥菲利亚和雷欧提斯的。纵观全剧，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和缺乏反思的懵懂状态中，只有哈姆雷特一个人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小我）的可悲，并进而同情地感受到他人（非我）的不幸与痛苦，乃至对全体人类（大我）产生了悲悯，哈姆雷特身上也因此有了一些神的色彩。

2、最终命运的悲剧性

    “捕鼠机”的目的在于捕捉魔鬼，最后的结果也无非是两个：抓到了还是没有抓到。应该说，随着克劳狄斯的死，魔鬼被抓住并被消灭了。但是《哈姆雷特》的主角是哈姆雷特，我们不应该因为克劳狄斯的死而停止对哈姆雷特的思考。哈姆雷特有两方面的理想：一方面是世俗上为父报仇的愿望，这个愿望随着克劳狄斯的死已经实现；另一方面，他想走出囚笼，摆脱噩梦，成为“胡桃壳里无限空间的君王”，而这个梦想因为哈姆雷特自己的死亡破灭了。

    其实，哈姆雷特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他有太多世俗的工作要做。他受制于自己的出身，他的意志不属于个人。他永远具有双重的身份与命运：一方是他的世俗事务，另一方则是他的天性与精神追求。二者虽然有被动接受和主动选择之分，但它们都是先定的：分别出于纲常伦理的必然命令与欲罢不能的生命程序。黑格尔曾断言：“在真正悲剧性的事件中，必然有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相互冲突。”那么，哈姆雷特的确是真正的悲剧：他的身上同时出现两种相互冲突的同样合法的力量，他自身即构成了悲剧性的反讽，他的命运分裂了。这实际上导致了他被人诟病的“行动力欠缺”。他想把自己彻底关在属于自己的那个纯洁的胡桃壳里，躲避“命运的暴虐的毒箭”，“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1]。最后，肉体的消亡标志着这一理想追求的失败[2]，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哈姆雷特的一种残酷，亦是一种宽容。

    哈姆雷特因自觉而怀疑，而动摇，这固然打破了信仰的结，却也失去了存在的解。他的命运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2, 7]。他哀叹着自己的不幸，但是却无路可逃。于是他绝望、清醒地等待着那个必然的结局——死亡——的到来；在此之前，他唯有忍受。这就是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