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的历史角色

1.《时务报》的内容

（1）本馆报说

    汪康年论说。主要有《中国自强策》、《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等，主旨在于宣传爱国理念，探索中国富强途径，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

    麦孟华论说。主要有《论中国变法必自官职始》、《民义论》等，重点论述开民智，讨论变革中国旧制度的必要性，民本的重要性。

    其他人的论说。例如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汪大钧的《保富策》等。

（2）中外报译

    即译载外国人办的报纸。一类是论国内国防、外交、实业、交通等时务，如《论孙逸仙事》；另一类就是论国际问题及中外关系，如《论东方形势》、《中美商务》等。译报主要目的如《字林西报》所言：“目中国变而思变，犹久睡者初醒，蒙深望中国之一醒而不复睡也。”

（3）来稿摘登

    以论说为主，少量记事。如高凤谦的《论跪拜之礼不可行于今》指出：“跪拜之礼便于古而不便于今，非制礼之过。而泥守古礼，不知变通之过也。”

（4）其他

    包括谕旨、奏折、公牍等，因其主要反映洋务派主张则不加赘述。

2.《时务报》在维新变法中扮演的历史角色

（1）史论宣传革命理念——受众思想的引导者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中国的报刊评论开始与政治、经济、时事联系，逐渐向政论靠拢。《时务报》作为中国较早的一份“论政之杂志”，其精华就是梁启超的文章。

1）《变法通议》

    是《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的第一篇文字，包括《论不变法之害》、《论学校》等内容，系统地介绍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是维新运动的纲领性著作。该政论借助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来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反复论述变法的必要性。

    在《论不变法之害》中以家有破屋但是主人不思拯救作为比喻，梁指出国家已惨败不堪，但是统治者仍无动于衷，结局就是家破国亡。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阏可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此外，以进化论阐述法需有变，以日本、埃及、印度、波兰等国家为例分析不同的变法途径，文章以欧洲自拿破仑后“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勃然而兴”，日本明治维新“改弦更张”而强，相反的波兰“因仍弊政”而被“择其肉而食”，印度因“守旧不变”而沦为“英藩”等具有强烈对比性的历史事实来有力地论证中国已经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境地的观点，呼吁清政府不要重蹈“印度、突厥之覆辙”，要“因变致强之日本”。

    在《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变法需知本原。“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衅，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意为洋务派的变法只是弥补漏洞并未找到事情的本原。关于什么是本原作者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吾今为一言以弊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也正是“变科举”、“兴学校”、“变官制”构成了《时务报》宣传的主要内容，而且作者认为：“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于是便有了《论学校》。作者明确指出，“吾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今之言治国，必曰仿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又有“天下无才，国之大患。”在《论科举》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官制的变迁，指出由“世卿”到“科举”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也探讨了历史上人才的盛衰与选官制度的关系，得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以废科举为第一义”的结论。

2）梁启超发表的其他文章

    《西学书目表序列》将西书分为学、政、教三类，他指出学习西学在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强调要与中学并重，并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着，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

    《论中国之将强》是最先揭露了西方列强是如何炮制舆论然后逐步分解吞并最后灭亡弱小国家的。指出“西人之辱我甚矣”来强调西方欲用这样的方法瓜分掉中国，如同瓜分印度、土耳其一般。但是他指出中国有朝一日一定会强大起来并预言了20世纪的中国将与美国、俄国成为世界三强而并驾齐驱于世界，不得不让人惊叹他的才能和走在时代前端的眼光。

3）其他人发表的文章

    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最具代表性，以历史论证了中国自古视外族为蛮夷，心态向来保守而自大，如今要自强，必须扫除“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呼吁通过变法自强来解决内忧外患。此外《以爱力转国力说》引证了大量中外的历史事实，提出国家强盛根本在于“以全体之爱力生强”。任元德就对汪康年的文章大加赞许：“可谓今日之《春秋》，一字褒贬，人皆恐惧”。

    此外，还有引起很大争议的有徐勤的《中国除害议》和严复的《辟韩》。《中国除害议》猛烈地抨击了科举制度，认为八股取士是历史的一大倒退，批判了清王朝统治者“至愚极陋”，招来了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和阻挠，至于到最后被迫停刊。《辟韩》反驳君主专制和大力倡导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号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谭嗣同称其“好极好极”，当然也引来了守旧势力的大力反扑。

    《时务报》从创办初期的通过报馆在各地社代派处，到1896年超过7000多份的发行量，次年增至12000份，优异的销量落实了维新派欲“开民智”的目的，连《万国公报》的主笔林乐知都称赞其“议论明通，识解超卓”。

 （2）探讨“君史”与“民史”关系——中国致弱之根的揭露者

  “民史”思想兴起于西方，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物，如伏尔泰的《论各国的风尚和精神》和《路易十四时代》，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这些思想在19世纪末就传入中国并为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和重视，维新派的报刊也结合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而刊登了很多政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文章：《变法通议·论译书》、《西学书目表后序》以及《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首次提出了“君史”、“民史”的概念。如《论译书》提道：“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所谓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载之正轨也。”更为进步的是，《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内容揭露了中国的致弱之根，“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报纸有力论证了西方“民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性，并与之同中国衰弱是由于“君史”盛行做对比，指出中国的落后，君主专制是根源。

（3）经济新闻主张提出者

    在甲午战争后的变法维新的高潮中，先进的思想家们在积极鼓吹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提出大力兴办专业性的民间商报。

    其中《时务报》的出发点就是通过专门的商报为私人资本的更好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同外商的竞争力。此外，1896年汪康年在《时务报》上撰文《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兴办商报的做法和用途：宜在通都大邑设立商务报，专门报道各地如何在仿造洋货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高质量并最终取代洋货，如何改进出口商品质量从而有效占领国际市场；如何重视专利从而促进发明创造。

    根据闾晓波先生的研究，《时务报》上的译文刊载量很大，涉及英、日、俄、法等多种文字。报馆专门的翻译人员均有良好的外文造诣，有的有游学或出使外国的经历，有的毕业于京师同文馆，报馆中还聘有日本的汉学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稿源来自65种外文报刊。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让国人详细了解中外贸易状况特别是了解外国人的有关观点，《时务报》上还译载了大量的外国驻中国通商口岸领事所撰写的驻地商务报告，据研究者统计共刊发21篇此类报告。此外，《时务报》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维新派官员、湖南巡抚陈宝箴1897年5月下令全省书院订阅《时务报》，并褒扬该报：“上年以来，上海设有时务报馆，月出三册，论议极为明通，所译西报，尤多关系，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

（4）介绍西方独立史与战争史——爱国主义教育者

    甲午战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掀起了又一阵爱国主义高潮，《时务报》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舆论阵地译介了各国亡国史，借以评价和反思中国现实的基础与标准，其中涉及了外交史、战争史、亡国史、革命史等很多内容，在唤醒民族意识、传播民主进步思想、探索国家兴衰存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一个合格的进步的爱国主义教育者。

    例如《时务报》发表了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欲借用波兰的沦亡史实作为爱国教育的历史素材，反思他国盛衰的原因有助于国人自省中华由强转弱。当然，在介绍别国的亡国史以警醒国人时，该报也不忘介绍世界上上被压迫的民族奋力反抗侵略最终获得独立胜利的历史以振奋人心，鼓舞国民士气。如该报从第一册开始就连载《华盛顿传》，报道美国独立战争史和华盛顿的传记，高度赞扬了“自由思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提倡要发展“自由思想”。

（5）中西会通的桥梁——西史东渐的传播者

    甲午中日战争的中国战败使得国内形势急剧变化，救亡图存的思想在有识之士之间蔓延开来，“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

    维新变法兴起以后，《时务报》成为宣传变法主张的核心。

    报纸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即吸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条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来考察中外的关系，以阐明变法改革是当今必然之势的目的。康有为从《新学伪经考》到《大同书》，都是阐明社会进化发展的趋势；还有严复“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都阐明了中国若不变法势必被淘汰，被亡国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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