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展审视技术统治论——以美剧《疑犯追踪》为例

我们一般的假设是电脑只会做人类所指定的事情，而作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极力推崇“机器会思考”这一富有争议的观点。那么，“机器能思考”对现实社会意味着什么呢？会思考的机器对作为发明者的人类来讲是天使，还是恶魔？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人工智能是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中介物，是个体认识和了解外在环境的工具，也是人体的体外化系统的最新进展。其次，人类智能创造并维持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人类无限潜能的结晶，但人工智能本质上不同于人类智能。关键的是，人工智能统治世界的基础并非是它等同于人类智能，机器可能掌握另一套社会运转法则。

一、从人机大战说起

在美国作家卡斯蒂《剑桥五重奏：机器能思考吗？》一书中，身处20世纪中叶的图灵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有过这样的期许：“我们必须为它找到适当的思维空间来使它发挥作用。最恰当的例子似乎是国际象棋和跳棋之类的游戏，以及其他像翻译这样的基本语言工作、密码术和数学等等”，①而身处21世纪的我们有幸见证了人工智能在图灵曾给予深厚希望的领域大放异彩。2016年3月15日，谷歌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与韩国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完成了最后一轮的较量，最终AlphaGo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此次万众期待的人机大战总比分定格在1:4。事后有网友戏谑阿尔法狗在棋盘上给李世石写了一个“死”字，足见此次智能机器给世人带来的冲击和震撼之大。其实，早在1997年，超级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深蓝2号就曾在一次人机对弈中战胜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囿于彼时社会网络化程度不及今天，因而并未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较量始终在进行着，也为当下影视作品创造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二、《疑犯追踪》

古代的思想家囿于地理环境和生存状况，只能抬头望天、低头看地，在自己经验的范围内形成了天圆地方、辞世归土的观念。现如今的媒体从业人员和媒介研究者相较于其他行业人员拥有自身的使命，很难回避的是观照当下的生活，关注大众媒体上迸发出的鲜活思想，而《疑犯追踪》就是一部值得深入探讨的影视作品。

角色安排上的不歧视。笔者最开始关注这部美剧是把它作为类似《基本演绎法》和《犯罪心理调查》之类的一部犯罪题材的悬疑剧，大致的情节在最初的设置上都是以警察局办案人员（NYPD、FBI）担任解救者，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人群作为受害者，以及社会环境中的反社会群体（如恋物癖、孤僻症患者）作为施暴者。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美剧编导在施暴者这一角色选调上有不同侧重，并非清一色的“种族歧视”：黑肤色人种是社会中现存的主要危害因素和潜在的威胁群体。另外，剧情的走向和延伸来自两个方面：主角和配角的感情纠葛与人员去留；在受害人与施暴者的选择上不断翻新。第一，这次正义的化身是Finch和合Reese等非官方人员，一个是前特种部队特工，另一个是天才程序编写员的隐形亿万富豪，二人的身份职责是弥补美国现有司法体制的漏洞，而不是传统能力出众的英雄警探一人拯救全世界；第二，五角大楼情报人员、警察、华尔街投资者、黑帮等都有成为施暴者的可能，所代表的阶层从上层官员到中产阶级再到底层贫民窟吸毒者甚至边缘化群体无一不有、成分复杂。

情节设置上的不陈旧。相较于其他展现技术无穷魅力和无限可能的科幻片，如《少数派报告》《人工智能》和《星球大战》系列，美剧《疑犯追踪》无疑更具说服力和现实诱惑性，甚至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技术统治世界”这一猜想已经付诸事实了，只不过众人尚未意识到。本文尝试对美剧《疑犯追踪》剧情中涉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部分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技术统治论”思想：人工智能正是技术实现垄断地位最有效的新形式。该剧探索人工智能在反恐上的可操作性和无限可能性，而编剧无疑是个技术统治论的绝对拥护者，这一点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

简单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它未来前进的方向。“自人工智能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距今已整整六十年的光阴。从其产生到发展历经了较为漫长且波折的过程，依据对程序化的计算机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作用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人工智能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②那么，人工智能在现实生活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它的发展呢？

首先，人工智能的每一次技术性突破都会让“技术决定论”的拥护者感觉似乎离上帝之城又近了一步，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冲击。剧中技术统治论这一观念唱响主旋律，情节设置也围绕Machine和Smaritan这两台分别象征着正义与邪恶的超级计算机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与兵戎相见而展开。渐渐被人们拿来与人类智能相比较的人工智能在美国政府社会监控项目的掩护下快速发展，甚至早已超出了设计者和实施人员的预期。通过编程人员输入特定代码和专业训练，人工智能已经拥有了自主思维、道德伦理与心理情感等目前学界认可的只有人类才具备的素质。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台超级计算机的身影在摄像头、通信光缆和电子显示屏遍及的区域无处不在，甚至可以突破传统物理实验室空间的限制，像西方《圣经》里宣扬的上帝耶和华一样注视着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只是大大小小的电子屏幕，而图灵脑海中“能思考的机器”演变的新形态无法被验证，因为技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创造新的生活理念。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无政府主义者、反社会群体的追随和协助下控制美国社会整体运转的节奏和规则，如剧中的英国军情六处前特工格里尔在邪恶的Smaritan的授意下纠集一群不法分子操纵美国政治选举和股票市场行情，甚至制定美国某小镇居民的生存法则。

其次，撇开我们所熟知的警察与罪犯间的追逐、博弈戏份，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该剧关于机器发展的无限可能的呈现和传统的社会运行秩序与逻辑的颠覆，而不是恒久不变的正义与邪恶之争的传统叙述。该剧交代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背景，还原了斯诺登所揭露的事实：美国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面向全球反恐，不仅出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中东地区，而且在本土则通过一系列的监控项目，秘密监视美国居民的一言一行，试图将任何威胁人身安全行为和恐怖主义的活动扼杀在摇篮里，以捍卫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境内安全。国会每年批准的大额项目经费便是官员们迷信这一通过技术深入应用来解决美国本土居民生存安全问题的方式的佐证，而且凭借该过程，人工智能以世人所认可的“进步”之名迎来绝佳的发展机会，其功能愈发齐全甚至在某些方面早已超过人类智能，如数据处理和信息保存等。最为关键的是，人工智能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伴随着深深的社会危机。

四、技术统治论何以可能

林文刚将“技术决定论”归纳为三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软决定论的假设是虽然媒介事件发生，但事件的形态和媒介的冲击却是其他因素的结果，而不是正在使用之中的信息技术的结果；硬决定论的主张是技术是必然的社会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或者更加广义地说，技术是必然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文化和技术共生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和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③而本文所探讨的“技术统治论”思想更多地是在“硬决定论”思想基础上将技术视作拥有无形神秘力量的上帝、能预定普罗大众的前世今生并领导世界运行规则与秩序的观念。

机器能思考吗？进一步来讲，机器思考了之后能够统治世界吗？有学者认为机器不可能学会思考，即使能思考也不及人类智能那样聪慧，当然也就无法统治世界。笔者认为这种推导是不合理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并不是唯一的尺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得以运行并不一定依凭现在的人类所主导的规则和秩序。千百年以来，人类自从有了思维活动就开始向外对世界运行的规律、现实的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寻。伴随着技术快速发展的不仅有社会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提升，而且还有喷涌而出的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这一点在今天饱受质疑）。然而廉价的信息从一开始就受到世人的礼赞和热捧，仿佛信息量的多少与社会生活质量和人类满意度成正相关。

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对技术发展有过这样的阐述，“技术上的收益从来不会自动获得社会上的认可，他们需要同样机敏的政治上的创新和适应过程。习惯上，人们简单地认为机械进步必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但机器体系根本无法完成这种任务。由于缺乏合作性的社会才智和社会意愿，新进的技术也不能承诺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就像电灯并不能给丛林中的猴子带来任何承诺一样。”④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类大可放心去使用任何技术，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企图，仅仅会服务于使用者的个人意愿并服从指令进而完成规定动作。然而，《疑犯追踪》所展现的内容却比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够想象和设计的更为复杂。历史上，人类被其所创造的客观事物所控制和奴役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工具和技术反过来会约束和规定人类日常行为，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五、结语

本体论上的可知，认识论上的不可知，对机器的整体认识上尤其如此。神学的上帝、康德的物自体、胡塞尔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拉康的实在界，都被有限的人类认知悬置。哥白尼的日心说对托勒密的地心说造成的冲击，并不是简单地告知人类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浩瀚无垠太空中的一粒微尘。更重要的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确定性联系被切断了，上帝不再眷顾卑微的人类。

摩西十诫第二条戒律禁止以色列人制造偶像和类似偶像的形式。波兹曼的理解是这条戒律的始创者相信具象的视觉形象一般会削弱抽象思维的能力，尤其削弱能够向上的能力。众所周知，上帝只依托福音存在而不会在现实中被直接感悟到，所以作为观众的我们在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中从来看不到上帝的真容。因为上帝是基督徒心中的最高权威和世间万物运行的第一推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将来统治了世界而不被人类察觉，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始终处在辩证发展过程中，依旧会有许多无限可能让我们去探索。有理由相信这是大格局的变动和总体思维的转换，在考量人工智能的问题上，摒弃传统狭隘的技术善恶论以及技术中性论的视角，我们需要并理应为这样的一个替代性选择或未来格局做好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