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区域音乐学术研讨会”综述-音乐论文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四、殊方异俗：区域音乐四方学

　　第四板块是“区域音乐研究与地方学”，论文研究涉及东南西北及中部地区音乐。关意宁在《陕北说书的区域性研究》中说，陕北说书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分化后，盲艺人坐场书常用花音音阶的?眼双音调?演，明眼人走场书常用以苦音阶的?眼迷花调?演。刘勇在《鲁中南唢呐音乐简介》中说，鲁中南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唢呐音乐的繁荣。胡小满在《文化视野中的燕赵传统小曲研究》中认为，燕赵小曲有抒情、叙事、戏剧、抒情与叙事兼容、戏剧性叙事中兼抒情等多种风格类型。黄虎作了《陕西民间音乐的地域特征与生成背景》的发言认为，陕西省境地形成陕北民歌兴盛，关中戏曲、曲艺繁荣，陕南品种丰富的鲜明音乐文化格局。李岩在《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行的音乐》中认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城市最受大众欢迎的口琴是中国新音乐的摇篮。柯沁夫作《内蒙古音乐理论研究回望》，认为内蒙古音乐理论研究分为基础型、学理型两种研究。杨玉成在《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构成及其区域分布》中认为，历时的多元性表现在蒙古族与先辈民族文化之间的纵向传承关系和与同代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上，空间分布表现为“南—北”类型差异、“东—西”风格差异。张金云在《普米族的婚姻与音乐》中全面地介绍了普米族的婚俗音乐。张天彤在《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中认为布特哈八旗达斡尔、鄂温克等族屯垦戍边于新疆伊犁河流域至今，其音乐舞蹈形成了与内蒙古和黑龙江达斡尔族不同的地域特色。刘嵘在《区域性音乐地图的构建——以土家族巫祀仪式音乐研究为例》中强调，区域音乐研究应具有“整体观”和“时空观”，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出发，构建动态音乐地图，建立地方性音乐文化知识体系。

　　五、个案研究：区域音乐本体论

　　第五板块是“区域音乐个案研究”。许璐的《鄂州牌子锣渊源考》判定鄂州牌子锣是汉剧曲牌音乐演化。李松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地方古琴艺术研究——以蜀派古琴为个案》的研究表明，清末年间东西部琴文化交流催生了清代蜀派古琴。刘清在《鲁南五大调的流变》中认为五大调流变与鲁南其他民歌地域色彩性以及方言运用等因素相关。康玲在《?眼剪靛花?演歌系形成的文化阐释》中认为，踏青、清明节等节日民俗以及移民、交通运输的便利等促进了?眼剪靛花?演的传播。向文的《湖北田歌结构的地理分布研究》认为，田歌一、二、三、四句体主要分布于原荆州、宜昌、孝感三个地区，四句体全省广布，五句体主要分布于原黄冈、荆州、宜昌三个地区。李丽梅在《三峡区域内土家族曲艺音乐的旋法研究——以长阳南曲为例》中认为，长阳南曲“俗”中见“雅”，达到了一定的美学高度。李彦在《宜昌雾渡河民歌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政府牵头、民间践行和学校设课”的民歌传承模式值得借鉴。

　　六、教学传承：筚路蓝缕新篇章

　　第六板块是“区域音乐教学与传承”，传承是研究的目的，特别是在当下显得更为迫切。傅利民在《传统器乐变奏法及其教学》中以传统器乐变奏作为教学资源进行了教学策略建构尝试。郁正民在《把根留住——兼谈“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强调“非遗”传承与保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王丽伟在《地方性剧种遗存抢救与保护——东北黄龙府文化与黄龙戏历史考察》中提出了黄龙戏保护和传承的建议。于宙的《现代经济文化维系下的常山战鼓》提出打造文化品牌的保护和发展的建议。李素娥在《区域性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在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学科建设中的优势与价值》中提出了地方高校开发和利用区域音乐资源，打造学校办学特色品牌的思路。余锐《地方童谣的文化纽带功能》认为童谣是区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的《区域音乐视域内的钢琴音乐中国化问题刍议》认为，利用区域音乐素材创作中国化的钢琴音乐是当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

　　结 语

　　历时三天的“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区域音乐学术研讨会”圆满地落下帷幕。通过主题发言、分组研讨、板块小结、主题音乐会、自由发言等方式，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进展和共识：

　　一、对“区域音乐”的界定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特别是“区域音乐”是居于地理空间之上的历时性诉求还是居于文化空间上的共时性陈述？研究归属之民族音乐学科还是传统音乐学科指称？“区域音乐”是方法视角还是学科分野？代表们就这些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区域音乐的具体研究有了新的提升和拓展。特别是洛秦和谢嘉幸一南一北分别提出“北京音乐学”和“音乐上海学”的设想，标志着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迈进。

　　三、区域音乐传承与教育涉及民族音乐资源整合、研究成果转化、传承模式探索以及理论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等问题。代表们认为应优化“政府带头、民间推行和学校设课”的传承模式，积极发挥地方学校在区域音乐传承与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于《人民音乐》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