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老庄学的入世精神

    清嘉庆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民族危机的出现，士人开始关注现实，经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倡导，“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②，经世致用思想在道咸间终成风尚。经世致用本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而道咸间涌现的经世致用思潮具有新的特点，有学者指出：“与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不同，魏源、路德等视野开阔的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理论已不限于儒学一隅。他们已经把先秦诸子纳入了治国安邦的理论范畴。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与评价先秦诸子，使之染上了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他们的诸子学以乾嘉学术为基础，但又呈现巨大差异。他们的学术重心不是考据子书，而是开拓子书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③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比较，道咸间的经世致用思潮不仅仅依凭于儒学、史学，还在诸子学等其他领域表现出来。

    就老庄学而言，在道咸前的老庄学史上，借老庄阐发经世思想者也有存在，如唐末陆希声认为老子与孔子一样是主张救世的：“周之末世其几矣，于是仲尼阐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子据三皇之质，以救其乱，其揆一也。”④王安石则认为庄子思想之主旨在于矫正时弊：“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乐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陨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

    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⑤但到了道光以后，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与影响下，老庄学表现出了比以前更加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以经世思想解《老》《庄》的现象变得十分普遍，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在道咸时期，而是在近代老庄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都有体现。

    魏源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其《老子本义》及所附《论老子》，都强调《老子》为救世之书：“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之书也。使生成周比户可封之时，则亦默尔已矣。”⑥“老子著书，明道救时。”⑦“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⑧所论带有鲜明的入世色彩，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与国情的思考。这里顺便提及深得老庄精髓的曾国藩，他编著有《庄子节选》、《庄子杂钞》，与魏源不同，他治老庄的成就不是表现在对老庄文本的阐释上，而是体现于对老庄思想的实际运用中。在个人修养上，曾国藩“以庄子之道自怡”⑨，强调“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⑩。在应世处事方面则认为：“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B11曾国藩一生谦虚谨慎，功业辉煌，在官场又游刃有余，所有这些不能不说都与其对老庄思想的纯熟运用有关。

    到清末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经世致用同样是老庄学的重要旨趣。马其昶《老子故》、《庄子故》都是影响很大的著作，其诠释本以故训为中心，但仍然带有经世之旨，如《老子故》陈宝琛序云：“班志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其在斯乎。学说与世运相因相待，衰周暴秦而可致于文景之治，吾道且赖之为引喤，是编岂独为老氏之功臣哉！”《庄子故》李国松跋语：“是编非特为自来注《庄》者所未有，即救时之书，亦莫切于此矣。”马其昶自己也说：“老子书喜言治，非忘世者，而唐颜师古亦谓《道德》篇理国理身而已。予本斯意，采摭诸家，又颇连缀章句，而释其滞疑。”B12可以看出，马氏之作，不仅仅在于疏通老庄本旨，而且透露出对现实的关怀。孙思昉《老子政治思想概论》以西方法学、政治学理论为参照，专门阐述老子的政治学说，其视野与立论均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其著述宗旨仍然是试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正如章太炎之序所言：“今国家之乱甚于春秋七国之间，思昉有意为国，于此得无深思之乎？余耄矣，无以佐百姓，愿来者之能任是也。”还有一位身份较特殊的研究者阮毓崧，他一生积极参与政治，兴办实业，而又深研《庄子》，其《庄子集注》自序云：“藉安予诵读之心，其或得吾说而存之，各本其好学深思之故，以知其意而会其通，因虚其心而为物外之遨游。即后身而远人间之菑害，更进则化民成俗，使人熏其德而善良焉，斯则余之厚望也。”阮毓崧初跟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学习佛法，但发现佛法不如老庄之道易入人心，便撰《庄子集注》，初意希望在乱世中借以全生避害，继而期待其注能够改善民风，拯救世道人心，这一目的被太虚赞为“菩萨之用心”B13。在开示人心、应对困苦现实方面，庄、佛有相通之处，故阮毓崧认为庄子乃佛教先驱。太虚倡人间佛教，以佛学救世，阮毓崧阐庄子深旨，用意与太虚相同。另一位深研老庄的学者胡远濬则从庄、儒相通的角度论证同样的主题，他说：“庄子救世之情与孟子同，孟子痛斥言利，庄子深讥近名，名即利也，亦即刑也。彼争名夺利者，其胸中搅扰，无一日之安，固天之戮民也。凡庄子所一视者，皆就心言。盖应迹不能无善恶，存心必不可怀荣辱，达此则心安理得，而生焉有不遂者耶？《德充符》云‘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与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固同旨也。”B14认为庄子与孟子一样，既有对世人追逐名利的批判，又希望通过修心的途径改变世情。以研究《庄子》而闻名的刘文典，所著《庄子补正》也不仅仅是为了考证《庄子》文辞，而另有深意：“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蔽，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B15刘文典给人的印象，更多似乎是学者的洒脱，然而在这里发出如此沉痛之语，可见国运与学运相关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