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对话：东西方当代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元素

　摘  要：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神秘主义元素逐渐成为当代东西方艺术家共同探索的关键议题。本文以东西方当代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元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文化根源、表现形式及精神内涵的比较分析，揭示不同文化语境下艺术与超验体验的复杂关系。东方艺术的神秘主义主要传统受到禅宗、道教影响，从蔡国强、白南准等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物质被精神化的特点。而西方艺术的神秘主义则基于基督教及萨满巫术传统，如比尔·维奥拉的影像装置体现其对人性与神性的探讨。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东西方的神秘主义艺术既有其共性和相互融合的现象，又存在显著差异和文化误读。这种双向对话不仅拓展了当代艺术的维度，也体现了神秘主义在艺术创作中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当代艺术；神秘主义；东西方比较；跨文化研究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21世纪，当代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交融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艺术一方面存在形式与观念的碰撞，另一方面则在深层次上触及了各自文化传统中的精神内核。神秘主义长期以来与艺术存在特殊的联系，其凭借迥异于日常生活的超验性特征，吸引了众多艺术家进行创作。正如安妮·摩根所解释的：“艺术品能表现某种超越我们日常现实的神秘交流形式，这种潜能是巨大的。”

　　神秘主义的概念界定与艺术表达

　　“神秘主义”（mysticism）这一概念是从古希腊语衍生而来的，其含义为“myein”（闭合），最初指的是借助闭目冥想的方式来获取超越平常的认知体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词被哲学家们区分为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那些超出常规理解范围的现象，其二指代人类探索和运用这些神秘元素的各种实践。

　　在艺术创作领域，我们能看到这两种情况：有的作品着重内在精神体验的表现，比如赫斯特作品中象征死亡的蝴蝶；有的则更关注神秘元素的展现方式，比如博伊斯使用的毛毡毯、蜂蜜等萨满元素。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具有两种特点。

　　艺术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神秘色彩。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野牛图》不仅是原始先民的巫术和狩猎仪式，也包含了人类最早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中世纪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城市的兴起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家开始对古典文化、民俗文化产生兴趣，鬼怪和神秘民俗题材开始大量出现在艺术作品中。例如日本江户时期的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文艺复兴后的艺术家博斯、勃鲁盖尔。到了19世纪末，工业文明产生的问题使得高更、卢梭等艺术家开始从原始文化中寻找灵感，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复兴。如今，虽然社会越来越崇尚科学理性，但神秘主义在艺术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其实反映了人类认知的一个有趣特点：我们既需要理性的解释，也渴望超越常规的体验。[1]

　　东方当代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实践与表达

　　禅意被视作东方文明的基调，是一种关注人本身的东方精神，促使艺术家们将视角转向自身。例如，白南准的《电影禅》通过视觉化的影像表达禅意，并运用了禅学中“尘”的象征和隐喻。他的影像装置中播放着空白录像带，这与凯奇的《4分33秒》异曲同工。作品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声音都是影像的配音，尘埃和空气都是影像的内容，在光的照射下显现于屏幕，自然的本身就是艺术。

　　道教秉持的“道法自然”哲学理念在蔡国强的烟火艺术中得到了创新性的诠释。其《白日烟火》项目以火药这一中国传统发明为媒介，将生态议题转化为瞬间的视觉奇观。爆破过程中自然元素的不可控性，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宇宙观。

　　谷文达的水墨实验探索了气韵生动的现代表达，通过将传统水墨与生物遗传物质结合，创造了会生长变化的作品，实现了道家生生不息理念的物质化呈现。这种创作模糊了有机与无机、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构建出新的神秘体验。

　　西方当代艺术中的神秘主义探索

　　西方艺术中的神秘主义深受基督教影响，比尔·维奥拉的影像装置就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经典原型。他运用慢镜头技术细腻捕捉人体从水下缓缓升起的全过程，将这一物理过程转化为富有宗教寓意的精神重生象征。这种表达既延续了基督教的叙事原型，又通过新媒体技术拓展了对神秘体验的感知维度。[2]

　　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论融合了萨满教与西方神秘主义。1974年，博伊斯在美国完成了一场名为《我喜欢美国，美国喜欢我》的行为艺术表演。他全程不与美国土地接触，用毛毡包裹身体，乘救护车往返机场与画廊，与一只野生郊狼共处三天。博伊斯选择郊狼，既影射美国对本土文化的破坏，也隐喻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最终，郊狼与他互换领地，狼裹着毛毡，而他睡在稻草上，暗示对立可能转化为和解。

　　东西方神秘主义的比较与对话

　　☆文化误读与跨文化现象

　　神秘主义在东西方语境下经常存在差异，在异国文化背景的包裹下，一些符号和行为显得更具神秘性。以禅为例，德国宗教学者鲁道夫·奥托在其著作中将禅视为一种超理性的神秘主义。日本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铃木大拙则认为，把禅看成西式神秘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视角的误解。东方文化随时间积淀出一种寂静、安详、沉默与

　　幽邃的历史氛围，这在西方的理性逻辑看来就是一种神秘。在禅的神秘主义形式的背后，却是实在和直接的现实与经验，这体现了综合且难以洞穿的东方智慧。

　　在当代艺术实践中，东西方艺术家的认知差异引发了一系列较为复杂的跨文化现象。西方主导的艺术评价体系往往将东方艺术元素简化为异域符号，赋予其过度的神秘色彩。同时，全球艺术市场的运作机制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使东方的当代艺术常常被置于神秘东方的视角中加以解读。当然，许多东方艺术家也意识到自身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们既受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又需要在创作中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思维在蔡国强、徐冰等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他们的创作在运用国际化艺术语言的基础上蕴含着深厚的东方哲学思考。

　　☆共性与差异的辩证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艺术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已经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在当代艺术领域，虽然东西方艺术家都致力于探索超越现实的灵性世界，但对于神秘体验的感知方式和符号表现存在差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形式。

　　例如，东西方艺术家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死亡观。东方神秘主义对死亡的理解源于佛教和道教的轮回和天人合一，死亡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种豁达的死亡观也体现在艺术家的创作中，罹患癌症的日本当代艺术家盐田千春用丝线表现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究。在《不确定的旅程》中，数千万根红色的丝线宛若充满血液的血管不断向上蔓延，体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3]相比之下，西方神秘主义死亡观主要源自基督教传统，同时受到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的观念中，死亡往往被赋予终结、灵肉分离等多种含义。在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的装置作品《千年》中，长方形玻璃箱内的苍蝇和牛头被电网所隔，嗅到味道的苍蝇本能地涌向牛头，却被中间的电网杀死。苍蝇的活动是一种偶然，但其死亡结局又是一种必然，体现了西方观念中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可奈何。

　　另外，当代艺术语境中的东西方神秘主义元素也在进行颇具成效的对话与现代融合。陈箴的《水晶体内景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品一方面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运用现代水晶材质和艺术疗愈的概念重构死和生的关系。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数字艺术团队TeamLab，他们把古老东方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最前沿的互动科技相融合，创造出数字化时代的神秘体验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在创作中既实现了传统神秘主义在当代的转换，也为跨文化理解建立了桥梁。

　　☆当代艺术中神秘主义的价值与启示

　　铃木大拙在《禅和日本文化》中提到：“无论给艺术下什么样的定义，一切艺术都可以说是从对生的意义的体味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生的神秘植入于一切艺术的构成之中。”当艺术家在各种新媒介的碰撞中创造性地表达这些神秘时，这样的艺术空间能唤起人们深层次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看到神秘主义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呈现出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神秘主义为艺术家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艺术表达方法论，这种创作方式与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高度契合。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什克洛夫斯基强调艺术应当通过复杂化的形式延长感知过程，让观众的感觉呈现非惯例化的特征，这一理论在当代神秘主义艺术实践中得到了诠释。以徐冰的《天书》为例，艺术家雕刻了4000多个具有汉字形式却无法阅读的伪汉字，在文化概念上重构了语言的可视化，蕴含了道家文化中“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

　　在传承文化领域，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实现了对传统习俗、民族文化的探究和当代转化，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发展。当代摄影艺术家刘铮的《三界》系列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语言与图式来表达复杂的人性，体现了朴素的东方世界观。而蔡国强的《天梯》则使用烟火实现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福建闽南文化中的民间信仰和宇宙能量观的具象化呈现。这些艺术实践以新的思维对当代艺术与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度思考，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叙事形式。

　　总结

　　东西方艺术虽然植根于双方迥异的民族传统，但双方都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了现代科技与神秘主义融合实践的跨文化对话。神秘主义作为一个元素，之所以能在当代艺术中复魅，在于它不仅保存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被艺术家赋予了当代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日常生活与超理性世界的联系。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这些创作实践持续诠释着艺术与生命的意义。正如蔡国强所说：“艺术，是我去宇宙的时空隧道。”当代神秘主义艺术并不仅是一种审美实践，更是另一种感知方式，它提醒我们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需要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探索热情。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