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探究

摘要：口述史作为一种有效的历史文化记录与传播方式，被广泛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之中。文章聚焦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阐述其在文化遗产抢救、学术深化及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核心价值，明确其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定位。在分析现有研究基础、典型案例及面临的传承主体老龄化等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多元协作机制、强化活态传承与学术结合、深化跨学科应用等对策，以期为广西乃至全国的民族舞蹈口述史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民族民间舞蹈；口述史；非遗传承人

广西壮族舞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保护依赖于活态载体——传承人。口述史通过记录传承人对舞蹈起源、技艺、文化内涵的亲身叙述，成为保存舞蹈文化记忆的关键手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许多传统民族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在此背景下，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和保存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的宝贵记忆，不仅是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1.广西壮族舞蹈口述史研究的核心价值与学术定位

1.1广西壮族舞蹈口述史研究的核心价值

广西壮族舞蹈口述史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对“人”的记忆的挖掘，实现文化遗产的抢救、学术研究的深化、社会应用的支撑与民族认同的强化。在资料抢救方面，由于壮族舞蹈长期依赖“口传心授”的活态传承，文字记载极少且碎片化，许多传统舞蹈（如铜鼓舞、蚂拐舞、绣球舞等）的起源、演变、仪式内涵及动作细节仅存于老艺人记忆中，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掌握传统技艺的老艺人数量锐减，部分舞蹈形式面临“人亡艺绝”的危机，口述史通过系统性访谈，既能记录艺人对舞蹈动作、音乐伴奏、服饰道具、仪式流程及应用场景的细节描述，将易逝的“记忆遗产”转化为可留存的资料，又能补充现存文献多聚焦形态描述、缺乏文化语境与传承脉络记录的缺陷，通过“舞者视角”的叙事为研究提供更立体的支撑。

在学术深化层面，传统舞蹈研究多侧重形态分析或文献考证，而口述史注入了“人的维度”，不仅能通过艺人的口述还原舞蹈的“动态演变轨迹”（如梳理铜鼓舞从祭祀核心到舞台表演的转变），分析社会变迁对舞蹈功能的影响，还能借助艺人对动作寓意的解释（如“屈膝动作象征对土地的敬畏”）解码文化内涵的“隐性逻辑”，突破形态表象触及文化内核，同时其资料涵盖舞蹈技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内容，为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实证素材。

在社会应用的支撑上，作为非遗重要组成部分的壮族舞蹈，其口述史研究可通过梳理传承谱系、分析传承困境优化传承路径，为制定传承计划提供依据；通过记录传统舞蹈核心元素（如铜鼓舞鼓点、绣球舞互动逻辑）指导当代艺术创新，避免文化符号滥用；还能凭借“舞蹈与地域节庆关联”的记录（如三月三歌圩舞蹈场景），为文旅产品开发提供文化真实性支撑。

在民族认同层面，口述史作为连接民族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既能通过老艺人的口述让年轻一代了解本民族舞蹈的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涵，增强文化归属感，

又能通过口述史的记录与传播，激发民众对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兴趣与自豪感，促进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发展。

1.2广西壮族舞蹈口述史研究的学术定位

广西壮族舞蹈口述史研究并非单一学科的“边缘探索”，而是在舞蹈学、口述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中形成的具有明确学科边界与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其学术定位可从学科归属、方法论创新与学术价值三方面界定。学科归属方面，属于舞蹈学中“少数民族舞蹈研究”范畴，聚焦广西壮族舞蹈的历史、形态与传承，是中国舞蹈史研究中“地域舞蹈”“民族舞蹈”板块的重要补充，它突破了传统舞蹈学“重形态、轻语境”的局限，将“人”与“舞蹈”的关系置于核心位置；同时在民族学视域中，舞蹈是民族文化的“活态文本”，其口述史研究本质上是对壮族“身体表达文化”的解读，属于“民族文化符号研究”的分支，与壮族歌谣、服饰、节庆等研究共同构成民族文化研究的完整体系。

方法论创新方面，该研究并非简单“套用”口述史工具，而是构建了“舞蹈特色口述史方法体系”，包括针对舞蹈“身体性”特点设计兼顾“技术描述”“文化阐释”的访谈提纲以解决“身体记忆难以语言化”的难题，将口述资料与文献记载、舞蹈形态分析、田野观察记录相结合，通过“三重证据法”验证内容真实性以提升学术严谨性，以及突破“静态形态研究”局限、通过追踪不同时期和群体的口述内容捕捉舞蹈“动态演变”来构建“舞蹈活态史”研究范式。

在学术价值坐标上，作为广西壮族聚居核心区的舞蹈口述史研究，可为“南岭民族走廊”“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研究提供微观案例，揭示地域文化与民族舞蹈的互动关系；其研究经验（如资料采集标准、传承人口述技巧）可推广至苗族木鼓舞、瑶族长鼓舞等其他少数民族舞蹈研究，推动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口述史学科体系的完善；同时，在全球民族舞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口述史成果较少的背景下，该研究能为国际学界提供“非西方视角”的民族舞蹈传承案例，丰富全球民族舞蹈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实践路径与挑战

2.1现有研究基础与典型案例

2.1.1马山扁担舞

马山扁担舞，最初扎根于壮族的农耕仪式，是对农事活动的生动演绎。从最初在村前晒谷场的自发表演，到登上国家级舞台，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通过对传承人莫菊花的访谈以及《隆山县志》等地方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扁担舞的动作源于耙田、插秧、戽水、收割、打谷、舂米等劳作姿势，舞者手持扁担，在“点打、撩打、挑打”等相互敲击与身体律动中，再现农耕流程。1955年，马山扁担舞在全国群众业余歌舞观摩大会上崭露头角，荣获优秀奖，此后逐步进入大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马山扁担舞参加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一举夺得一等奖，这一成绩不仅提升了其知名度，也促使其从民间自娱自乐形式向舞台艺术转型。进入21世纪，莫菊花在农闲时将扁担舞技艺传授给家人与村民，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加方乡初级中学将扁担舞纳入大课间活动，千余名学生共同起舞，让这一传统舞蹈在校园中焕发生机。

2.1.2龙州天琴艺术

广西崇左龙州的壮族天琴艺术以其“弹唱跳”三位一体的独特表演形式，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通过对多位代表性传承人的访谈，尤其是龙州县金龙村的天琴第12代传承人李恩平的口述访谈记录，可清晰梳理其传承脉络。天琴舞起源于壮族先民沟通天地的仪式，天琴作为核心乐器，琴身以葫芦为筒、桃木为杆轴，琴弦或二或三。其表演形式丰富，坐式弹唱时，弹唱者右脚拇指系铃铛，边弹边唱，以铃铛声击节；以天琴为伴奏的舞蹈“跳天”则多在春节、侬峒节等重要节庆中呈现，当天琴师奏响《欢乐曲》，助手跳起《摆扇舞》，众人纷纷加入，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李恩平介绍：“天琴艺术在传承方式上，由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与群体传承等多种形式并行；传承内容方面，不仅要推广传承的演奏技法，如弹、拨、轮、扫以及打音、双音、滑音等，还积极创新表演形式，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与独舞、双人舞、群舞等舞台表现手法，让古老的天琴舞在新时代舞台上持续绽放光彩，吸引更多年轻一代的关注与学习，使得这一传统艺术得以代代延续”。

2.2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2.2.1传承主体老龄化与记忆碎片化

在广西壮族舞蹈传承领域，传承主体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直接导致舞蹈记忆碎片化。目前，多数掌握核心技艺和完整舞蹈脉络的传承人已步入老年，以马山扁担舞和壮族天琴舞为例，不少资深传承人年龄超70岁。身体机能衰退使他们难以完整演示复杂动作，也无法清晰回忆舞蹈细节、历史背景及仪式流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老艺人相继离世，其未被及时记录的舞蹈技艺、独特唱腔、表演禁忌等珍贵内容也随之消失。加之壮族舞蹈长期依赖口传心授，缺乏系统文字记载，年轻一代传承人多仅学到简化后的舞蹈形式，对舞蹈深层的文化内涵、历史渊源及生活关联的记忆支离破碎。这种记忆碎片化不仅使壮族舞蹈完整性传承面临巨大威胁，还为口述史研究的资料采集增添了难度。

2.2.2研究方法标准化缺失

当前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存在方法标准化缺失问题，严重影响研究科学性与成果可比性。在访谈环节中，不同研究者设计的提纲差异明显，有的侧重舞蹈动作技术描述，有的偏向文化内涵挖掘，因缺乏统一核心要素框架，导致采集的口述资料侧重点不一，难以系统整合与对比分析。资料验证方面，由于无明确的多源资料互证标准，部分研究仅依赖单一传承人口述，未与地方文献、田野观察记录等有效核对，使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保障。此外，口述史资料整理与归档环节也无统一规范，资料分类、编码、标注方式各异，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共享，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阻碍了壮族舞蹈口述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学科体系构建。

2.2.3数字化保护滞后

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的数字化保护工作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需求。目前多数口述史资料的数字化采集环节存在短板，因缺乏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舞蹈动作动态捕捉、传承人口述内容高清录制等工作质量不高，无法精准全面记录舞蹈细节与传承人表达。此外，数字化平台建设不足，尚未建立统一的广西壮族舞蹈口述史数据库，少量已数字化资料分散在不同研究机构或个人手中，缺乏有效整合管理，导致研究者和公众难以便捷获取，极大限制了资料的长期保存、高效利用与广泛传播。

3.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对策建议

3.1构建“多元协作”记录机制

构建“多元协作”记录机制是开展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基础，需打破单一主体局限，形成多方合力。应建立政府主导、学术机构主力、非遗保护中心协调、传承人参与、社会力量补充的协作框架。政府通过政策和经费提供支持，如将民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采集纳入省级工作规划并设专项基金；学术机构组建多学科研究团队，负责制定访谈提纲、规范流程，保障内容的学术性与系统性。此外，非遗保护中心依托基层网络，协助筛选传承人、协调场地并监督记录；传承人深度参与，梳理技艺脉络、讲述文化故事，还可参与资料整理校对，避免解读偏差。同时吸纳社会力量，鼓励企业和公益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发动志愿者协助记录，形成“专业团队+在地力量”的互补模式。

3.2强化“活态传承”与学术研究结合

“活态传承”是壮族舞蹈的生命力所在，学术研究需与之深度融合，避免陷入“为记录而记录”的静态困境。一方面，应将口述史研究嵌入传承实践场景，打破“你讲我记”的单向访谈模式。在传承人开展教学、展演、仪式等活动时跟踪记录，通过“技艺展示+现场口述”，捕捉舞蹈动作与文化语境的关联。研究者观察传承人教学过程，记录“言传身教”中的隐性知识，如身体韵律感、即兴技巧等，让口述史既含“说出来的历史”，又涵盖“做出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学术成果要反哺传承实践，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研究者可依据口述史资料，梳理舞蹈的流派、技艺与文化功能，形成通俗报告或手册，帮助传承人认识自身文化价值，增强自信。针对传承断层、技艺变异等问题，分析口述史中的传承经验，为当代机制创新提供借鉴。

3.3深化跨学科理论应用

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涉及舞蹈技艺、民族文化、历史记忆等多重维度，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全面揭示其丰富内涵，需深化跨学科理论的融合应用。

从民族学与人类学视角，可运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论，关注传承人如何通过口述建构舞蹈的文化意义。研究者不仅要记录舞蹈动作技术细节，更要探究这些动作与壮族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关联，解读舞蹈作为“文化符号”的社会功能。同时，借鉴人类学“厚描述”方法，将口述资料与田野调查记录、社区成员旁证相结合，构建多维度阐释框架，以呈现历史记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舞蹈学与身体研究视角，可引入“具身认知”理论，解析口述史中的身体知识。传承人对舞蹈动作的描述包含难以量化的身体感知，研究者可结合舞蹈形态分析、运动生物力学等方法，将感性描述转化为可观察的身体语言特征，揭示壮族舞蹈的动律规律与审美特质。同时，运用身体记忆理论解读传承人的“遗忘”与“重构”，理解活态传承中的动态适应性。

跨学科理论应用还需注重方法论的创新融合，例如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对大量口述文本进行词频分析，提取高频文化关键词，可视化呈现壮族舞蹈的文化主题；或通过音乐人类学的乐谱分析方法，对口述史中记录的舞蹈伴奏节奏进行转译，探究音乐与舞蹈动作的协同关系。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碰撞，推动研究从“资料记录”向“深度阐释”跃升，以全面彰显其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4.结语

本文系统探究广西壮族舞蹈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揭示其在保存文化记忆、深化学术研究、助力活态传承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尽管当前面临传承主体老龄化、方法标准化缺失等挑战，但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机制、融合活态传承与学术研究、深化跨学科应用等路径，可推动研究提质增效。这不仅能为壮族舞蹈传承注入活力，更对守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增强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