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人人跳”舞蹈美育文化价值探析

摘要：戴爱莲作为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的先驱者，其倡导的“人人跳”将舞蹈从舞台延伸至生活，构建了以民族民间舞蹈为核心的大众化美育体系。文章系统梳理“人人跳”的历史语境、理论溯源与实践样态，剖析“编、演、教”合一的多元文化生态，探讨内在逻辑和心理共情的功能特征，旨在揭示“人人跳”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强化文化认同，推动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实现舞蹈美育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价值,进而为新时代舞蹈美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历史参照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戴爱莲“人人跳”；舞蹈美育；文化价值

戴爱莲（1916-2006）作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奠基者，践行“人人皆可舞，舞蹈为人人”的美育理念，晚年发起“人人跳”群众舞蹈活动,通过“原生态—提炼—普及”的转化，使濒危的民间舞蹈重获生命力。历经38年发展演变，其蕴含的美育思想与文化价值，对如何突破“技艺传授”的局限，回归“文化浸润”本质，构建中国特色舞蹈美育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缘起：“人人跳”的美育文化建构

1.1历史渊源：民间舞蹈的寻根之旅

20世纪40年代，戴爱莲从英国学成归国后，目睹艺术与大众的隔阂，提出“舞蹈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参与的生活方式”，从此踏上了寻根之旅。1940年借筹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契机，在深入云南边陲地区采风时，收集并学习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民俗舞蹈，接续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潜心钻研民族舞蹈文化。直至晚年仍前往西北高原纳西族地区，进一步挖掘纳西族传统舞蹈，并深入学习了东巴舞谱。与学生一起造访了彝族、壮族、普米族等地，深入了解各民族原著居民原汁原味的民间舞蹈和风俗习惯，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共同体验舞蹈，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原生民间舞蹈资料。少数民族“以舞传情、以舞议事”的传统，让她意识到民间舞蹈的大众性与文化承载功能，这成为“人人跳”理念的灵感来源。结合早年学习现代舞的经历，她用拉班舞谱形式，将采风而来的这些舞蹈经过一些艺术修饰后记录下来，并编辑成三本舞谱。初期她分别从这些舞谱中选取了7支舞蹈，包括藏族的弦子、蒙古族的安代、彝族的圆圈舞、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邀请民族歌舞团配合编配并录制了伴奏音乐，形成了“人人跳”舞蹈文化普及传播的初始样貌。

1.2理论溯源：人民性的美育哲学特征

戴爱莲的“人人跳”理念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体现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舞蹈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而要成为大众自我表达与愉悦身心的方式，这种平民化取向彻底颠覆了专业舞蹈的精英属性，使舞蹈从“舞台艺术的神坛”回归到“日常生活现场”。19世纪40年代在重庆开展边疆舞运动时，她已萌生“舞蹈民主化”思想；19世纪50年代，她参与编排国庆群众联欢的集体舞，进一步强化了群众舞蹈意识；1987年，她在北京白云观首次组织“人人跳”活动中，刻意选用藏族弦子、彝族打跳等民族舞蹈的基本动律，设计“三步一撩”“踩足跺跳”等简易步伐，确保无基础参与者能快速融入。对丽江“纳西打跳”改造中，剔除复杂的东巴仪式动作，只保留“三步一跺”基本步法，使学龄儿童到老人都能参与。参与者李女士在访谈中描述：“戴先生从不纠正动作‘对不对’，只问‘感觉好不好’”。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舞蹈教育的标准化桎梏，实现了从“技术规训”到“身体解放”的范式转变。正如巴图所言：“‘人人跳’是戴爱莲壮丽舞蹈人生的最后最高追求，是先生舞蹈美育思想的核心”。

表1 “人人跳”的美育哲学特征

理论维度 核心主张 实践表现 价值突破

主体观 人人皆可舞蹈| 零门槛参与机制 打破舞蹈精英化壁垒

身体观 自然表达优于技巧 “怎么跳舒服就怎么跳”指导原则 解放身体规训

功能观 舞蹈即生活 社区广场日常化开展 艺术回归生活现场

1.3实践范式：“三位一体”的美育实践模型

“人人跳”创新性地构建了“采集—编创—传播”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打破了专业舞蹈教育中“编创—表演—欣赏”的线性分工，形成动态循环的美育生态系统。该模型始于田野采风并运用拉班舞谱精准记录了12个民族的原生舞蹈；先提取典型动律元素尽可能降低难度创造性简化，尔后再通过培养“种子教师”辐射社区群众，受训者又成为新的传播者，循环接力逐步形成几何级数扩散的传播网络。实践证明这种角色转换机制不仅使参与者获得全流程体验，有效提升个体审美素养，更有助于培育基层舞蹈美育的生力军。

1.4心理共情：集体性审美的情感共鸣

戴爱莲提出：“开展土风舞运动，要每个人为娱乐自己而舞，从生活的烦恼里得到解放”。“围圈共舞”等作为“人人跳”的典型形式，蕴含深厚的文化心理学内涵。从人类学视角看，圆形队形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篝火舞蹈，象征平等与团结的古老智慧。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指出：“原始舞蹈的社会意义在于统一群体的感染力”。“人人跳”正是通过这种集体欢腾，实现了审美体验与社会连接的统一。研究表明集体舞蹈能够产生三重心理生理效应：其一，生理同步。神经科学研究证实，群体节奏活动使参与者脑波趋于一致，促进神经系统协调。其二，情感共鸣。多人在场效应刺激内啡肽分泌，提升激素分泌，有助于缓解压力与孤独感。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干预抑郁情绪”项目研究表明，长期参与者的抑郁量表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三，文化认同。圆形队伍象征中华民族“和合”理念，有助于消除等级差异，在协调动作中培育共同体意识。正如蒙古族舞者宝音所言：“大家手拉手跳安代时，仿佛回到草原那达慕，忘记城市生活的疏离”。

2.特征：“人人跳”美育文化的核心功能价值

2.1文化生态：“编、演、教”合一多元互哺的循环生态

舞蹈作为综合性艺术，其创作、表演与接受构成有机整体，编创赋予艺术生命，表演实现存在价值，教育构建传承血脉。戴爱莲从《飞天》《荷花舞》的专业巅峰转向“人人跳”的大众美育，其本质是对舞蹈本质的哲学回归。这种转变并非否定专业价值，而是以“编、演、教”合一的多元动态循环融合重构舞蹈生态，使艺术从舞台神坛回归生活现场。

图2 “编、演、教”合一的多元动态循环

其一，从单向输出到多元共生。“编、演、教”合一的本质是主体性革命，相对于传统舞蹈教育“编导负责创作，演员负责表演，教师负责传授”的单向知识传递链条，“人人跳”则强调三者的有机统一。编创源于实践，戴爱莲深入民间采风，将原生态舞蹈动作提炼、整合，形成可普及的舞蹈语汇。这一过程本身即包含“编”与“教”的结合—她既是创作者，也是教学者，将专业编舞经验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形式。表演即教学，在“人人跳”活动中，戴爱莲与群众共同起舞，表演过程即教学实践。参与者通过模仿、体验，逐步从学习者转变为表演者，甚至进一步成为新的编创者，从而形成“学—演—创”的循环。教学促进创新，群众在掌握基础动作后，还可自发改编、拓展，再创新的舞蹈表达。这种“教”与“编”的互动，使舞蹈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而非固化的程式。这一模式突破了传统“教师教—学生学”的线性结构，使编创、表演、教学三者相互渗透，形成“实践—整合—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呈现符合艺术生产的整体性逻辑。

其二，从专业垄断到全民参与。在1987年北京白云观的首场活动中，戴爱莲亲自示范改编自藏族弦子的基本动作后，立即邀请围观群众加入圆圈共舞。当退休工人张淑芳尝试变化舞步时，她敏锐捕捉其创新价值，并当场将新动作纳入集体舞蹈。此刻，普通参与者也同时成为编创者、表演者与传播者。这种角色流动打破了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印证了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言：“仪式中的共舞能消解社会等级”。事实上“人人跳”虽提供初始舞蹈素材，但后续传播中，群众通过口传身授、即兴发挥，还在持续不断丰富着舞蹈形态。这种“草根创新”也使舞蹈知识不再局限于学院派权威，而转由大众共同建构。这种民主化的实践逻辑，也使舞蹈从“精英艺术”转变为“社会共艺”，契合了当代教育倡导的“主体性学习”和“终身学习”理念价值。

其三，从口传身授到循环再生。拉班舞谱为多元融合提供了技术锚点和转换枢纽。戴爱莲创造性地运用拉班舞谱构建出可复制的民间舞蹈文化DNA基因库，系统将12个民族的舞蹈动律转化为可视化的符号编码，使之得以标准化保存与传播。群众通过舞谱解码复现动作，如同识读乐谱演奏音乐，进而保留核心基因的同时允许个性化变奏。这一方法既尊重舞蹈的即兴性，又赋予其可复现的科学性，平衡了“自由表达”与“系统传承”的矛盾。如云南彝族“跳菜舞”托盘动作经舞谱记录后，被北京社区改编为“端茶舞”，实现跨地域文化再生的同时，也使舞蹈成为“流动的活态文化”。当蒙古族青年用安代舞步编排电竞主题舞蹈时，萨满祭祀的“甩巾”动作也被赋予新时代精神，同步确证着戴爱莲所言“传统不是标本，而是生长的树”。

2.2内在逻辑：从“普及”到“培育”

首先，戴爱莲的美育观超越了单纯的技艺训练，倡导以身体为媒介的审美启蒙，强调“通过舞蹈培养健全的审美人格”。她认为，审美能力的培养不应局限于“看”，更在于“动”，即身体对节奏、韵律的感知，能让人更直接地理解美的本质。“人人跳”通过全民参与，让普通人在舞蹈中感受身体与艺术的连接，实现“从生理愉悦到心理共鸣”的审美提升。这种“审美大众化”的追求，使审美教育成为社会公共事业，与当代“全民美育”的理念达成高度契合。其次，“人人跳”突破了“动作模仿”的表层模式，构建了“身体实践—文化认知—情感认同”的递进式传承链条。在教学中，她会先讲述舞蹈的文化背景，教藏族舞蹈时，介绍锅庄舞与藏族节庆的关系；教汉族秧歌时，解释红绸象征的吉祥寓意等。这种“先懂再跳”的方式，让身体动作成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例如，在推广《荷花舞》时，她不仅教“托荷”“摆荷”的动作，更讲解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文化象征，使舞者在舒展肢体的同时，更能理解作品所蕴含的民族气节。从“技艺传授”到“文化浸润”，这种路径创新实现了舞蹈美育从“技”到“道”的升华。再次，“人人跳”构建了覆盖各年龄层的美育体系，针对儿童，编创简易的民间舞组合，融入课间活动；针对成人，在工厂、农村开设舞蹈培训班，结合劳动场景设计动作；针对老人，改编舒缓的民族舞蹈，作为健身方式。这种全年龄段覆盖的模式，使舞蹈美育润物无声地贯穿了人生文化熏陶的全过程。

2.3思政价值：身体叙事中的民族认同

戴爱莲在自传中写到：“要让世界看见，中国人的身体里跳动着五千年的文明心律”，这种身体自觉，正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在民族存亡之际，她深入边疆采风的行动本身即是文化主权的宣示，拉班舞谱记录的237支民族舞，整合了散落的民族舞蹈基因；1946年重庆边疆舞运动，用身体版图弥合地域隔阂；1970年出访欧美“舞蹈外交”，《荷花舞》的圆场步化作和平信使；1973年国际舞蹈理事会巴黎会议上，戴爱莲带领各国代表共跳“人人跳”，以身体语言打破意识形态壁垒。她还智慧地洞见了“民间舞蹈是活着的青铜器”，中央民族大学复建的15支非遗教材舞，使濒危文化重获新生；彝族祭火舞的“踏火”动作，传递“火崇拜”背后的生命哲学；北京社区将“目瑙纵歌”螺旋队形改编为“民族团结同心圆”；当深圳务工者跳起改编的“彝族跳月”，机械流水线的节奏被祖先的“踏地为节”重新编码，当《红绸舞》参与者通过红绸的交织形成团结的视觉符号，这种身体协作潜移默化地传递着集体精神，正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生动身体实践。当千万双手在《爱我中华》的旋律中挽成同心圆，“人人跳”完成了最动人的思政教育：没有说教的理论，只有跃动的身体；没有割裂的个体，只有共鸣的心灵。同时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既需要思想的灯塔，更需要千万人舞动的身体诗篇。在这流动的仪式中，每个舞步都是对“何以中国”的深情应答。

3.结语

正如戴爱莲所言：“当每个人都能自由起舞，民族灵魂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人人跳”实践以“身体美育”为桥梁，通过三重范式突破，构筑了文化传承与当代生活的对话空间。确立“身体作为文化载体”的认知框架，舞蹈不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文化基因的传递通道；重构“专业与民间”关系，打破艺术等级制，建立双向滋养的循环生态；提出“美育即生活”的命题，使舞蹈回归民生日常。“两个结合”视域下，“人人跳”的启示愈发珍贵，舞蹈美育应超越技艺传授，成为“文化认同”的培育场、美好生活的创造源、民族精神的传递链，为传承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生生不息的不竭活力。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