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儿童电影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启示

近几十年里，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并不显著。普遍存在题材单一、人物平面化、情节设置过于简单等问题。而在浓郁的民族、宗教、地域特点的渲染之下，伊朗涌现出大量优秀儿童电影，细微的刻画捕捉，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最为质朴的情感，无疑成为了伊朗电影区别于他国电影的独特特征。因此借由学习研究伊朗儿童电影，来分析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现状的缺陷与不足，从而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本文主要基于对伊朗儿童电影代表作品为例的剧作浅析，试图找寻我国本土儿童电影创作的新启迪。

一、伊朗儿童电影的崛起

    《The Lor Girl》是伊朗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二战后，伊朗电影始终死气沉沉。在整个伊朗电影的发展中，宗教与政府始终扮演着严肃的角色，始终受到宗教人士们的排斥与诋毁。伊斯兰宗教士们认为，电影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是西方国家无神论的象征，颠覆了他们信奉的价值观。而伊朗的电影工业又必须完全依赖政府，因此被迫接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审查。在语言因素的弊端下，题材选择也同样狭窄受限，加之缺少可供推向国门之外的明星或者电影类型，伊朗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之中，发展极其缓慢。

    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电影正处于“新浪潮”的爆发之中，与此同时在伊朗一群极具开拓精神的艺术家们也开展了一场新浪潮运动，其中以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系的伊朗人达鲁希·梅赫朱为代表。他们在运用电影语言制作高质量电影的同时，已经具有强烈的本土电影意识，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1969年梅赫朱的第二部影片《奶牛》便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由此获得世界影坛的关注。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79年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之后。由于当时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的约束，譬如禁止暴力场面、不许涉及政治、宗教、性，女演员不得暴露皮肤等等，电影制作方向牢牢控制在国家政府手中。

    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为代表的一批导演们，在政府组建的“青少年智育协会”电影部创进行电影的创作工作。在继承前辈们写实的电影风格特点之外，疏离了政治、宗教或者道德戒律的诠释，找寻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将镜头对准儿童。198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戛纳获奖引起轰动，因此伊朗电影最初给世界观众留下的印象便是伊朗的儿童电影。但众所周知，伊朗儿童电影虽以儿童为主人公，表达的内容意义却远在儿童电影范畴之上，涵盖着导演本身对生活、世界的思考。于是接连出现了如《小鞋子》、《水缸》、《谁能带我回家》、《白气球》、《天堂的颜色》、《风中飘絮》、《让风带着我飞》、等等众多优秀的儿童电影作品。导演们在本国宗教的束缚下，以儿童电影为载体，向世界观众展示了神秘古国伊朗的传统与风土人情，并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同时也填补了世界儿童电影单调的空白。

二、伊朗儿童电影的特征

    我国儿童电影发展最初承载着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整体选材上也偏重于较为宏大的叙事背景设置。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如《小兵张嘎》、《鸡毛信》、《闪闪红星》等等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国产儿童电影。但影片多为红色成长主题，单一的叙事模式、结构结局设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模式化创作有所改变，在题材选择与创作方法上加以创新，出现了《烛光里的微笑》、《霹雳贝贝》、《一个都不能少》等等较为贴合儿童生活实际的影片。但很快销声匿迹，并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如迪士尼等公司制作的儿童动画，中国儿童电影几乎被彻底挤出了中国本土的电影院，儿童片也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一个比较冷门的电影类型。

    与我国儿童电影不同，伊朗儿童电影远离政治，导演们可以尽情刻画、捕捉儿童纯真的童趣，几近真实地还原儿童视角，展现儿童们单纯美好的心灵，如同一面镜子映射着伊朗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即使是诉说生活中的苦难，也总有暖人心的余温存在。伊朗儿童电影几乎没有什么科技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儿童自然生活素材为主要内容表现，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题材外在看似重复、单一，但逐个强调着不同侧面的现实意义与关怀，以此来打破模式化风格的禁锢。

以代表性导演作品为例，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题材与主题

    穆森·马克马巴夫曾经说过，阿巴斯的电影在呈现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命题。与热衷于呈现社会矛盾的“后伊斯兰革命”电影人相比较，阿巴斯在电影中不曾将激进的政治态度加入到作品表达之中。纵观伊朗儿童电影会发现它们拥有着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苦难的生活现状与孩子们内心纯真美好的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仍旧饱受着战争过后所带来的滞后创伤，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的恐惧，生存与精神归属的迷茫。在如此焦灼的时期里，诸多电影导演通过电影镜头语言尝试着表达，试图展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以及精神世界的崩塌，抨击或者批评。然而人性的真、善、美，却是伊朗儿童电影导演们电影中的主题表达。伊朗儿童电影无论在创作意图或者题材选择上，总会聚焦贫苦家庭里的孩子，以孩子们日常生活为主要影像元素，且带有着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情节，去表达伊斯兰教教徒们对生活、命运的理解，秉持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学会隐忍苦难。苦难虽为主题，却通过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时光去渗透，将第三世界的贫瘠与不幸移驾到孩子们的视野之中，又用孩子们的乐观融化、沉淀一份厚重的温情关怀，留下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正如阿巴斯电影中，人物们总像是怀揣着设问，对生命与生活本身的认知疑问，开始一段永无终点的生命探索。

    伊朗儿童电影中，很多关于“道路”的母体设置。在电影史上，“道路”母体往往出现在叙事性电影中，讲述主人公或以主人公为主的人们，在某一次旅行中经历过一系列意义非凡的事件，从而获得心灵的启示或者升华。在这趟被意为“天路历程”的旅途中，主人公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拥有了自己的信仰。也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明确自己的存在，继续或者朝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好莱坞电影中，“道路”母题电影的结局通常是温馨圆满的大结局，而在伊朗儿童电影叙事表达中，道路的尽头所处的境遇都是留人思考供人寻味的。

（二）人物塑造

    在伊朗儿童电影的创作之中，影片的主人公多为普通人中的典型人物，与其朴实的电影主题风格保持一致性。在电影整体的人物构成、形象、性格等诸多方面则存在潜在的相似性。

    在影片中起关键性作用，引导并推动影片叙事的核心人物是小主人公。如《何处是我朋友家》中的阿玛、《小鞋子》中的哈里、《天堂的颜色》中的默罕默德等等。这些人物弱小却善良、贫穷却真挚，身上的一举一动都直接表达出导演的思想。而在电影中存在一些必要的非贯穿性人物。譬如《小鞋子》中的爸爸妈妈，《谁能带我回家》中的妈妈、卖铁门的手艺人等等。对于他们形象的刻画，实际侧面描写了主人公内心世界，加重了主人公危机感、紧迫感，从而更有节奏的推动故事的发展，或者起到一定转折性的作用，如《小鞋子》中穿着妹妹鞋子的小姑娘。往往在主人公被逼上绝境之后出现，带来短暂的生机，使主人公更加明确自己的内心，做出不得已的选择或者退让，却又较之前更加绝望，从而完成电影作者对主题的明晰强调。

三、伊朗儿童电影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启迪

    没有绚烂的特效，没有宏大的拍摄场面，也没有复杂的叙事结构和剧作技巧。伊朗儿童电影用其最质朴清新的方式表达着电影作者关于生命哲学的思辨，从而创造了伊朗儿童电影独具一格的无限魅力。电影中的长镜头运用、重复的美学特征、以及极简主义常常为研究者关注。以阿巴斯的电影为例，电影中小主人公的表演几乎不存在摄影机或者工作人员的干扰，生动得接近完全真实。作为教科书似的电影范本，阿巴斯的电影着重营造“内心世界的奇观”，捕捉细微琐碎的生活细节。儿童们代替了摄影机镜头划分的引导，在电影的镜头中成为“说”和“看”的主体，“说”与“看”脱离了成人世界的束缚与拘谨，一方面将会更为真实展现社会的面貌特征，关注人性、民族、文化与历史，一方面避免了说教却又精炼出叙事内涵中的核心主题。

    伊朗没有农村题材的划分，而中国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原生态的特征正好又与伊朗儿童电影某些特征相吻合。中国农村题材的儿童电影应该学习伊朗儿童电影的表现手法，不要直面描述背景中无奈的贫困生活，而是着重塑造像伊朗儿童电影中生动活泼的小主人公，一改往常灰色沉闷的调子，以更为朴实、自然的纪实影像风格，用孩童们对世界的乐观、真挚去抵御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险阻。

中国与伊朗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思想都将会深入到电影创作者的血液中，影响着两国儿童电影的未来与发展，或许也将成为中国电影作者电影主题表达的一种选择。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没有分级，而更为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倡导“老少皆宜”，较多从意识形态方面审视影视作品，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往往忽视了影片可能给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不同感受，以及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上都有所限制影响。

    同样在伊朗，政府更倾向于支持通俗剧，并参与其制作。以阿巴斯为例，政府几乎没有放映过阿巴斯的任何影片，但凡影片中有政府所不愿意透露的信息影片都会被禁止放映，然而这非但没有阻止伊朗艺术家和创作者的脚步，反而使他们在现存的限制之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正确表达自己的创作道路。

   “现如今的伊朗电影分为三种——迎合本土观众的一股山野片、政府宣传片，以及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作为第三代伊朗新电影人马基德·马基迪心中明确知道这第三种路将会处境艰难，但他却坚信着“只有在自己的文化里，导演的作品才能更加优秀。”他也一再强调“我们的电影人，应该充分认识与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以此共同促进民族电影的成长。”

四、结论

在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伊朗儿童电影曾经给予观众们无限的感动和美好的回忆。简单明朗的故事内核、质朴真实的情感表达、通俗易懂的线性叙事手法、温暖的人性关怀与社会现实主题意义的准确捕捉，以及令人回味无穷的写实纪录风格，一起打造出伊朗儿童电影的无尽魅力。然而在当下电影市场迅猛发展，镜头语言丰富多彩、全球经济文化正趋向一体化的发展之路，伊朗儿童电影在继续延续表达“苦难生活”中绝处逢生的生命力外，还应当尝试新的电影领域的探索。以更为多样化的故事展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宗教信仰文化。正如戴锦华所说，“伊朗电影无疑是今日全球化格局中的一部分，一个特殊、重要而复杂的部分。”而中国的儿童电影市场也将会随着观众们对电影类型多样化的需求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在接纳吸收世界优秀电影的同时，找寻出一条适合本土儿童电影发展的良好前途，使其儿童电影的电影功能能够发挥更加必要、强有力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带动中国电影的整体平稳健康发展，使中国电影的明天更加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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