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纸原料、制作与修复的研究进展

潘吉星对藏纸原料进行历史分期：吐蕃时期到14世纪后大多是麻料，元代开始使用狼毒纤维（瑞香植物）和树皮纤维，如灯台树、青荚叶、野茶花树等植物韧皮制作藏纸^[3]。学者们检测了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区考古发现的古藏纸纤维，发现早在8世纪瑞香植物就与麻料并用。

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1年在新疆民丰县发现写于8世纪末的藏文残卷，判断原料可能是瑞香属植物，认为是从西藏输入^[4]。李晓岑等人^[5]检测西夏古纸时发现天梯山千佛洞第七窟藏文刻经残纸原料是狼毒草的韧皮纤维，采用浇纸法制造，并进行涂料加工，判断可能是从藏区传至西夏地区。2012年德国洪堡大学学者分析敦煌藏经纸（9—13世纪）纤维，发现用苎麻和大麻制作的藏纸为敦煌本地制作，用瑞香属、结香属、构皮纤维制作的藏纸来源于藏区；韩宾检测西藏桑耶寺藏纸残片（12—13世纪），发现是狼毒纤维制成^[6]。

李舒涵等人^[7]通过体视显微镜、纸张纤维分析仪等现代技术检测西藏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藏文经书纸张，发现纸张是构皮纸（A类经书）和麻纸（B类经书），且两类经书中都含有淀粉，可能进行涂料加工。龚钰轩等人^[8]检测甘肃武威市博物馆馆藏明代《藏文大藏经》，表明纸张原料是构皮或麻纤维，纸张可分揭二、三层，且未见帘纹，推断是浇纸法造纸。

由此可见古代藏纸原料种类比较丰富，有麻、构皮、瑞香植物（瑞香属、结香属、狼毒属）等植物，但原料种类使用或改进的历史分期比较模糊，也没有说明是单独原料还是混合原料造纸，以及不同藏区原料种类是否存在传播关系？这些问题有待分析更多的藏文文献纸张，厘清古代藏纸原料的使用情况。

现代藏纸原料多是瑞香科植物，有瑞香属灌木树皮和狼毒属狼毒草根等。藏纸产地不同，原料也不相同，这主要是不同藏区植被资源造成的。

1918年，英国台克满（Eric Teichman）在青海囊谦县巴米村发现当地人用一种灌木矮树根制作藏纸^[9]，现在囊谦嘎玛藏纸原料是瑞香狼毒的根须^[10]。西藏金东藏纸原料是绢毛瑞香的茎皮^[11]；西藏尼木藏纸和四川德格藏纸选取狼毒根部韧皮纤维^[12-13]；云南枪朵村藏纸是等量的瑞香狼毒根和瑞香荛花茎部树皮混合造纸^[14]，混合原料造纸的原因很可能是当地瑞香狼毒资源较少，加之受周边其他少数民族造纸工艺的影响。各地区采挖原料的月份略有不同，可能与地理环境和原料品种不同有关，学者们表述是选择在植物的花期，原因是开花时狼毒植物好辨认，方便采挖。

造纸原料是影响纸张性能的因素之一，李海朝等人^[15]对狼毒根的化学成分、纤维形态进行实验，发现瑞香狼毒根部韧皮中纤维素含量在39%左右，藏纸有良好耐久性。蔡梦玲等人^[16]通过干热老化实验和紫外光老化实验分析现代藏纸的耐久性，发现纯狼毒草制造的藏纸性能最好，混合构皮、草类纤维等其他原料的藏纸降低了藏纸的白度和抗张性能。

瑞香狼毒具有毒性，有抗菌、杀虫、抗肿瘤、抗氧化等作用^[17-18]，其根部毒性最强^[19]，制成的藏纸具有一定的防蛀性能。张水平等人^[20]采用顶空气相色谱技术、家兔皮肤刺激实验和豚鼠皮肤变态反应实验，分析直孔藏纸的抑菌性能和毒理学安全性，发现抑菌性与原料瑞香狼毒根含有总黄酮成分有关，可作为抑菌纸开发。由此可见，藏纸性能与造纸原料有一定联系，用纯狼毒纤维制成的藏纸有较好的耐久性和防蛀性。

清末官员认为藏族造纸技术水平较低，需对藏族地区造纸原料和造纸技术进行改进。光绪33年（1907年）西藏查办大臣张荫棠建议“草根树叶、烂布废物，皆可制纸。宜购机器学制”^[21]，其结果如何，并无记载。宣统年间川边大臣赵尔丰想在西藏东南地区鸡贡（今察隅县吉公乡）和左贡（今县名）地区使用构树皮、竹子等植物资源造纸，因缺少竹帘等造纸工具，造出的纸张质量不佳。“唯无竹帘作胎，所造不能光滑，不能整洁，亦不能捷速。查蛮民造纸，以麻布为胎。兹先派人采办构皮，仍暂用麻布试办，容俟买到竹帘，再为改良制造”^[22]。

1957年，美国大德·亨特（Dard Hunter）公布了3张西藏江孜地区的造纸照片（见图1），这是迄今公布的关于藏纸制造最早的照片^[23]。现代学者们走访各藏区的造纸场和造纸艺人，记录各藏区藏纸的制作工艺，主要有采料、浸泡、砸根、撕料、煮料、洗涤、捣浆、浇造、晾晒、揭纸等流程。

图1  大德·亨特公布的3张江孜地区藏纸制作的照片^[23]

Fig. 1  Three photos of Tibetan paper making in Gyangze released by Dard Hunter^[23]

藏族造纸工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藏区都采用一纸一帘的浇纸法造纸，即在注水的水槽中放入木框，将纸浆均匀浇在木框中，缓缓捞起，沥干多余水分即成1张湿纸。这是藏纸制作最大的特点，也是一种独特而原始的造纸工艺。浇纸法和内地抄纸法是我国传统手工造纸不同的体系，常见于我国西藏、南疆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受印度佛教影响较深的地区^[12]。

第二，藏纸在制作纸浆时不添加纸药，浇纸时在水中用手或带叶轮的木棒将纸浆均匀铺平。第三，藏纸采用湿纸连同布帘木框一起干燥的方式，云南枪朵村藏纸融合了当地其他民族的造纸工艺，使用活动纸帘并结合光滑木板晾晒。此外，西藏尼木、四川德格和云南枪朵村采用日光晾晒，而西藏金东利用烘纸火房烘干湿纸，不受自然条件约束。第四，造纸工具简单且有民族特色，砸料使用石臼和石板，捣浆使用酥油桶或陶罐、木棒，浇纸使用布帘木框。

因此，藏族造纸受限于藏区特殊的植物资源和自然环境，制作工艺一直保留着较原始的造纸工具和浇纸技术，一方面劳动力消耗大，生产效率比较低，另一方面也使藏族造纸技术保持一定的独特性，成为我国少数民族造纸技术的代表之一。

迄今对藏纸的加工工艺研究甚少。HAN等人^[6]通过¹⁴C测年、蛋白质组学、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等技术分析桑耶寺藏纸残片（12—13世纪），发现该残片采用“（牦牛）奶+小麦淀粉”这一独特的施胶技术。笔者询问西藏尼木和布达拉宫造纸工人，现在尼木藏纸和布宫藏纸施胶材料分别是面胶和牦牛骨胶。古藏纸施胶可能是防止书写时字迹晕染，而后者是为了纸张加厚，但施胶材料和工艺改变的情况值得进一步研究。

达尔文·尼夏提及尼木藏纸成纸后用白海螺或宝石砑光，但没有描述具体操作方法^[24]。笔者在布达拉宫造纸场和尼木造纸场都看到造纸工人在室内进行砑光。尼木藏纸砑光采用的工具是天珠（玛瑙），工人头顶上方绷着一根绳，磨光棒一端绑在绳子中间，便于控制力度，工人手持装有天珠的磨光棒在藏纸上打磨（见图2、图3）。砑光的目的是为了让纸面光滑平整，便于书写经文，砑光时纸面不添加蜡，正反两面均要打磨，砑光程度是根据工匠的经验和纸面的亮度来判断。

图2  尼木藏纸砑光工艺

Fig. 2  Calendering process of Nimu Tibetan paper

图3  砑光工具：天珠（玛瑙）

Fig. 3  Calendering tool: Tianzhu (agate)

染色技术方面，布达拉宫造纸场陈列柜中展示了用矿物颜料染出的蓝、绿、红、黄、黑等颜色的藏纸样品，以及研磨矿物的石臼等工具，染出的藏纸颜色非常纯正。笔者在尼木造纸场看见一纸一帘晾晒的染成青色的藏纸（见图4），应该是在纸浆中添加了颜料，成纸后在帘框中晾晒。院中还晾晒着用作写经的蓝褐纸，工人用纸板将其一张张隔开，再用石头等重物压在其上方，日光晾晒使其平整（见图5）。蓝褐纸中间是黑墨，四周是青色，据央视纪录片《古书复活记》描述，黑墨是青色纸干燥后用刷子刷在纸面上。用蓝褐纸书写的文献不仅工艺复杂，而且用金、银等特殊的矿物调汁书写，给修复和保护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

图4  晾晒染色的尼木藏纸

Fig. 4  Drying dyed Nimu Tibetan paper

图5  晾晒的蓝褐纸

Fig. 5  Drying Indigo paper

综上，对藏纸制作工艺和藏文文献的保护，要厘清藏纸不同的原料和加工工艺，建立完备的古藏纸原料数据库和藏纸工艺数据库，一方面完善古藏纸的原料和制作工艺的收集整理，为藏文文献修复用纸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另一方面从保护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为现代藏纸制作工艺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持。

首先，藏纸作为文献载体，制成了种类丰富、卷帙浩繁的藏文文献，包括古籍、档案、佛经等。2008年至今普查出西藏古籍18000余函^[25]，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5041513卷（件）^[26]。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藏文文献有数万件，其中佛经约占90%^[27]；流失国外的古籍约有8000余卷^[28]。其次，文献保存地点分散，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区，且90%以上的文献都保存在远离城市的山区、寺院^[28]。第三，保护观念薄弱，文献堆放在寺院的地窖、仓库，甚至散落于山洞中，不佳的存放环境导致文献受损严重，出现粘连、霉蚀、脆化等病害。第四，修复和保护力量薄弱，一方面经费短缺，仪器设备落后；另一方面修复人员匮乏，缺乏学界交流，资源共享困难。

西藏历史档案的修复工作主要研究档案粘连的修复技术。首先要采取合适的方法揭开粘连的档案，使纸张逐页地分离，再选择合适的纸张进行修复。史风联^[29]认为修复西藏“档案砖”的关键在于“揭”，根据粘连程度和纸张强度选择蒸揭、浸泡、冲洗、热敷、搓捻、综合等不同的“揭”法。达珍指出西藏历史档案大多采用藏纸书写，最佳的修复用纸就是藏纸^[30]。

云南省图书馆以修复云南纳格拉藏经为案例，研究藏经纸的修复技术。纳格拉藏经是在当地纳格拉洞发现的，保存环境很差，山洞潮湿又因人为烤火造成文献粘连、霉蚀、絮化，烬毁导致纸张发黑、发黄、残缺，损毁非常严重。

纳格拉藏经的修复遵循了汉文文献的一些修复原则：①原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②整旧如旧；③不作装帧；④最小干预；⑤材料和措施可逆^[31]。在传统修复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藏族传统造纸工艺，制取狼毒草根熬制的汁液喷涂书叶，达到防虫蛀、长久保存的目的。

根据经书破损类型和级别采用除尘、清洗、分揭、镶衬、夹接、人工纸浆修复等修复技术^[32]。小面积破损、孔洞形状规则的书叶采用镶衬修补，在破损处局部分层，将裁好的补纸镶衬在其中；大面积损毁、边缘缺失的书叶采用夹接修补，将补纸从中间剖开，用浆糊将书叶破损边缘和补纸夹层粘合^[33-34]。焦脆碎化、破损形状不规则的书叶采用人工纸浆修补，利用浇纸法原理，将书叶平铺在竹帘上，采用狼毒与构皮混合的纸浆浇在缺损处^[35]。该方法不使用浆糊，可以避免虫蛀的伤害，且修补后的书叶有良好柔韧性，对今后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修复藏纸需“对症下药”，即探究藏纸的病害原因。纳格拉藏经的病害只说明是保存环境（山洞）潮湿、烤火、祭祀等原因造成烬毁，冷热交替导致粘连成“砖”，对于霉蚀、焦脆等病害没有具体说明，对霉的种类和除霉方法也没有深入研究。

保存环境是造成纸张病害的外部原因，主要有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两方面。西藏处于高原地区，光照强烈、气候干燥，易造成纸张强度降低，发生脆化、碎化病害。刘小敏^[36]发现西藏档案也有内地手工纸和进口的不丹纸，内地手工纸承受不了高原气候，理化性能下降。长年累月供奉在佛殿中的藏经受到酥油、藏香等油渍烟熏的“污染”，加之僧人翻阅诵读，手在接触经书时无形间对纸面“打磨”，造成纸张“包浆”、边缘磨损和断裂缺失等病害。保存环境较差的经书还会受到自然灾害和微生物侵害，如房屋漏雨导致经书受潮而变形，更有甚者引起霉菌和变色，而且霉菌的位置一般在经书的中部，四周霉蚀的情况较少，很有可能与经书的装帧有关，经书中部被绳子捆着，无法及时干燥，而四周较为分散，纸张水分蒸发比中部快。

所以应针对高原地区光照强烈、湿度较低、日温差大等特点，着重分析温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等外部环境因素对藏纸和字迹的破坏机理，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文献保存环境的标准，配备相应的恒温恒湿、防光设备，检测并控制保存环境。

修复工作除修复实施外，藏纸检测分析也至关重要。据调查，目前业界缺乏对修复前文献纸张的病害原因分析、病害显微分析和纸张纤维分析，以及修复完成后文献的记录情况也不全面^[37]。

修复前检测关系到修复材料和修复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性。纳格拉藏经修复前，缺乏对纸张原料、颜色、pH值、厚度、字迹成分等情况的分析，修复用纸的选取仅凭修复专家的经验判断，结合藏纸原料创新使用狼毒根汁液喷涂书叶，并与构皮混合制作纸浆，但混料的比例没有具体说明。此外，纸浆修复或清洗需将藏纸浸湿，虽然修复前测试了纸张和字迹的耐水性，但遇水后纸张是否会产生分层、收缩等二次损害，与之相应的解决方法也需有针对性地讨论。

有些修复材料和方法存在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无法发现，但对纸张的影响会在长期保存中暴露，如根据藏纸厚度、防蛀的特点，若采取传统浆糊作黏合剂进行修复，浆糊的浓稠度应当比修复汉文古籍的浆糊要稠，但合适的浓度比例是多少、使用浆糊是否会导致藏纸虫蛀，造成修复后的文献再次破坏？又如采取染色的方式使修复用纸的颜色与文献纸张相近，但在后续保存时间里，修复用纸的色素稳定性是否会对文献纸张造成不可预估的色差，这需要在修复时慎重选择是否染纸并对修复质量和效果进行追踪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