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以《关于爱》《地铁惊魂》《战斗民族养成记》为例

华人形象研究是中国形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媒介是华人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人群体形象对于中国形象在海外传播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国与俄罗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作为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电影交流的方式与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入，一些影片为了赢得中国市场和观众，影片角色设计中有意添加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视域中的中国人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基于作品主题需要，另一方面基于对人物所属群体的既有认知出发进行的艺术提炼和加工，某种意义上这些影片相对典型地浓缩了俄罗斯民众眼中的中国人形象的某些侧面。

本文选取俄罗斯近年拍摄的三部电影为例，即《关于爱》（2017年，导演：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地铁惊魂》（2016年，导演：提克洪·康勒涅夫）和《战斗民族养成记》（2016年，导演：阿卡季·萨赫拉什维利、夏昊），依托跨文化交流领域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影片中呈现的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以及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整体性认知进行分析，了解俄罗斯公众眼中的中国人形象。

导演作为电影故事的创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特征的把握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生活经验。以上三部影片的导演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是事实上的“他者”，“他者”的立场与角度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是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产物。“他者” 是基于与自我的位置比较中产生的，而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及边界都是由“他者”的刻板印象所造成和操控。在“他者”及其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的负面消极的色彩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负面评价的形成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偏见存在密切关系。

角色形象类型

作为人物关系的桥梁和纽带。2017年俄罗斯导演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拍摄的《关于爱》讲述了容貌出众的女大学生妮娜与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抵押贷款的债务使这对夫妻陷入困窘，他们的关系逐渐出现裂隙。一天，妮娜遇见了她丈夫欠债银行的负责人谢尔盖，谢尔盖的慷慨大方和绅士风度让妮娜心生好感，并逐渐发展为婚外情。谢尔盖本是有妇之夫，这段关系明显无法确保长久，但妮娜却在被呵护被帮助的关系中感受到了真爱。被嫉妒点燃怒火的亚历山大伺机行刺报复谢尔盖，同时又暴力威胁妮娜，在与两个男人的周旋中妮娜倍感痛苦和无奈。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爱情故事中，一个极为次要的人物中国人刘先生引起人的关注。这个人物看似无关紧要，但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因素之一，发挥了人物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妮娜临时代替丈夫亚历山大去给银行高管谢尔盖做中文翻译，谢尔盖接待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区代表刘先生一行。刘先生生性豪爽，但弱点是好赌，喜欢玩俄罗斯轮盘。刘先生有俄语翻译的需要，为妮娜再次见到谢尔盖提供了机会，也由于他沉浸于赌博需要他们的陪同，又为妮娜和谢尔盖进一步接触和相处提供了时间，因此，这样性格特征的设定，让影片叙事看起来更符合逻辑。

妮娜与谢尔盖陪同中国客人刘先生一行在玩轮盘赌博游戏时，刘先生忘情流连于牌桌不肯结束游戏，谢尔盖对他的判断是“现在刘先生一直在赢，看来是要玩通宵了”。当妮娜在亚历山大的建议下去打保龄球时，妮娜担心翻译的事，谢尔盖说，不用担心，刘先生是个很大胆的人，不用管他。谢尔盖自信很了解刘先生，并且由于刘先生好赌的缺点，对他的轻视和鄙夷也溢于言表。刘先生在影片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却是推进故事进程以及表现妮娜和谢尔盖关系变化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以群体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的中国游客，成为故事展开的重要关系背景和人物现实处境的重要注脚。亚历山大在中国旅游团做导游和翻译，因为有抽成有利可图，一位貌似很有经验导游建议亚历山大说服中国游客在雨天坐游船，说他们不像法国人挑剔，中国人虽然天气不好也有可能去坐船，言外之意是中国人轻信比较容易被说服，中国人的钱好赚。影片中出现中国人的剧情中，除了展现他们的言行之外，也呈现了俄罗斯人对待他们的评价和态度，而这些评价和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每个人物的个性特点、思维习惯和文化背景，是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地铁惊魂》是导演提克洪·康勒涅夫2016年拍摄的恐怖片。一个傍晚，莫斯科最后一班地铁加速驶过地铁站，并消失在黑暗的隧道中，意外发生后地铁车厢几名乘客慌乱中寻求生路，当局知晓后却将这个神秘的事件列为机密试图掩盖事实，而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是消失乘客的几位朋友悄悄开始调查展开营救。在走失的乘客中有一名身穿黑衣的中国男子，这名男子在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时却平静淡定，常常坐在角落里神情肃穆冷眼旁观，沉默不言独自抽着烟。影片有三处表现这位中国男子的场景。一处是当身着怪异服装的女孩举着自拍杆环视拍摄时，黑衣中国男子突然开始生气，伸手将女孩的自拍杆折断了，并且对女孩大喊道：“你们现在的人都有病是吧？不拍照的话厕所都去不了是吧”。当别人询问他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时，黑衣男子说“把你手拿走，要不给你掰掉了”；脾气暴躁，莫名其妙的情绪爆发让同行的其他乘客不明所以无所适从。第二处是黑衣中国男子偶然发现逃生出口，行动前对其他人说“你们可以留在这儿，我走了”随即跳入水中借机逃命。第三处是当达莎溺水昏迷时，其他人慌乱无助地哭泣呼唤，黑衣中国男子上前施救，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使其吐出污水，并进行人工心肺复苏，使达莎恢复了呼吸。关键时刻出手相救为达莎赢得生机，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勇敢、乐于助人的性格特点。

从对手到朋友。《战斗民族养成记》是导演阿卡季·萨赫拉什维利和中国导演夏昊2019年共同拍摄的一部喜剧影片，也是由电视剧《战斗民族养成记》原班人马共同打造的同名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上海小伙彭鹏为了追求真爱远赴俄罗斯，面对彪悍岳父设下的伏特加酒局、冬泳、射杀狗熊等一系列爆笑考验，彭鹏历尽艰辛最终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赢得了岳父的接纳和祝福。影片以主人公彭鹏的视角展现俄罗斯独特的民俗风情，在一系列斗智斗勇的角逐中最终靠着智慧、诚实、善良的品德和能力获得了认可和尊重。作为主角的彭鹏是中医，并且出生于中医世家精通医术，他的特殊身份也集中体现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

人物形象特点及文化背景

以上三部影片涉及到的中国人的身份主要有官员、商人、医生和游客，这也体现了俄罗斯民众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人的主要群体范围。从他们的职业以及在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设定来看，中国人的形象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崛起人民富裕的事实背景。影片《关于爱》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现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地位，但在银行高管谢尔盖毕恭毕敬地接待刘先生，并且耐心陪同刘先生玩俄罗斯轮盘游戏可以看出，刘先生是他们业务往来中很重要的客人。影片多次出现生活窘迫的大学老师亚历山大为了多挣钱而不得不在旅游团做翻译，陪同大批中国游客在俄罗斯游览参观，侧面说明赴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很多。亚历山大试图挽回与妮娜的感情时，满怀憧憬地承诺过毕业之后想到上海工作的打算，到中国工作和生活成为一些俄罗斯人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选择。与此同时，影片也表现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好赌贪婪的奢侈生活，性格方面也存在易于被说服并且缺乏理性判断的特点。

中国人性格特点的刻板化印象。在以上三部影片中，《地铁惊魂》中对中国人正面形象有个别表现，还有中国人参与导演的《战斗民族养成记》直接正面地表现了中国人积极乐观、智慧勇敢的特点，除此之外，其他影片鲜少有对中国人形象有正面评价和塑造。而且影片主角也很少以中国人为主，即使有中国人，也大多是一种参照性、对比性、群体性、背景性的模糊化存在。好赌、炫富、热衷消费、性格暴躁、沉默寡言、爱吸烟、哲学理念过于抽象难懂等等偏负面的评价居多。很难说这种相对负面的刻板印象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国民普遍的精神面貌，但是至少，俄罗斯人视角中的部分中国人的形象存在这样的特征。虽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设置中刻意强化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很常见，但假如只单方面呈现负面评价，人物性格的立体性复杂性未能充分体现的话，则会更加强化人们对中国人形象的某些刻板印象。根据李普曼的理论，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会强化刻板印象，一方面，刻板印象根植于人性的弱点，而拟态环境中包含着某些人性的弱点，而人本身同时存在着某种顽固的精神惰性，刻板印象现成又便捷地满足了人们认识和观察世界的方式。[1]这种精神和思维的惰性导致人们习惯于对世界做刻板化的理解。电影通过虚构故事和激发情感的艺术方式，实现对群体或阶层的形象建构。虽然意识形态不会亲自打开摄影机，但观众会在沉浸故事的同时被更为隐蔽地自动植入相应的理念。刻板印象是人类正常心理认知的一部分，也是跨文化交往中最难克服的问题。刻板印象的形成部分源于媒体的影响以及作品主题导向的需要，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刻板印象。

汉语学习热潮和中国文化的神秘性和独特性。在影片《关于爱》中，从主人公汉学教授亚历山大的身份设定上就体现出，导演试图展现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以及带有几分神秘感和陌生感的中国文化。亚历山大从事与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生活中是一个自私懦弱缺乏理智和责任心的人，在与妮娜的关系中虽然他是受到背叛不忠伤害的一方，但似乎却并没有博得观众的同情，反而却受到各种质疑。亚历山大在给学生上汉语课时，提问妮娜的好朋友拉里萨“如何看待尽孝道和尊师重道？”，拉里萨回答说：“按照中国的老子之道，老师应不应该介入学生的生活，应不应该成为她的缘分”。暗指亚历山大作为老师却娶了自己的学生，满口大道理生活中却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虽然答非所问，却语带双关锋芒毕露，拉里萨对“孝道”“师道”“缘分”等中国文化概念的特殊误读却恰恰对亚历山大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巧妙的讽刺意味，反映了汉语学习热也许只是人们追逐的时髦，由于文化差异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未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质。

他塑与自塑的传播效果

法国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中指出，拉康镜像认同理论中的自我是想象界与象征界的产物，是虚构的异化的，是通过自身之外的镜像认同来完成的。“孩子的自我通过对与其类似的人的认同而形成,而且,这是在同时是隐喻和换喻两种意义上形成的:镜子中的另一个人,只是身体自己的反映,而不是他的身体,他是他的相似。孩子认同自己作为对象。”[2]当以他者视角获得的形象认知与已然形成的自我形象定位发生冲突时，人可能会本能地首先拒绝否认，但同时也会产生自我怀疑进而产生重新审视和再次求证的需求。通常来说，人都期待他人对自己有正面评价，但又希望得到知道他人对自己的真实评价，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是镜像认同及主体自我建构过程中的特殊心理。以他人之口传播自身形象比之于自我传播似乎更为客观真实，但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他者视角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和距离感，评价是否真实客观公允值得讨论，如果过于依赖别人的评价，则也可能失去自我形象管理的主动性。

俄罗斯对中国的形象建构来源于俄罗斯对中国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解，也经历了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接触交往的曲折过程。受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在新时期，两国关系和国际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可能依然延续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认知偏见，“呈现出自愿、主动地为俄罗斯国家战略提供合法化依据的倾向”[3]。

近年来中国在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塑造和维护方面积极发挥更多主观能动性，在影视作品中更多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塑造更为鲜明的体现更多正向价值的中国人形象。《战斗民族养成记》一片试图向公众树立一个聪明勇敢、智慧善良、忠于爱情的中国年轻人的正面形象，但遗憾的是，影片遵循类型片制作模式追求喜剧化效果，“在闯关式的游戏框架中更多突显了俄罗斯文化元素，中方的文化表达欲望没有得到相应满足。影片并没有借助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形象，输出更有说服力的价值观，而是将中国男主人公在影片中置于弱势地位，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造成了主动极尽示好的心理暗示，影片在自我塑造、自我传播的效果方面也许并不尽如人意”。[4]个别电影虽然也有将俄罗斯作为重要的情节展开的物理空间加以表现，但也仅限于对异域空间和独特文化背景的展现，在人物形象塑造打破刻板偏见的努力上影响力似乎也有限。影视作品在自我塑造和自我形象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人自身身上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空间，跳出非黑即白和线性单一思维局限，清楚识别和把握艺术形象产生情感作用力的方向和着力点，更真实更生动地呈现新时代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面貌和气质品格。

结语

俄罗斯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形成，既有以往该国所有文化产品塑造的中国人形象的延续遗留，也有从其他国家媒体（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中获得的间接印象，也有实际生活中接触的中国人留给他们的直接印象。当然，个别电影的偏颇并不能代表整体性的评价，但至少体现了创作者对中国人群体的某种认知局限，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电影的思想内容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存在一定差异，但由于在历史交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两国也经常把对方比作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特别是在俄罗斯与欧美西方世界彻底决裂逐渐需要倚重东亚体系的政治背景下，中俄之间各领域的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电影作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在深化和促进全面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信任方面必将发挥更大作用，中俄电影合作也必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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