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发展理念上的契合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观在生态发展理念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共同秉承着可持续发展理念，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认知。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既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更从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层面，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一）自然生产力的合理利用与生态平衡

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生产力”思想，将自然界的资源视为生产力的天然构成要素。他指出，一切自然资源都是资本增值的必要条件，劳动与自然共同构成财富源泉。自然界为人类的劳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矿产、植物、动物等，而人又通过劳动把这些材料转变为财富。在生产实践中，自然生产力的合理利用直接影响社会物质生产率。良好的自然条件能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生产环境，而过度开发则会破坏生态平衡。马克思强调，大生产第一次使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但这种利用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二）物质循环理论与可持续生产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提出“生产排泄物”与“消费排泄物”的循环利用理论。他们认为，工农业废料、人类代谢产物等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可转化为新资源，减少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浪费。这种循环利用包含双重维度：一是通过“生产排泄物”再利用降低成本，二是通过“降量化生产”从源头减少污染。马克思将后者称为“集约化生产”，即低投入高产出，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这与当代循环经济理念高度契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目的是追逐利润，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而共产主义社会则以使用价值为导向，通过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三）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理想的终极统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唯有变革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在共产主义社会，土地是人类世代共同的财富，人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种论述突破了私有制下的资源占有逻辑。这种社会形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生产不再服务于资本增值，而是满足人类生存与社会需求。这种生态理想的核心在于：只有扬弃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够自觉地管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智慧

（一）“阴阳消长”的循环之道与生态实践

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以“循环、运动、变化”为核心，认为世界是阴阳统一体，其消长规律反映了物质循环的客观法则。《周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将阴阳交替视为天地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这种思想在农业实践中表现为“轮作制”，即通过作物轮换改善土壤结构、防止病虫害，这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可持续利用，又维持了生态平衡。阴阳周而复始，是宇宙的自然规律，而现代工业的线性生产模式（原料-产品-废料）违背了这一规律，导致资源浪费。传统文化中的循环理念为当代设计物质循环利用系统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循环经济”理念跨时空呼应，展现出古代智慧对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

（二）儒家“节用裕民”的生态伦理与实践路径

儒家将节俭视为道德修养与治国之道的核心。孔子主张“奢则不孙，俭则固”，将节俭作为君子德行的标准；孟子提出“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强调按规律与礼制使用资源。在治国层面，儒家倡导“节用而爱人”的为政之道，认为统治者若奢靡浪费，必然导致资源过度索取，进而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荀子更将“节用裕民”上升为“足国之道”，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将资源节约与国家富强、生态平衡紧密结合。在资源利用上，儒家强调“取予有度”，反对“刳胎杀夭”“竭泽而渔”，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伦理，要求保护生物繁殖能力，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这种伦理实践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基，实现了道德修养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

（三）道家“无用之用”的生态智慧与资源转化思想

庄子提出“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辩证命题，为资源利用提供了独特思维路径。他将自然资源分为两类：对日光、雨水等可再生资源主张充分利用，如《庄子·逍遥游》中“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的效率理念；对桂树、柏树等消耗性资源强调“节制开发”，要求“终其天年”地遵循自然规律。更具创新性的是“变废为宝”的转化智慧。他通过栎树作“社树”、大瓠为“腰舟”等案例，阐释了根据事物本性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庄子强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种生态哲学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局限，为挖掘资源潜力提供了辩证思维方法。

三、两种生态理念的契合点与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发展理念的核心逻辑上高度契合：二者都将资源循环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马克思通过“物质循环理论”揭示了工业文明的生态逻辑，中国传统智慧通过“阴阳循环”思想建构了农业文明的生态范式。在价值取向上，二者均反对无节制的资源掠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儒家倡导“取予有度”的资源伦理，道家主张“物尽其用”的转化智慧。在实践路径上，二者共同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提出通过社会制度变革解决生态矛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伦理规范与哲学智慧引导生态实践。

这种契合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双重启示：一方面，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建立以生态可持续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将“阴阳循环”“节用有度”等理念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二者的结合不仅彰显了文明对话的深度价值，更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兼具理论厚度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通化日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69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