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花灯非遗舞蹈传承与秀山洪安旅游互动互补多元交融的可能性研究

摘要：秀山花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舞蹈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著名的人类学家周大鸣先生主编的《边城民族志》提到：茶洞镇和洪安镇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是十分显著的。并提出“行政的边缘，文化的中心”。[1]文章以秀山洪安旅游发展为契机，探讨秀山花灯非遗舞蹈传承与当地旅游产业互动互补、多元交融的可能性。通过分析非遗舞蹈与旅游产业的内在联系，提出以秀山花灯舞蹈演绎《边城》文化内核，在洪安老街打造沉浸式民俗展演场景，在陈列馆与二野司令部驻地旧址注入红色文化基因，在洪安古镇构建“情景交融”的非遗展演体系，并强化传承与旅游的协同机制建设。旨在为秀山花灯非遗舞蹈的“活态传承”探索新路径，同时助力秀山洪安旅游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秀山花灯舞蹈；秀山洪安旅游；互动互补；多元交融；活态传承；乡村振兴

1.非遗舞蹈与旅游的互补共融可能性

秀山素有“山歌之洋”、“歌舞之乡”之誉，以花灯歌舞为代表的民歌民谣、舞蹈、戏曲等魅力四射。秀山花灯民间表演艺术最为典型，《黄杨扁担》、《黄花草》、《蝶双飞》等舞蹈以名扬四海。[2]其中舞蹈中的“跳团团”源于秀山土著民族的祭祀歌舞，[3]秀山花灯舞蹈作为秀山花灯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在传统礼仪节庆中承担着祈福纳祥、凝聚族群的重要功能，更以“且歌且舞”的独特艺术形式在洪安地区彰显着古老传统的文化魅力。本文从三个核心维度探讨非遗舞蹈与旅游的互补共融可能性：

第一，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是洪安与茶洞旅游发展的核心文化IP，其塑造的淳朴民风、优美意境与鲜活人物形象具有极高的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吸引力。以秀山花灯舞蹈为艺术载体，结合《边城》故事情节编创特色展演节目，可为洪安旅游突破同质化竞争提供新的增长点。洪安作为秀山花灯舞蹈的重要起源与传承地，将非遗舞蹈与地域人文深度融合，以《边城》文化为核心打造全域旅游格局，是本文的核心研究方向。

第二，抗战时期，刘邓大军先头部队进驻秀山时遭到攻击，解放军奋起反击、击溃守敌，顺利进入——洪安，为秀山乃至大西南的解放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段红色历史是洪安珍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值得永远铭记与传承。将秀山花灯舞蹈与红色精神相联结，通过艺术化的表达传递红色文化，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与回应，也是展现当代精神风貌、丰富旅游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

第三，洪安古镇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但当前旅游产品多以观光为主，文化体验性不足，难以满足游客深度体验的需求，存在“留客难、消费弱”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非遗舞蹈与旅游的融合为研究切入点，重点阐述秀山花灯非遗舞蹈与洪安旅游互补相融的实践可能性，为洪安旅游产业升级与秀山花灯活态传承提供双重解决方案。

2.秀山洪安旅游地与秀山非遗舞蹈实现共融的具体措施

2.1以秀山花灯舞蹈演绎《边城》文化内核

秀山花灯，是流行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民俗活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是集歌、舞、戏较综合的一种形式，在表演上拥有一套完整的程式：设灯堂、启灯（请灯）、跳灯、辞灯。[3]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古老仪式逐渐脱离大众生活场景，其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彰显。非遗文化具有“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的地域性特征[4]，在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秀山花灯舞蹈的古老仪式已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面临传承断层的风险。

洪安作为《边城》的原型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与地理优势。通过整合这些资源，构建以《边城》为主题的秀山花灯舞蹈展演体系，运用服饰、道具、化妆等艺术手段，结合先进的声、光、电科技打造沉浸式舞台空间，将《边城》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淳朴的民风民俗、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含蓄深沉的爱情叙事，以秀山花灯舞蹈的艺术形式生动呈现，既能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精神文化滋养，丰富旅游体验内容，又能有效弘扬地方特色文化，破解洪安旅游“留客难、消费弱”的现实困境，增强旅游核心竞争力。以下结合秀山洪安的三大核心地理标志，提出与秀山花灯舞蹈的具体共融建议：

2.1.1洪安老街：打造沉浸式民俗展演场景

洪安老街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曾是渝、黔两地物资运输的重要集散地，见证了区域商贸的繁荣历史。老街的百年古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吊脚楼、翘角屋顶、木格窗花及旧时商铺等建筑元素，集中展现了渝东南地区的地域性建筑风格，既是土家族、苗族风情的重要地理标志，也是承载《边城》意境的核心空间。

在老街场景中融入秀山花灯舞蹈，可通过“文创+展演”的模式实现文化赋能。以《边城》中翠翠、爷爷的人物形象为原型，结合秀山花灯舞蹈的经典动作进行创新演绎。选取“犀牛望月”“靠膝”“膝上栽花”等具有强互动性的花灯舞蹈基础动作，注入《边城》人物的情感与生活情节，塑造爷爷（对应花灯舞蹈中“赖花子”形象）与翠翠（对应花灯舞蹈中“幺妹子”形象）的双人花灯表演造型，生动展现祖孙二人嬉戏、相伴的生活场景。同时，将这些表演造型与老街古香古色的建筑环境有机结合，在老街的关键节点设置固定展演点，演员身着融入土家族、苗族服饰元素的表演服装，在游客游览路径中自然呈现，营造“人在景中、景在舞中”的沉浸式街景展演氛围，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度感受非遗文化与地域风情的交融之美。

2.1.2陈列馆与二野司令部驻地旧址：注入红色文化基因

1949年11月6日，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一0六团先头部队从湖南花垣直抵茶洞，洪安即将迎来解放。“基于红色精神的时代内涵，其包括了地方性审美经验与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呈现地域性特征”。[5]挖掘红色文化素材，将其融入秀山花灯舞蹈创作，既是非遗舞蹈与旅游融合的重要突破点，也是红色文化创新传播的有效路径。

笔者通过梳理近60年的秀山花灯舞蹈创作历程发现，仅有1970年创作的《送草鞋》属于红色题材作品，红色文化与花灯舞蹈的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巨大的创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秀山花灯舞蹈作为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古老艺术形式，其欢快、质朴的艺术风格与红色精神中“扎根人民、奋勇拼搏”的内涵具有内在契合性——红色精神既包含地方性审美经验，也承载着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呈现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将红色故事、红色地理标志与秀山花灯舞蹈元素相结合，可有效提升洪安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感染力。

具体而言，可提取秀山花灯舞蹈中具有力量感、集体感的经典动作素材，结合洪安解放过程中的关键历史场景（如“大军渡江”“民众支援”“战地休整”等）进行艺术创作，打造《解放洪安》《边城红韵》等红色主题花灯舞蹈作品。在陈列馆与二野司令部驻地旧址设置专属展演区，采用“静态展览+动态表演”相结合的模式，让游客在参观历史文物、聆听革命故事的同时，通过舞蹈艺术直观感受红色历史的波澜壮阔，实现红色文化的沉浸式传播。同时，可邀请当地老战士、党史专家参与创作指导，确保红色故事的真实性与严肃性，避免过度艺术化改编导致历史失真。

2.1.3洪安古镇：构建“情景交融”的非遗展演体系

洪安古镇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种类丰富，非物质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浓郁，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6]除核心非遗项目秀山花灯民间舞蹈外，古镇还留存有土家摆手舞、摇八苞、苗族芦笙舞等多元表演艺术形式；而沈从文《边城》所代表的边城文化，作为“口头传说和历史事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花灯舞蹈共同构成了古镇的核心文化资产，为非遗与旅游的融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沈从文先生在小说中对洪安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提升了游客对这里的心理期待，游客不仅希望欣赏自然风光，更渴望近距离感受《边城》中善良的爷爷、美丽的翠翠等人物所承载的文化意境。

其一，实现人物角色与舞蹈形象的深度契合。《边城》开篇描述：“有一个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一人物设定与秀山花灯“二人转”的角色结构高度契合——爷爷与翠翠可对应花灯舞蹈中男扮女装的旦角（幺妹子）与丑角（赖花子）。以秀山花灯舞蹈的原始角色为基础，深入挖掘《边城》人物的性格特质与情感内核，将翠翠的纯真善良、爷爷的慈爱宽厚通过花灯舞蹈的肢体语言、表情神态进行精准表达，为赖花子和幺妹子的传统形象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实现非遗艺术与文学IP的有机融合。

其二，打造“舟船—流水—人家”的沉浸式展演空间。洪安古镇背靠九龙山，面临清溪江、洪安河，埠头、民居、古街依水有机连接，成为“舟船、流水、人家”的边城水乡空间。[7]这一自然景观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映照，也是《边城》意境的核心载体。在展演空间打造中，可充分利用这一独特资源，在自然景观基础上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增强意境感，构建立体化的展演空间——将古镇内的渔船、渡船改造为移动舞台，让爷爷与翠翠的双人花灯舞蹈在船上自然呈现，还原《边城》人物“以船为家、与水为伴”的原始生活状态；同时，以天保、傩送为创作原型，塑造花灯男子群舞，通过群舞的队形变化展现兄弟二人的性格差异与情感纠葛，丰富展演形式与内容层次。

其三，注重舞蹈意境与情感内核的双重营造。“舟船、流水、人家”这三者的结合，还要注重意境的打造。“意境”一词由唐朝诗人王昌龄首创，他对境界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创析。晚唐诗人司空图揭示了意境的重要特征，要达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8]将朴实的自然环境升华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美景”，满足游客对《边城》意境的心理期待。舞蹈意境，是指舞蹈作品中塑造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及引发观众的审美想象空间，意与境、情与景有机融合所达到的艺术境界。[9]在爷爷与翠翠双人花灯舞蹈的演绎中，既要注重外在景观的沉浸式打造，更要深入挖掘人物的情感内核——舞蹈作为表情艺术，情感是其灵魂所在。通过细腻的肢体语言传递祖孙之间的亲情、翠翠对爱情的懵懂向往，让游客在欣赏舞蹈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唯有实现景观与情感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彰显秀山花灯舞蹈的传承意义与艺术价值。

2.2强化传承与旅游的协同机制建设

建立非遗传承人与旅游景区的合作机制：邀请秀山花灯非遗传承人参与旅游展演节目编创，确保舞蹈动作、表演程式等核心元素的原真性，同时鼓励传承人根据旅游场景需求进行适度创新，平衡非遗的“文化本真性”与旅游的“体验适配性”。景区为传承人提供固定展演场地、薪酬保障及专业培训机会，激发传承人参与旅游融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打造非遗研学旅游产品：结合洪安古镇的文化资源，开发秀山花灯研学课程体系，设置花灯舞蹈基础动作学习、服饰道具制作、民俗仪式体验等实践环节，让游客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加深对非遗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同时，与周边院校、文旅机构建立合作，将洪安打造为非遗研学实践基地，拓宽非遗传承的受众群体与传播渠道。

加强宣传推广与品牌塑造：整合线上线下宣传渠道，通过短视频平台、旅游App、社交媒体等推送秀山花灯舞蹈与《边城》文化、红色文化结合的展演片段及幕后故事，吸引潜在游客；设计非遗主题旅游纪念品（如花灯舞蹈造型玩偶、服饰纹样文创产品、舞蹈动作教学手册等），延伸旅游产业链，提升非遗与旅游融合的经济效益与文化影响力。

3.结语

秀山花灯非遗舞蹈源于民众日常生活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地域文化、民族精神的承载与表达。景区通过场景复原、艺术编创等方式，既还原了非遗舞蹈的原始形态与文化内涵，又结合旅游消费需求进行了创新性转化，从旅游者的欣赏与体验视角解读非遗文化，让游客在身心沉浸中感受非遗舞蹈的视觉魅力与文化底蕴，实现了非遗舞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重价值。

当前，非遗舞蹈的传承模式多以院校课堂传授为主，观赏者以业内专家及同行居多，表演场地集中于剧场或室内舞台，受众群体相对狭窄，传承活力不足。将非遗舞蹈融入旅游场景，不仅能显著扩大该舞种的观赏受众与传播范围，更能增强当地民众对本民族舞蹈的文化认同与传承意识，构建“旅游赋能非遗传承、非遗丰富旅游内涵”的良性互动格局。这种融合模式既为洪安旅游产业升级提供了文化支撑，也为秀山花灯的活态传承开辟了新路径，更为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对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