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认知与接受研究——基于江西高校的实证调查

摘  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先进分子、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取之不尽的丰富内涵与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其在高校的传播直接影响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本文运用符号学理论和传播学“认知—态度—行为”模式，构建“符号生成—传播渠道—受众解码—认知态度”分析框架，选取1180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数据处理的方式，探究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认知水平、态度倾向以及影响因素，并从符号编码、传播渠道、反馈机制层面构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高校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能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符号学；红色文化；认知与态度；高校传播

　　引言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是高校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资源。［1］然而，在媒介融合、价值多元的当代传播语境下，红色文化在高校的传播面临形式单调、内容刻板、受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问题。

　　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系统与意义传递的学科，以其阐释红色文化传播的“编码—解码”过程具有合理性。红色文化是由若干具象符号（井冈山、红旗、革命歌曲等）和抽象符号（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组成的符号复合体。［2］大学生作为红色文化符号的解码者，其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认识与态度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当前有关红色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多从传播者或内容方面入手，从受众认知及符号解码这个层面来展开论述的较少。本文以江西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来探讨以下问题：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认识状态；大学生对红色文化传播的态度与行为意向特征；认知水平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优化红色文化传播策略。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红色文化传播的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红色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路径、媒介策略和教育价值等方面。曾振华（2008）认为，要注重从传播规律、传播意识、传播理念等方面优化红色文化传播；毕耕、谭圣洁（2016）指出，全媒体时代下应该打造多传播渠道深度融合的路径方式；邓鹏（2020）认为，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关键资源。虽然已有部分研究试图从受众视角、认知角度去认识红色文化，但缺少从受众认知及符号解码的角度对红色文化传播的探讨，也缺乏符号学理论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

　　2.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理论融合

　　“编码—解码”理论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归于一定的符号系统，符号的意义只有通过编码与解码才能实现（Saussure，1916）。红色文化中的红色旗号、革命遗址等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要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下才能被完整准确解读。如果编码与解码间有语境差异或符号阻隔，就会造成传播失败（Hall，1980）。本文运用符号学与传播学5W模型，将红色文化传播过程抽象成“符号生成—传播渠道—受众解码—认知态度”，为解释红色文化传播过程搭建起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模型。

　　3.认知与态度的测量维度

　　社会心理学认为，认知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态度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是否满意而形成的内心观点和行为的取向（Ajzen，1991）。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以识别符号能力、掌握符号程度，以及情感上的认同程度、行为上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对传播的支持或反对行为，作为红色文化态度的表现形式，通过构建“认知—情感—行为意向”的测量体系，实现对红色文化传播效果的多维度评估。

　　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于2025年3至7月对江西省南昌工学院等7所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180份，其中有效问卷1143份，有效回收率96.8%。样本构成为：男性36.7%，女性63.3%；大一至大四分别占9.8%、49.0%、25.0%、14.4%；文史类38.2%，理工类61.8%；党员15.6%，共青团员74.3%，群众10.1%，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测量工具

　　问卷包括四个部分：

　　基本信息（性别、年级、专业等）；红色文化符号认知（如红色精神、四大摇篮等）；传播形式偏好（实景演出、影视、戏剧等）；认知与态度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具有良好信度）。

　　3.数据分析

　　使用相关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以揭示变量间关系。

　　研究发现与讨论

　　1.红色文化符号认知的结构性特征

　　调查显示，95.2%的受访者可以正确识别江西红色文化符号，但对“四大摇篮”的知晓率为24.6%，呈现“表层识别强，深层理解弱”的情况。这说明符号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疏离，编码方和解码方间语境脱节。文史类学生“很了解”的为42.5％，略高于理工类学生；党员群体“很了解”的占38.9％，而团员、群众分别只有3.8％、6.2％。这符合文化资本理论中关于知识构成和文化资本构成对接可知的程度差异的观点，即个体的知识结构及其文化资本的程度均影响着个体对于红色文化符号的解码程度。

　　2.传播形式偏好与符号承载能力的关系

　　在传播形式的偏好中，选择实践研学的占47.4%，影视作品占30.6%，而理论讲座仅有6.5%。原因在于不同的符号化载体会给受众带来不同的代入感，实践研学及影视作品依托于综合性的多符号载体，相较理论讲座，对当代大学生的认知体验和认知理解更加贴近且友好，因此传播效果也相对

　　较好。

　　3.“认知—态度—行为”的关联机制

　　认知水平越高，学生越认同红色文化并愿意主动传播。相关内容分析发现，对红色精神了解很多的学生中，有95.2%

　　认为红色文化具有现代意义，77.8%“非常愿意”主动传播红色文化，远高于认知水平低者。由此可知，“认知—态度—行为”对红色文化传播同样适用，即提升认知有助于增强情感认同和行为转化。

　　4.传播效果评价与符号解码困境

　　过半学生认为当前红色文化在高校传播存在“方式单一”（57.2%）、“受众不广泛”（55.2%）等问题，尤其是认知水平中等学生的批判意识更突出，对传播方式的不满意程度最大。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他们所期待看到的并不等于事实上提供的。由此可见，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种倾向反映了传播者选择的符号系统，并没有与接收者的解码语境对应上。

　　符号学视角下的传播困境

　　与出路探析

　　1.符号解码的语境隔阂

　　红色文化符号大多源于革命年代，其能指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经验存在时空隔阂。［3］若传播者仅重复符号能指（如口号、标志），而未构建共通的解码语境，则易导致符号意义流失，形成“识其形而不解其意”的表层认知。

　　2.传播渠道的符号承载能力差异

　　各媒介符号的负载量不一，实景演出、影视作品主要借助多感官符号营造沉浸感，传统讲座借助语言符号居多，需要观众自身去破译。因此高校应该倾向于选择拥有较高符号容量的媒介，用多模态的符号对信息更多地转码、打包和投射。

　　3.从符号灌输到符号共情的转变

　　红色文化传播不能是纯粹的单向符号传递，而要在互动体验中激活学生的情感共鸣，完成意义创造，使学生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解码”。这需要在符号传递的过程中体现以解码者为主体的观念，注重在符号传递过程中引发解码者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共识。

　　对策建议

　　1.优化符号编码，增强时代适配性

　　推动红色文化符号系统向现代化转译［4］，使革命历史语境下的符号能在当下的青年文化土壤中扎根萌芽。具体策略上，可采用“红色故事+国潮+动漫+短视频”的方式，形成“红色IP动漫系列”“革命者Vlog”等新符号；同时运用情景再现、口述历史和纪实访谈等方式再现语境，将距离当今时代久远的历史事件，移步换景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以更贴近当代人的时空坐标重塑符号表现的空间，唤起符号所指的精神内涵，让当代青年认同。

　　2.创新传播载体，提升符号互动性

　　建立“虚实融合，内外联通”的传播矩阵［5］。实体层面，把红色研学纳入实践教学体系，设计走读式、任务式红色路线；虚拟层面，利用VR与AR、数字孪生、云端展馆等开发“VR重走长征路”“AR红色剧本杀”等场景，并引领学生参与其中，促进由表及里的认同和同化，从而真正实现从观看到沉浸、从接收到共创的转变。

　　3.构建“传播—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

　　建立常态化的、制度化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根据研究对象的变化，定期采用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行为追踪等方式对学生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认知态度、态度倾向、参与愿望等情况进行监测，依据监测结果及时进行编码策略以及媒介选择的调整。鼓励学生从“受众”变为“传播共建者”，以制作红色微视频、设计文创产品、举办红色主题演讲比赛等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符号再生产的活动，在“编码—解码”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符号的意义理解，完善传播效果，实现良性循环。

　　4.强化认同内化，推动“认知—情感—行为”一体融合

　　构建“认知建构—情感认同—行为转化”三位一体的传播生态。在认知上，结合课程和开展跨学科的交流对话，把红色文化融入通识教育、专业课教学；在情感上，运用艺术展演、红色音乐节、戏剧工作坊等美育手段，唤醒学生群体的集体记忆，形成情感上的共同体意识；在行为上，设置红色践行项目，建立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景点推介团等，通过参与红色文化传播实践，把一种符号表层转化为学生自身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将红色文化传播从入眼入耳升格到入脑入心。

　　结语

　　本研究结合符号学理论和实证调查方法，梳理了红色文化在高校传播中符号认知浅表化、传播形式传统化、解码语境隔阂等现象，探究了认知深度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知、态度的影响以及符号容量和互动性对提高大学生解码效能的作用，并以“编码—解码”理论为基础，提出高校红色文化传播需要在符号的现代化转译、媒介融合、受众共情等方面发力，实现红色文化传播的“认知—情感—行为”一体化，做到红色文化入脑入心。本研究目前只针对江西省内高校开展调查，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还可扩大样本量到其他不同区域，以检验符号学解释框架的普适性。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