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西域书写中的民族和睦与文化认同

摘  要：唐诗诞生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诗中有大量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特别是与西域相关的书写非常丰富。本文通过对涉及西域的诗歌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相关历史资料的佐证，梳理出了唐诗西域书写中反映的唐朝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事实，分析了诗歌中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理想在西域的实现，各族群众之间的友好和睦往来，以及西域各族群众对中原汉语文化的倾慕和认同，也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关键词：唐诗；西域书写；民族和睦

　　自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以来，到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正式将西域纳入统治范围，使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日益频繁。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大融合时期，至唐朝，唐太宗和武则天先后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由此，西域与中原的往来更加密切，西域及其相关的事物，更加频繁地融入唐人的生活，成为文学作品书写的对象，使得唐诗中与西域相关的书写空前繁荣。

　　唐诗中对西域的相关书写范围，从地理上看，涉及广义的西域事物，但是主体部分仍然与狭义的西域密切相关，即阳关、玉门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基本与《汉书·西域传》吻合。从内容上看，包含与西域相关的民族往来、人口迁移、地理山川、文化艺术、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从作者来看，包含亲历过西域的诗人、将领、游客和学童，也包括未到西域却在生活中见识过西域物产的众多诗人。唐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各民族的文化因子互相碰撞、吸收与融合，也促使唐诗形成了繁荣多元的格局。唐诗西域书写中也因此保留着丰富的西域各民族与唐王朝交流交往交融的印记。

　　首先，唐朝国力强盛，民族观开放包容，许多诗人乃至帝王的诗歌可以证明。王维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写了早朝时群臣与异邦诸国使节朝见天子的庄严气象，“万国衣冠”呈现出唐朝与周边民族友好和睦往来的状态。柳宗元诗“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乐府杂曲·鼓吹铙歌·高昌》），“天可汗”表达了当时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高度认可，反映出当时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唐太宗诗“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正日临朝》），“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均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开放包容的民族观念。再结合相关史料来看，《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又同书卷一九七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2]面对战争，唐太宗非常谨慎，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尽量避免发动战争，避免因穷兵黩武造成亡国的结果，他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3]贞观初年，唐太宗接受温彦博的建议，采用怀柔之法对待少数民族，接纳降服的民族并给予优惠政策。杜甫诗中有“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其六》），“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留花门》），便是对怀柔观念的表达，要追求民族间的和平与友好往来，仅仅依靠武力威慑是行不通的，真心实意的接纳与包容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与拥护，从而维护和平的统治。

　　在现实层面，唐朝允许异族内附、入境居住、通婚、参政做官等，还保护商贸往来，接纳传教留学，从法律上确保胡汉地位平等，加之唐朝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繁荣，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慕华来华，进一步保障了唐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确保了各民族在唐朝的治理下和睦友好的生活。

　　其次，唐朝追求的民族和睦与和平的理想在西域曾经实现。岑参作为两度亲历西域的诗人，对西域有大量的实地书写，诗歌描写较为可信。其诗云“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首秋轮台》），“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却笑霍嫖姚，区区徒尔为”（《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反映了当时西域边疆没有战争侵扰，生活安定和平的景象。“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没有战事，诗人寄情于歌舞与抚剑的场景。《新唐书·吐蕃传下》说“太宗……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碛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4]，《旧唐书·玄宗纪下》也说“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5]，诗歌中对西域和平的描写与史料记载基本一致，可见唐王朝对各民族和平理想的追求在西域得到了实现。

　　唐朝对西域的管辖措施，除了设置安西和北庭都护府，还实行了羁縻州制度，其中包含西域的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等地区。羁縻州制度允许民族地区自主处理内部事务，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质，其所覆盖的区域，皆归

　　属于唐王朝管辖，同时唐朝也派驻军队维护当地的安定和平。岑参从军西域，有大量诗歌反映当地军营各民族的和睦友好。“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一诗为岑参在北庭任职期间所作，诗中“纵博”指以骑马射猎为赌，“单于”指的是唐军中的少数民族将领，在九月的严寒中，各族将士们纵博取乐，热情欢乐，也表现了军中之戏的英雄豪武气概。军营里的将士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在语言、文字和习俗方面存在差异，岑参诗中也明确提到了“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轮台即事》）。尽管如此，将士们能够互相学习各民族的语言和乐器，也能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如“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均描写了宴席上不同民族将领欢聚一堂，互相学习各民族语言，演奏民族乐器，语言相通，气氛融洽，也歌颂了边境的安宁。“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表明在军中民族交往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种友好的民族感情还体现在对普通少数民族百姓的关爱中。“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戏问花门酒家翁》），该诗写于凉州，“花门”一说是客舍名“花门楼”，另外“花门”在唐朝也特指回纥，凉州又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诗人说榆叶似钱要拿来换酒喝的戏谑，姑且可以理解为岑参对待少数民族百姓的友好热情。这些诗歌都从文艺的角度，描绘了当时西域各族民众长期友好交往的事实，可以说岑参的诗歌，恰好是对西域各民族和平和睦、友好往来的文艺表达。

　　西域的和平与民族和睦，来自各民族将领、官员的守护和治理。唐朝接纳少数民族入华为官，“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6]，唐朝不少边地将领出自少数民族，比如高仙芝原本是高丽人，少年随父亲至安西，逐渐建立军功、镇守边疆。尉迟胜作为于阗质子到长安，安史之乱时曾亲自带兵帮助平乱，后放弃于阗王位留居长安。阿史那献作为西突厥可汗的嫡亲，担任北庭大都护，镇守西域，效忠唐王朝。此外还有大量蕃将，正如高适诗歌所写“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上异姓王”（《九曲词》其一），不一而足。据此可以揣测，西域边疆的军营中，一定有不少来自各民族的将领和士兵，他们与汉族将士们共同保卫家园，维护国家统一。另外，还有一些长期管理西域的官员，他们长期经营西域事务，熟悉西域的山川风物和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任职期间，他们殚精竭虑、惠边爱民，其品行和政绩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深受各族百姓爱戴。《旧唐书·西戎传》记载田扬名、郭元振、张孝悬、杜通曾任安西都护，“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7]，张说在《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写到郭元振离开西域时，西域各族百姓悲伤号哭、百里送别，试图挽留的情景，“安西士庶，诸蕃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请留”[8]，《旧唐书》记载谢叔方曾任西、伊二州刺史，“善绥边镇，胡戎爱而敬之，如事严父”[9]。杜暹在安西任职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10]，正是在各族将领和官员的治理下，西域各族民众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呈现出和平繁荣的景象。

　　最后，西域各族群众除了生活中的和睦友好，还非常喜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唐宣宗在祭悼白居易时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夸赞白居易诗歌成就之高，传唱广泛，深入人心。其中，“胡儿”在当时多指西域的少数民族，从魏晋以来至隋唐，大量西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使“胡儿能唱琵琶篇”成为可能，可见白居易的诗歌深受各阶层、各民族的喜爱，更反映出当时胡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语文化的影响，从而能读懂且欣赏诗歌艺术。早在白居易之前，岑参的诗歌也受到各族民众的喜爱。杜确在《岑嘉州诗集序》中写到岑参的诗歌时如是表述：“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11]岑参的许多诗歌内容本身也反映出当时西域民族和睦、风土人情等情况，加之各族群众纷纷传唱和学习，把唐诗当作精神食粮，足以说明西域少数民族对中原的汉语文化具有较高的接受和认同。当然，吐鲁番出土的私塾学生卜天寿抄写的诗歌也能佐证这一点。随着唐朝对西域的管理，中原的文化教育也在西域推广实施。吐鲁番地区的学童学习中原文化，包括文字、诗歌、书法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西域人进入中原，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因此，唐诗中也深刻地反映出西域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倾慕与认同。

　　在唐朝大一统的民族融合背景下，诗歌中反映了唐朝对各民族友好往来的美好愿景，亲历过西域的诗人实地描写了西域当地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与民族和睦，还有不少诗歌反映出西域各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和倾慕。此外，还有诸多内容本文没有涉及，比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生活习俗和歌舞艺术方面的融合，包括饮食、服饰、建筑、节庆、乐器、舞蹈等内容，其中也必然蕴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留待后续进行更加翔实细致的考察。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