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的家庭语言教育困境与优化路径

摘  要：家庭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研究的微观核心领域，家庭也是儿童语言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载体。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行的背景下，隔代教养已成为乡村学前留守儿童最主要的养育模式，其家庭语言教育直接关系到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以及教育公平的实现。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立足家庭语言规划视角，系统梳理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剖析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隔代教养场景下，乡村学前留守儿童家庭语言教育存在语言实践失衡、语言信念滞后、语言管理缺失三重困境；其成因在于监护人语言素养不足、家园协同指导缺位、社会语言资源供给失衡。基于此，本文从家庭践行、园所指导、社会支撑三个层面提出优化策略，以期平衡乡村隔代教养家庭的语言关系，促进学前留守儿童语言能力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家庭语言规划；语言态度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乡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1]，3—6岁乡村学前留守儿童规模保持稳定，隔代教养成为该群体最主要的监护与养育模式。家庭作为语言延续和保存的基础场域，家庭语言教育直接决定学前儿童语言习得的质量与效果，亦是家庭语言规划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既有研究表明，乡村隔代教养家庭受监护人语言习惯、教育观念、语言态度的制约，在家庭语言选择、语言教育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导致学前留守儿童语言发展滞后、语言能力失衡，进一步拉大城乡儿童语言发展差距，“成为教育共同富裕推进中的薄弱环节”[2]。

　　当前，学界针对留守儿童语言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学龄群体，针对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的语言教育专项探讨相对较少，且尚未充分立足家庭语言规划视角进行系统分析。本研究依托家庭语言规划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剖析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面临的困境、成因及优化路径，为乡村学前留守儿童家庭语言教育提供了实践参考。

　　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的现实困境

　　从家庭语言规划的实践维度来看，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的困境，集中体现为语言实践、语言信念、语言管理三个层面的失衡，与汉民族家庭中国家通用语言与方言的不对等关系高度契合[3]。

　　☆方言惯性占据主导

　　语言实践作为家庭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家庭语言教育的直接载体，在乡村隔代教养家庭中，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状态。其一，国家通用语言输入量少质弱[4]。祖辈监护人将核心精力置于儿童生活照料上，日常语言交流仅局限于饮食、安全等基础生活指令，词汇单一、句式简单，无法为儿童提供规范、丰富的普通话语言刺激，语言互动的频次与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5]。其二，祖辈监护人普遍受方言使用习惯的影响，普通话听说能力较为薄弱，家庭日常交流均以方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场景极为匮乏。儿童仅能在幼儿园接触到规范的普通话，家庭与校园的语言环境相互割裂。其三，隔代教养家庭几乎未开展亲子共读、故事讲述、语言游戏等拓展性语言活动，儿童缺乏词汇积累和表达训练的实践场景，家庭语言实践形式高度单一。

　　☆语言态度缺乏理性

　　家庭核心成员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决定了他们的语言选择以及语言教育行为，这也是家庭语言规划的核心影响因素。在乡村隔代教养家庭中，语言信念普遍滞后，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其一，祖辈监护人将“吃饱穿暖、安全无虞”作为养育核心，完全忽视学前阶段语言关键期的教育价值，认为儿童语言能力会随年龄自然形成，缺乏主动开展语言教育的意识[6]。其二，部分祖辈将家庭语言教育简单等同于识字和书写教学，忽视了口语表达、倾听能力以及语用习惯的培养，这违背了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规律。其三，祖辈监护人觉得方言足以满足日常交流需要，忽视了普通话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价值，对儿童学习、使用普通话持消极态度，缺乏理性的语言规划意识。

　　☆家庭语言规划缺位

　　语言管理是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保障，它直接影响着家庭语言教育的实施效果。在乡村隔代教养家庭中，普遍存在语言管理缺失的问题。其一，在乡村学前留守儿童的家庭里，绘本、儿童读物、有声材料等普通话学习资源几乎为零，且没有固定的语言学习与阅读场景，家庭语言教育缺乏物质层面的支撑。其二，外出务工父母仅关注儿童物质供给，未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开展远程普通话互动与引导，将语言教育责任完全转移给祖辈，家庭语言管理的核心主体缺位[7]。其三，隔代教养家庭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选择与语言教育规划，语言教育呈现出随意化、碎片化的特征，既没有固定的互动时间，也没有明确的教育内容和训练方式，完全依赖祖辈的自发行为。

　　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困境的成因剖析

　　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面临的多重困境，是家庭内部因素与社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这既源于监护人的语言素养和语言态度，也受到家园协同状况、社会资源供给等外部条件的制约。

　　☆监护人语言素养不足导致语言教育主体缺位

　　从家庭内部来看，一方面，乡村祖辈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普通话表达不规范，缺乏对家庭语言规划、学前儿童语言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既无能力也无方法开展系统的普通话语言教育，方言使用惯性难以改变[8]。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父母受物理距离与教育认知双重制约，未意识到自身在家庭语言规划中的主导作用，将语言选择、语言教育责任全部推给祖辈，未履行远程语言监督、引导、管理的职责，导致家庭语言教育失去支撑。

　　☆语言教育的家园协同指导薄弱

　　幼儿园是衔接家庭语言教育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关键载体，但其专业指导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其一，乡村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指导大多面向全体家长，没有针对隔代教养家庭设计专属的普通话教育以及家庭语言规划指导内容。其二，祖辈受文化水平、交通条件、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极少参与幼儿园的语言教育专题培训，无法获取科学的家庭语言教育方法。其三，幼儿园教师与祖辈的沟通仅停留在儿童安全、出勤等层面，没有针对儿童语言发展、家庭语言实践开展沟通与个性化指导。

　　☆社会语言资源供给失衡

　　从社会外部环境来看，公共资源与政策引导的缺失加剧了家庭语言教育困境[8]。其一，乡村社区缺乏儿童图书馆、阅读角等公共服务设施，无法为隔代教养家庭补充语言学习资源，致使家庭语言教育缺少外部支撑。其二，现有的留守儿童关爱政策大多聚焦于心理健康、生活保障方面，未将学前留守儿童的家庭语言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纳入专项扶持范围，政策精准度有待提升。其三，高校、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较少涉足乡村留守幼儿家庭语言教育领域，未能为隔代教养家庭提供专业的语言规划指导与资源支持。

　　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的优化路径

　　要平衡乡村隔代教养家庭的语言关系、优化家庭语言教育，需立足家庭语言规划的核心要求，从家庭实践、园所指导、社会支撑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与家庭语言实践的有机融合。

　　☆强化家庭语言教育意识

　　家庭是语言规划的核心场域，需同步激活祖辈与父母双主体作用[9]。其一，祖辈转变语言态度，提高普通话实践能力，主动弱化使用方言的习惯，尽可能用普通话与儿童交流，增加日常语言互动的频次，依托生活场景开展简单的语言训练，理性开展家庭语言教育。其二，父母履行主导责任，强化远程语言引导，固定每日视频通话时间，通过线上方式开展亲子共读、普通话交流活动，主动监督、引导家庭语言选择和语言教育，发挥家庭语言规划的核心作用。其三，构建简易的家庭语言规划，明确普通话作为家庭核心交际语言，固定每日语言互动时间，让语言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健全家园语言协同机制

　　幼儿园应承担起家庭语言规划专业指导的核心职责，为隔代教养家庭提供精准服务。其一，采用简易培训、手册推送、短视频教学等轻量化方式，向祖辈普及普通话教育方法以及家庭语言规划知识，提升监护人的语言教育能力。其二，为留守幼儿家庭配送绘本、儿歌、普通话音频等简易语言资源，降低家庭开展语言教育的实施门槛。其三，教师定期与祖辈沟通儿童的语言发展情况，开展一对一的普通话教育指导，推动幼儿园语言教育与家庭语言实践有效衔接。

　　☆完善语言教育资源供给

　　社会层面需要为乡村隔代教养家庭的语言教育提供兜底保障，优化家庭语言规划的外部环境。其一，在社区、村委会设置儿童阅读角、图书漂流点等，免费向留守幼儿开放普通话学习资源，弥补家庭语言资源的不足。其二，将学前留守儿童家庭语言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纳入乡村教育振兴政策体系，在专项资源和经费上予以倾斜，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其三，鼓励高校、公益组织开展线上普通话辅导、志愿者陪伴阅读等服务，为隔代教养家庭提供专业的语言规划指导，形成社会支持的合力。

　　结语

　　家庭语言规划是微观语言生活的核心内容[10]，隔代教养家庭则是乡村学前留守儿童语言教育的核心场域。当前，乡村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面临着语言实践失衡、语言信念滞后、语言管理缺失等困境，这本质上是家庭语言规划失序的直接体现，其根源在于家庭、园所、社会等多层因素的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学前阶段是儿童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优化乡村学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家庭的语言教育，既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微观实践，也是构建优质均衡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文献研究，系统梳理了乡村隔代教养家庭语言教育面临的困境、成因以及优化路径，为乡村隔代教养家庭的语言规划提供了理论参考。

　　未来，需进一步聚焦家庭语言规划的微观实践，推动家庭、园所、社会协同发力，平衡家庭语言关系，为乡村学前留守儿童营造规范、优质的语言成长环境。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