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苗族鼓舞

摘要：苗族鼓舞承载着苗族悠久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追溯苗族鼓舞的源流，从迁徙中的鼓、仪式中的鼓、史料中的鼓厘清其发展脉络。并从多元与多维双重视角展开论述，多元性体现于湘西与黔东南两地因地理环境、文化生态差异而形成的风格迥异的鼓舞形态；多维性则体现于鼓在传信、祭祀、娱乐等多重功能维度，以及作为文化符号与场域边界等的文化维度。

关键词：苗族鼓舞；文化传承；非遗保护；文化保护

苗族所居一方隆起万千锦绣，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其聚居区分布较为杂散，多处于依山傍水之处，得天独厚的生态地理环境为苗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文化土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苗族文化与风土人情。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上古时期就以种植水稻为生，重视农业生产，曾以树叶为衣，以树木或岩洞为家，较早掌握织染技术并进行产品交换。苗族聚居区与土家族、侗族、瑶族等民族的聚居区分布毗邻，长期呈现出交错杂居的格局。历史上，各民族间通过经济互通、婚姻缔结、习俗互鉴等方式，形成了文化交融共生的密切关系。在长期发展中，宗教信仰、节庆仪式、音乐舞蹈等方面相互影响、彼此吸纳，既保持了各自独有的民族文化特质，又积淀了诸多共通的文化元素。同时，苗族也与汉族交往密切，在抗战时期曾参与多次革命斗争，为祖国做出艰苦卓绝的贡献。

苗族舞蹈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如芦笙舞、鼓舞、古瓢舞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苗族的鼓舞，湘西地区苗族鼓舞是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产生于苗族古老的祭祀活动，随祭祀活动流传。

1.苗族鼓舞之源

苗族鼓舞是我国各民族舞蹈中独具特色的一种，流传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吉首市、凤凰县、泸溪县等地区，以及贵州东南地区的台江镇等地。木鼓多以整木刳空、两端蒙皮制成，小型者便于携舞，大型祭祀用鼓则逾丈见长。铜鼓以黄铜铸就，鼓面略大于鼓身，中央饰太阳纹。表演用鼓多横置于四脚木架之上，架高约及人腰，以适配击鼓起舞之姿。不同鼓具因场合与功能而选用各异，形态丰富。

1.1迁徙中的苗鼓

苗族历经灾难却顽强不屈，该民族在远古时期曾是最强盛的部落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炎黄传说时代，原本居住于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一带，后不断迁徙。据苗族古歌和赶秋节相关记载，远古时期苗族先民常遭毒蛇猛兽，他们将其擒获后，‌剥皮蒙鼓、削骨为槌‌，击鼓而舞以庆胜利，并以此纪念丰收与平安‌。

苗族用鼓与战争密切相关。远古炎黄之际，苗人先民即以鼓声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兼作传达后方讯息的工具，助将士重振斗志。在漫长迁徙中，苗人跨越崇山峻岭，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鼓又承担起联络之责。苗族儿歌及“祭鼓词”就有“敲石传不远，击木响嘭嘭，先击石，后击鼓”等唱词，皆可印证先民以击鼓沟通的传统。鼓声洪亮，传播力强，便于在山地间互通音讯，苗人因势置鼓，以特定击法联络，既能减少往返的路程，又能应急。大迁徙途中，虽众多器物皆弃，但鼓独得以留存，族中约定以其作为寻根问祖的凭证。现代社会通信发达，苗鼓传信功能渐趋消失，然而其击鼓的节奏与动律得以承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身体律动，进而发展为有章可循的鼓舞动作，可见鼓舞生成与苗鼓的实用功能密不可分。

1.2史料中的鼓舞

追寻苗族鼓舞的源头，还要从苗族悠久的历史中寻觅相关文献典籍，厘清鼓舞的相关记载，出现于何时，由何而来，又缘何发展。从史料中追溯苗族鼓舞的历史传承与发展，探寻苗族鼓舞与苗族文化生活的关联。

根据唐代《朝野佥载》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闾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最早的“鼓”是由黄帝发明的，但把鼓舞艺术发展到新高度的却是苗族，黄帝战蚩尤后，苗族被迫往西部崇山峻岭中迁徙，在这千年的迁徙过程中，苗族始终与鼓为伴，同时创作出了艺术水平极高的苗族鼓舞。这段记载主要描述当时苗族先民在父母去世后进行的鼓乐歌舞活动，其独特的殡葬习俗是苗族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体现。唐代《乐府杂录》载：“鼓乐手、葫芦笙”中的鼓乐指的就是苗族鼓舞。由此可见，苗族鼓舞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并在民族活动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

明代嘉靖年间《思南府志》载：“蛮僚杂居，言语各异。…信巫屏医…”表达古代乌江流域或武陵地区不同民族杂居，这里很可能就是苗族与土家族，他们有各自的语言与交流方式，有客人来了他们就会击鼓来表达欢迎与尊重。清期也有相关史籍记载，如清代《苗防备览·风俗考》载：“刳长木，空击中，冒皮其端以为鼓。使妇人之美者跳而击之，择男女善歌者，皆衣优伶五彩衣，或披红毡，戴折角巾，剪五色纸两条垂于背，男左女右，旋绕而歌，相迭和唱，举手顿足，疾徐应节，名曰跳鼓藏。”明清时期，苗族内部分化出“红苗”“白苗”“青苗”和“花苗”等支系，同时苗族上层人士创新建造了铜鼓。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地方志对其也有详细记载，主要关于祭祀、娱乐与社交等方面的作用。在《凤凰厅志》与《苗防备览》等地方志书记载，鼓舞盛行于明清前，其舞蹈动作与仪式举办时间和场合都承载着湘西周边的农耕文化内涵。传统木鼓鼓身由木板块组成，木板代表苗族远古部落或支系，结鼓社和开鼓会时，一面鼓代表一个村寨，百鼓齐鸣则象征着一个部族共同的繁荣昌盛。

鼓，是苗族特殊的情愫，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器具，在时光流转中不断演变，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生。每当鼓声响起，苗族儿女踏鼓而舞，那激昂的节奏流淌着千年积淀的文化血脉，那铿锵的韵律中跃动着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这是苗族人民不朽的精气神与古朴稚拙的特殊情感。

1.3仪式中的鼓舞

苗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其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等原始崇拜内容。苗族鼓舞作为苗族文化的体现，许多动作都模拟劳动、生产、战争与生活场景。

苗族先民认为鼓是祖先神灵的象征，有专门鼓的仪式活动，称为“藏鼓节”，其仪式与活动都围绕“鼓”进行。首先，舞者们身着苗族传统服饰，人们自然围圆，顺时针方向踏步起舞，手臂随舞步自然摆动。男子吹芦笙领舞，女子随后婆娑起舞，还可以在唱跳间促进男女青年交往认识。鼓同时也是族群的标志，一个鼓代表一个族群，象征维系血脉亲情的纽带，表达苗族对祖先的崇拜与敬仰，同时寄托苗族人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愿望。

除“藏鼓节”外，苗族的“踩鼓节”也十分具有代表性，是贵州地区苗族最隆重的仪式。一般在农历二月举行，男女青年聚集在特定的场合进行踩鼓。此鼓是以牛皮为鼓面，鼓身是将实心楠木挖空制作而成。开始时先由族里最有威望的长者将楠木鼓与鼓架搬入场地，后用力击打鼓面，人们听闻鼓声前来，翩翩起舞，年轻男女趁机相互认识并进行择偶活动；老年人也身着新衣，围鼓而歌，人们尽情载歌载舞，直至天黑才离开。在舞蹈结束后，女子拿出亲手编织的花带敬献于楠木鼓上，表达其感恩之情。最后，鼓主把鼓抬回家中，端放于阁楼之上。除了藏鼓节和踩鼓节，在春节、鼓社节、苗年以及平常自娱自乐时也会进行鼓舞表演。

2.苗族鼓舞的艺术形态

苗族鼓舞因地域分布、功能需求及文化语境的差异，呈现出多元并存、多维共生的艺术形态。湘西与黔东南等地风格有别，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同时，其在功能与文化维度上兼具传信、祭祀、娱乐等多重内涵，形成丰富的多维属性。多元与多维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苗族鼓舞完整的艺术形态。

2.1苗族鼓舞的多元风格

苗族鼓舞的多元性特征主要体现于地域分布的差异。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历史脉络与文化生态，孕育出风格迥异的鼓舞形态，共同构成了苗族鼓舞丰富多彩的艺术版图。

湘西地区是苗族鼓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鼓舞风格以刚健有力、步伐多变著称。湘西苗族鼓舞大体可分为花鼓舞、猴儿鼓舞、四方鼓舞等多种形式。花鼓舞是湘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鼓舞类型，表演者不限男女，可二人、四人乃至多人同时表演，舞者可执鼓槌击鼓，亦可徒手击鼓，执槌击鼓有“美女梳头”“美女插花”等二十余种手法，徒手击鼓有“狮子滚球”“雄鹰展翅”等八种形式，表演时场面宏大，观赏性极强。猴儿鼓舞则模仿猴子的形态动作，舞者围绕苗鼓而舞，动作原始质朴，突出猴子灵动、敏捷的特点，包含攀爬、摘桃、抓耳挠腮等动作，下肢蹲跳较多，风格滑稽诙谐，主要为男子表演，被誉为舞蹈中的“活化石”。四方鼓舞以四面鼓为核心器具，表演者多为四人，两男两女交错而立，面对各自鼓面起舞，动作和谐一致，节奏明快，气氛欢乐，多在盛大节庆表演。

与湘西地区的刚健风格不同，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鼓舞呈现出另一番风貌，其中以反排木鼓舞最具代表性。反排木鼓舞流传于台江县反排村，其动作特点是扭胯、甩肩、翻腕三者协调配合，舞者以腰部为轴心，带动全身大幅扭动，步伐轻快而富有弹性，击鼓节奏复杂多变，常由慢渐快，高潮处急促激烈。与湘西鼓舞多表现劳动生活、节庆欢腾不同，反排木鼓舞与苗族“吃鼓藏”祭祀仪式联系更为紧密，具有强烈的原始宗教色彩。其舞蹈语汇多模仿动物动作与农耕劳作，风格粗犷奔放，被誉为“东方迪斯科”。

湘西的刚健雄浑、黔东南的粗犷奔放，二者风格迥异却各美其美。湘西地区地处湘鄂渝黔交界，交通相对便利，汉文化影响较深，鼓舞形式趋于程式化与观赏性；而黔东南地区山高谷深，相对封闭，原始祭祀传统保存较为完整，故鼓舞风格更为古朴神秘。各地域鼓舞形态在长期传承中既保持自身特色，又相互影响、彼此吸纳，共同构成了苗族鼓舞多元共生的艺术格局，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因地域而生、因文化而异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2.2苗族鼓舞的多维属性

苗族鼓舞的多维属性，主要表现在功能维度与文化维度。功能上，苗鼓在历史演进中承载了传信、祭祀、娱乐等多重功用，这些功能深刻影响着鼓舞的节奏形态与表演风格；文化上，鼓作为文化符号、鼓点作为舞蹈表演的媒介、鼓舞场域作为文化边界的标识，共同构成了鼓舞形式的多重文化属性。

从功能维度来看，苗族用鼓之初，鼓声主要承担战争信号与山地联络之责。远古炎黄之际，苗人先民即以鼓声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鼓又成为远距联络之具。鼓声洪亮、传远力强，这一实用功能催生了固定鼓点与节奏模式，为鼓舞的动作生成提供了内在依据。祭祀场合中，鼓被赋予“通祖”的神圣意涵，击鼓须遵循仪式要求，击鼓者、击鼓时间、击鼓方式均有特定规定，由此形成特定的鼓舞风格，动作与鼓点相对应，鼓声成为沟通祖先的媒介。节庆场合则突破了祭祀仪轨的约束，鼓舞动作趋向自由热烈，鼓点节奏富于变化，舞者融入跳跃与对舞等元素，充分展现鼓舞的审美功能与娱人功能。传信、祭祀、娱乐三重功能交织并存，使苗族鼓舞在节奏形态与表演风格上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性。

从文化维度来看，鼓具本身兼具实用物与象征物的双重属性。苗族鼓具多选用整木刳空而成，蒙以牛皮，鼓身雕刻图腾纹样，既是发声之器，也承载着族群记忆，成为苗族文化的重要符号载体。鼓点节奏与舞者的身体动作相呼应，步伐、节奏、动律、速度皆由鼓点而定，习鼓者在反复练习中将鼓点内化为身体动律，形成“以鼓领舞、鼓舞合一”的表演特征。鼓舞展演的场域包括祭祀场所、村寨广场、节日集会等，不同场域对应不同的鼓舞类型与表演规范，场域的转换既体现了鼓舞功能的多元性，也映射出苗族文化内部的空间秩序与社会结构。

综上所述，苗族鼓舞在功能维度上兼具传信、祭祀、娱乐等多重功能，形成节奏形态与表演风格的层次性；在文化维度上，鼓作为符号载体、鼓点作为舞蹈节奏、表演场域作为文化边界，共同构成苗族鼓舞形式的多重文化属性。功能与文化的交织，使苗族鼓舞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更是承载族群历史、维系社会秩序、表达审美理想的文化综合体。

3.结语

苗族鼓舞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该族群深厚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双重文化内涵。从人类学视角来看，这一艺术形式完整记录了苗族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性演变过程。纵览苗族千年发展史，鼓舞艺术始终以其独特的文化韧性，与苗族社会保持着共生共长的密切关系。因此，对苗族鼓舞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不仅是对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守护，更是维护中华文化多样性、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与传承苗族鼓舞，既是守护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家园，也是守护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瑰宝。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