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圈子”文化下微信谣言传播研究

根据2019年8月30日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全年新增网民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为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微信谣言治理报告》中显示微信平台2018年全年共拦截谣言8.4万多条，辟谣文章阅读量近11亿次。[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国网民不断增长，从侧面反映出公众愈加依赖互联网，网络传播成为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

一、谣言与微信谣言概述

在卡普费雷看来，谣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根据媒介演进规律来看，最早的信息传播是口语传播时代，人与人之间是靠声音或者语言来传播，到了大众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传播更加迅速，无界性也更加突出。对于谣言而言，可以从社会学和传播学两种角度去剖析，传播学更加关注的是谣言在传播中的方式及影响，而社会学更加关注传播过程中背后的深层次含义。进入互联网时代，谣言不仅仅是口头传播，更多的是借助技术的发展迅速到达受众，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精准的到达。

对微信谣言的研究要从微信诞生之时开始，腾讯公司在2011年1月21日推出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即微信（We Chat），而朋友圈是内置在微信的主要功能之一。到目前为止中国知网中共有240篇关于微信谣言的论文。学者高潇和甘险峰指出在“圈子文化”中微信谣言传播的复杂性，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并且在圈子内的一种封闭传播，致使信息传播混乱

二、“圈子”文化

费孝通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圈子社会，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种关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个“圈子”里，用户长期的一系列活动，如朋友圈转发的信息、互相点赞、评论等内容、行为一起构成了微信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圈子文化，它是指一种开放度不高、参与者寡、参与主体之间黏性大的小众文化。[罗家德等社会研究学者认为，所得到的人际关系结构可分成三种不同形式：派系，纯情感性的非正式团体以及圈子。在这三种不同形式中，圈子具有利益关系的、边界模糊的、非对抗性的人际关系结构特点，“圈子”内的群体追逐权力、资源，并按照一定规则来进行分配。

三、“圈子”文化下微信谣言传播分析

（一）作为社交媒体微信传播方式

微信作为腾讯旗下的社交产品，微信传播信息主要通过三个子功能来进行的：微信聊天、朋友圈以及公众号。在微信平台中，多种传播交织，构成的传播网络复杂，个人作为传播节点连接各类网络，如人际传播中的点对点，即微信私聊；群体传播的点地面，即微信群聊。在这种偌大传播系统中，如若信息传播到微信以外的社交平台，便进入了大众传播系统中，因此，微信的传播方式复杂多样，除了有普遍的互联网传播的无界性，也有独特的准确送达与亲密性特点。

（二）“圈子”文化下对传播机制内外部影响

“圈子”文化下微信传播方式多样，一方面可以巩固人际关系，“圈子”是建立在熟人基础上的，随时保持联系，即使身体缺失但是还可以进行交流增进感情，成员间的价值观大致符合，可能共同规划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圈子”本身也有不利之处，从传播的回路来看，可能形成信息茧房，用户成为单向度的人。用户生活在虚拟世界，当用户选择性的与某人交往时，是带有某种目的的，封闭性的特征，使得相反的意见无法流入空间内，逐渐形成自己的“茧房”，用户成为单向度的人，只肯定自己的观点，或者只是片面接受某个信息的一方面，然后对其肯定，得出结论，造成信息遮蔽现象。

四、“圈子”文化中微信谣言传播的净化措施

（一）技术支撑：构建数据监测与分析系统

微信的封闭性特征无法时刻监测谣言的动向，也无法及时辟谣，在狭小的传播空间内，用户的高度同质性就致使谣言会迅速扩散，因此必须从技术入手来管理谣言的扩散。要联合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微博、论坛等多种渠道做好辟谣工作。一方面从传播者角度来看，微信运营商应设置权威性的辟谣公众号或者允许相关机构入驻辟谣小程序中，对微信谣言出实、合理的解释，在民众面前澄清事实真相，进行辟谣；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将目前热点的话题进行分类，在阅读量和热度方面明确目前可能形成的舆论有哪些内容，再利用数据分析将信息内容中具有较强谣言特征的来进行辟谣。

（二）用户个人：提高媒介素养

提升用户理性判断的能力，尽量将谣言传播中接受者因为缺少理性而带来的问题减弱到最小。谣言的传播与受众的理性与否有密切关系，缺少理性的基础，更容易对谣言认同，同时也缺少足够的判断分析工具。微信用户应该不断学习知识，了解更多的常识，用户自身的提升也是有效遏制谣言传播的重要措施，不能一直依赖于制度性的政策。

（三）把关人: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能力

整治微信谣言需要从各个环节来进行，通过各种努力，包括加强法律手段、增强政府职能部门介入、培育网民抵制谣言的意识、加强行业自律等，积极倡导和主导微信传播过程中的正能量，抵制微信谣言的生产和传播。在谣言传播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代表着权威，在信息传播中，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发挥政府的监督能力；利用法律的力量，政府也可以在呼吁受众一起参与，引导受众可以对谣言进行辨别。

（四）融合思维：多元化治理

通过外部信息的流入打破这层“屏障”。治理微信谣言要借助微博的开放性，发布话题使得更多公众参与其中，也可以通过知乎进行问题讨论，还有发布抖音视频等。因此在微信谣言传播时，各个辟谣机构通过微信官方平台、微博、抖音或快手，运用文字和视频解说方式吸引受众。融合思维的治理方式是多元的，运用各类社交媒体、各种传播形式，这种治理措施更多是从传播者、把关人、用户、技术这些因素的综合运用。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对微信谣言净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微信谣言对于用户来说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判断，也会对社会舆论产生不利影响，不仅要清楚会影响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还会影响社会的其他系统。微信谣言的传播要从多方面制止，用户自身需要提高辨别能力，理性判断；监管部门要随时监测数据，发现异常紧急采取行动；微信平台需要担起责任，对用户、社会负责，不能只是为了盈利的目的；政府需要加强监管，还有法律需要不断去完善。“圈子”文化本身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面对新媒体环境，谣言认知就应该放在具体语境与传播形态中进行思考，重新认识圈子文化下谣言的特征及影响，在抓住原因和本质的基础上，才能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这不仅有助于反思谣言现象，理解网络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其路径，也能更好地解读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系列问题。

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